自伤青少年的冲动性

以自我报告、行为学和脑电为指标, 检验自伤青少年的冲动性。研究1, 对820名普通中学生和72名工读生进行问卷调查, 探讨自伤行为与情绪调节困难、冲动性的关系。结果表明, 冲动性能够预测自伤行为, 且预测效应量大于情绪调节困难。研究2, 采用Go/Nogo范式的ERPs实验, 检验自伤组与对照组冲动控制的行为学与脑电差异。结果表明, 自伤组Nogo正确反应的N2波幅显著高于对照组, N2潜伏期在部分电极点处高于对照组。脑电地形图显示两者的脑电差异主要体现在前额叶区。结论：自伤青少年的冲动性高于同龄普通青少年。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持续和停止的预测性因素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是个体未来自杀意图、自杀行为以及长期心理障碍等问题的重要风险因素,了解能够预测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持续或停止的因素有助于为该行为的早期预防及干预提供新视角。基于Nock的整合理论模型,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发现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持续或停止具有预测作用的因素主要集中于生理机制、个人特质(情绪与认知、人格因素等)和社会因素(同伴因素、家庭因素等)三方面。未来相关研究应注意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及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测量技术,拓展被试群体和研究领域来探究对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展进程具有预测作用的风险因素和保护性因素,并深入探究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     

青少年抑郁与自伤关系的追踪研究：亲子沟通的调节作用

为考察青少年抑郁与自伤的双向关系及亲子沟通的调节效应,采用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流动中心用抑郁量表和亲子沟通量表对595名初一学生进行为期10个月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从初一到初二,抑郁呈增长趋势,且性别差异显著,而自伤的增长趋势不明显,但到初二后表现出了明显的性别差异;抑郁和自伤的同时性相关和继时性相关均显著;前测抑郁对后测自伤有明显的预测作用,但前测自伤对后测抑郁的预测作用不明显;父子沟通和母子沟通在前测抑郁与后测自伤水平之间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青少年抑郁与自伤行为的发展轨迹及其关系：基于两年的追踪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贵州四所学校的581名初一学生进行历时2年的3次追踪测查,采用交叉滞后模型和潜变量增长模型考察了青少年抑郁和自伤行为的时序效应以及二者的发展轨迹及其关系,同时探究了社会支持在其间的保护作用。结果发现：(1)青少年抑郁能够显著预测其后续的自伤行为,但自伤行为对后续抑郁的预测作用不显著;(2)抑郁和自伤行为在青少年早期并非稳定不变,而是呈线性增长趋势;(3)抑郁的初始水平和增长均能正向预测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增长;(4)社会支持能够显著调节抑郁增长对青少年自伤行为增长的影响,具体而言,抑郁增长对青少年自伤行为增长的影响在低社会支持水平下更强,而在高社会支持水平下有所减弱,说明高社会支持在其中发挥了保护作用。该结果揭示了青少年抑郁和自伤行为的动态发展关系及其保护性因素,对于制定科学的预防及干预方案、帮助青少年减少自伤行为等具有重要价值。     

自伤行为的神经生理机制及共病障碍比较

自伤行为是危害公众心理健康的重大隐患。综合自伤行为的新近研究成果,情绪脑区、控制脑区、疼痛脑区、奖赏脑区、阿片类系统和多巴胺系统以及特定基因的异常共同参与了自伤行为。将自伤行为与自杀、成瘾、进食障碍和抑郁障碍进行比较,发现自伤行为与其共病障碍存在部分相似的发生机制。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了自伤行为的认知神经机制假设模型,并就自伤行为神经生理机制的性别差异、发展特点及干预等提出研究展望。     

自我批评与青少年自伤: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采用情绪调节量表、自我批评量表、心理痛苦量表和自伤行为量表对914名中学生进行测查,从中筛选出311名有自伤行为的青少年进行统计分析,探讨自我批评与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心理痛苦的中介作用和认知重评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在控制了性别和是否独生子女的影响后,自我批评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自伤行为,心理痛苦在二者之间起中介作用;(2)自我批评通过心理痛苦对自伤行为的间接效应受到认知重评的调节,认知重评可以减弱自我批评对自伤行为的间接影响。     

青少年早期抑郁和自伤的联合发展轨迹：人际因素的作用

通过对859名初中生历时3年的3次追踪测量, 考察了抑郁和自伤的独立与联合发展轨迹, 并对3种重要人际关系(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在二者联合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检验。结果发现, 青少年早期抑郁和自伤分别呈现4条和3条异质性发展轨迹; 二者的联合发展轨迹包含“低抑郁-低自伤-稳定”、“低抑郁-低自伤-增长”、“中抑郁-中自伤-降低”三类; 父母心理控制和同伴接纳分别为青少年早期抑郁和自伤的风险与保护性因素。     

自伤行为研究：现状、问题与建议

自我伤害行为指个体在没有明确自杀意图的情况下, 故意、重复地改变或伤害自己的身体组织。这种行为虽不致死, 但极具危险性。对自伤的诊断一直存在争议, 争议的焦点主要是自伤与自杀、自伤与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关系问题。从流行学调查结果看, 国内普通青少年自伤比例高于西方, 达36%~57%, 但该行为在国内所受关注不多、相关研究甚少。影响自伤的危险因子, 总体可分为早年创伤性经验和个体易感性两大类, 后者包括情绪管理障碍、冲动性和生物学因素, 但各因素对自伤的影响程度尚不清楚。从病因和病理学研究现状看, 很多理论模型被提出来解释自伤的动机和原因, 包括功能性模型、发展病理性模型和整合模型等。自伤领域的研究虽然在近10年有飞跃性的增长, 但仍然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未来研究可以考虑进行自伤的分类研究、某些主题的细化研究、跨学科和跨文化研究等。     

青少年亲子依恋对非自杀性自伤的影响:自尊的中介作用

为探究青少年亲子依恋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尊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亲子依恋量表、Rosenberg自尊量表和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对472名高中生进行调查.结果 显示:(1)亲子依恋与自尊均显著负向预测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亲子依恋显著正向预测自尊;(2)自尊在亲子依恋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     

青少年自伤行为的机制及影响因素:基于情绪管理的视角

青少年是自伤的高危人群,这与自伤的情绪管理功能密切相关。基于情绪管理视角,生物社会模型、回避体验模型和情绪管理模型分别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情绪管理在自伤发生中的核心地位。综合目前关于自伤的心理学及跨学科研究成果发现,青少年自伤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基因与脑等生物学因素、家庭与学校环境中的人际因素,以及个体的人格特征。其中,基因、脑与家庭环境对青少年自伤的影响尤为关键。今后应在纵向研究、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以及脑成像技术融合等方面对自伤进行进一步探讨。     

非自杀性自伤与接纳承诺疗法的多维解析

接纳承诺疗法干预非自杀性自伤已经被一些临床案例证实疗效显著,与其他传统的心理治疗相比,接纳承诺疗法的干预效果更加持久。首先分析了非自杀性自伤基本含义以及各类特征,从心理动机的角度简要说明了非自杀性自伤发生的原因,再结合接纳承诺疗法的心理病理模型及治疗模型,阐述了接纳承诺疗法是通过提高个体心理灵活性减少非自杀性自伤发生的的理论依据与治疗过程,最后梳理了近年来国外学者通过接纳承诺疗法干预非自杀性自伤的实证研究及效果,为其他研究者实践该疗法治疗非自杀性自伤提供借鉴思路。     

Executive Functioning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The present investigation examined neurocognitive functioning, focusing on executive functioning (EF), in 39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and 24 healthy control subjects all ages 8 to 17 years. The 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 for Children-Third Edition along with several measures of executive functioning including the Wisconsin Card Sorting Task, Trail Making Test, Controlled Oral Word Association Test, and the Stroop Color Word Test were administered. The neurocognitive profiles for the group of depresse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ere grossly intact as most scores on intellectual and EF measures fell within the average range and did not differ from the comparison group. Mental processing speed was decreased in the MDD versus normal control group and 27% of the depressed group performed below average on the Trail Making Test. This investigation provided a good base from which to compare future literature on EF in outpatients with early-onset MDD.     

累积环境风险与大学生自伤的关系:情绪调节策略的作用

通过两个子研究分别考察累积环境风险与大学生自伤行为间的关系模式,并探讨注意分散与认知重评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对高风险大学生自伤意图的缓解作用。研究1在1066名大学生中采用问卷调查,探索累积环境风险对大学生自伤行为的作用及模式。基于研究1的结果,研究2选取符合高风险背景的62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实验室实验对两种情绪调节策略的作用予以考察。本研究结果表明：累积环境风险对男女大学生自伤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均符合非线性“正加速模式”,但男生群体随累积风险数量增加而引发的自伤行为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女生。对于高环境风险背景下的大学生,注意分散和认知重评两种策略均能降低其自伤倾向性与自伤认同,但不能降低其自伤意念。这提示应重视对经历了高环境风险的大学生进行情绪调节策略等方面的干预,以减少其采取自伤行为的倾向性。     

下丘脑异常与抑郁症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了抑郁模型动物或抑郁症病人下丘脑异常的大量证据, 诸如下丘脑体积及神经元数目的改变, 下丘脑-垂体-内分泌轴的改变, 下丘脑相关激素、受体及其基因、神经肽的改变, 下丘脑与其他脑区功能联系的改变等等。然而, 下丘脑与抑郁症关系的研究所获证据多来自动物实验、或临床间接指标(如病人外周血激素水平等), 或病人脑组织尸检, 缺乏来自病人活体下丘脑异常的直接证据。今后的研究可考虑运用影像学的手段更直接地探索抑郁症患者活体下丘脑的结构特征和功能特征, 以期发现抑郁症的生物学标记及其可靠性指标, 为抑郁症的客观诊断提供依据, 为揭示抑郁症病理机制提供线索。     

抑郁患者的注意偏向

抑郁患者的注意偏向是抑郁认知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该文从研究范式、注意偏向特点及理论解释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研究范式上有Stroop范式、点探测任务和线索–靶子范式等,在抑郁患者注意偏向的特点上有对象为临床患者、需要阈上刺激、刺激内容针对抑郁患者和刺激强度不能太弱等,在理论解释上有注意成分、注意聚焦变窄、认知负荷和唤醒水平等,并对将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     

不同抑郁症状青少年日常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差异

为了考察无抑郁、阈下抑郁和抑郁青少年日常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差异,采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和青少年日常情绪调节问卷测量了766名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及其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结果发现：青少年抑郁症状越多,使用认知重评越少,使用认知沉浸、表达抑制和表达宣泄越多。当调节积极情绪时,青少年抑郁症状越多,使用认知重评越少,使用认知沉浸和表达抑制越多,但使用表达宣泄无显著差异;当调节消极情绪时,青少年抑郁症状越多,使用认知重评越少,使用认知沉浸、表达抑制和表达宣泄越多。并且,阈下抑郁青少年的情绪调节策略使用均介于无抑郁和抑郁青少年之间。结果表明,青少年抑郁症状越多,使用认知重评等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越少,使用认知沉浸等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越多,但具体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可能会受所调节情绪效价的影响。同时,相比无抑郁和抑郁青少年,阈下抑郁青少年的情绪调节策略使用更具识别和干预的价值。     

Self-injury and readiness to recover: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components of the stages of change model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recovery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 of stages of change. To do this, a content analysis of online posts about NSSI from 73 participants (M_age = 19.4; SD_age = 5.49) with a history or NSSI was performed. Specifically, two rubrics were used. The first examined stages of change and the other positive and negative views toward NSSI recover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 preponderance of posts was in the precontemplation (39.7%) and contemplation (52.1%) stages. Individuals in the contemplation stage mentioned significantly more disadvantages than advantages to change compared to those in the precontemplation stage. Overall, the current study provides preliminary evidence for the utility of stages of change when conceptualizing NSSI recovery.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are addre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