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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20,(12)
在21世纪日益激烈的生命医学国际竞争中,合成生物学作为典型的双刃剑型新兴科技,在其广阔的应用前景之下,巨大的风险阴影正初露端倪。密切关注了合成生物学在军事领域的巨大潜力,解析以合成生物学为代表的新兴生命医学科技在生物安全安保、伦理规范、知识产权和公众认知等诸方面可能对总体国家安全构成的风险与问题,观照发达国家先进的监管和治理方式,尝试提出我国合成生物学安全、伦理与政策法规研究的策略建议,以期促进中国合成生物学的负责任创新与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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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生物学被誉为改变世界的十大新技术领域之一,给生物技术产业带来了空前变革,但同时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风险,如何对其进行管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各国政府以及组织机构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伦理指导原则,但依然存在诸多管理问题。对此,有人提出自我管治才是合成生物学最好的出路。那么究竟自我管治是否可行?本文将梳理合成生物学的政策和伦理管治现状,分析存在的管理问题,介绍自我管治的经验,探析自我管治在合成生物学中的可行性与局限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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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和全球范围内环境保护浪潮的兴起,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贸易与环境问题日益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关注。一些国家还利用贸易措施来影响其他国家的环境政策。从2010年召开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就可以看出环境问题不仅成为当代国际贸易体系中的重要议题,更成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焦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飞速增长是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的,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落后的科技水平与欠缺的制度等都是造成我国贸易与环境冲突的根本原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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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20,(9)
合成生物学以创造新型生物为目标,这一领域的飞速发展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陆续引发众多伦理问题。利用VOSviewer等科学计量工具对国内外合成生物学伦理领域2000年~2019年近20年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量化分析,通过对时间分布、地域分布、关键词共现、研究方向等数据的系统分析,进一步对国内外学者、专家的应用研究成果与伦理思考进行总结概括,并对合成生物学伦理问题的研究趋势提出展望,以图廓清国内外合成生物学伦理问题研究的发展态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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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动态》2015,(10)
会聚技术以会聚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这四大科技为手段,以提高人类能力,甚至改变我们的物种为目标。因而,从这一概念提出之始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香山科学会议"第527次学术讨论会围绕"会聚技术的伦理问题及其治理"这一主题,针对纳米技术与合成生物学所带来的安全与伦理问题及其治理,展开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对话和深入讨论。与会代表认为,会聚技术已经将对自然的干预转向人自身。在这样的背景下,伦理学不仅要"坐而论道",更要"起而行之":即深入科学技术前沿,与科学家一同分析会聚技术发展的可能性及其条件,在科学实践中厘清和辨析会聚技术的伦理问题,探索会聚技术健康发展的伦理框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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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等新兴科技引发的科技伦理风险正在对一部分传统社会秩序予以解构和重塑,科技伦理治理是应对此种新型风险的时代范式。法治化为科技伦理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旨在推动其他社会规则向法律制度的转变,保障治理的规范性。法治化过程需要实现“伦理与法律”“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利益平衡。科技伦理治理的法治化强调对伦理问题的全过程治理,风险预防是主要目标,应当在治理前端构建伦理风险监测机制,在治理中端强化伦理审查与监管机制。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完善是法治化的首要目标,制度供给是推进治理的核心路径,应当制定科技伦理基本法,加强科技重点领域的专项立法,并治理后端建构和落实相关的法律责任机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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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领域中新兴技术的迭代所形成的对人类道德秩序的搅动使实验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受到了新的挑战。实验伦理学需要依赖新技术路径应对其他新兴技术所产生的道德难题,如利用大数据、虚拟现实研究人工智能的道德决策。但实验伦理学的新技术路径自身又会负载实验方法的科研伦理困境。因此,新兴技术既产生了新的道德难题,也推动了实验伦理学研究框架的变革,二者之间可能的协同演化关系是:新兴技术依靠实验伦理学获得道德合法性,实验伦理学则借助新兴技术扩展研究视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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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生命医学伦理学研究和实践领域的重要方法,近几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原则主义被不同行动主体在多层次、多领域广泛应用。然而,新兴技术引发道德难题的情境化、多元化、大众化等特征,使得原则主义在方法论意义上面临着诸如融贯性、伦理洗地、人类中心主义等多重困境。实际上,原则主义是当前科技伦理治理的有效工具,能够发挥构建科研文化的认知作用,在实践上也有利于科技伦理的多元主体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伦理风险评估和敏捷治理,并能够为新兴技术的政策制定和立法提供价值基础。而当代原则主义的构建应遵循人与技术物相互融合、协同演化的基本理念,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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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是机构设置和机构改革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依据。推动发展和维护安全是国家治理的两大职能,也是推进机构改革需要统筹考虑的两大因素;科学处理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构成推进机构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本文基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视角,构建一个“对象-过程-主体”的风险防控分析框架,强调新时代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须瞄准以新兴重大风险为重点的全局性风险,坚持以风险监管为重点的全周期管理,坚持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重点的全领域联动。运用该分析框架对2023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进行的这次机构改革,以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鲜明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导向:改革的重点目标是防控科技、金融、数据、政治、社会等重点领域的重大新兴风险,重要任务是加强综合风险监管以解决监管交叉和监管空白等问题,根本保证是以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革来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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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限制适用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对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限制适用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及重要发展趋势。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基于各国国际私法乃至民商法的国际化、趋同化发展,以及国际私法基本价值目标充分实现的内在要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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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2020,(1):38-46
在行政场景中,技术理性是国家治理结构的主体方面和生产力基础。公共管理在政治行政二分背景下,移植了管理工程的技术叙事,以技术效能实现既有格局的意志和利益,并通过科层组织基础、公共性粉饰和制度主义进一步强化和美化了技术的神话。公共管理对技术认知和实践有诸多偏差,应当从系统工程和复合时空的视野建构行政的技术理解框架。行政、政治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和角力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外部格局,政治性、统治性、公共性、技术性、责任、秩序和治理方式等复合理性构成了内部格局。行政技术是国家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的建构方式,是政治和公共性等价值的实现途径,是制度形式的文明基础和实践途径,也是国家事务的管理工具和公共事务的服务手段。总体说来,行政的技术是实现行政、政治和社会连接的作为空间,也是国家治理结构的实现途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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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理增强、认知增强、道德增强、情感增强为主的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H ET)对人的深度“干预”使“人”陷入“深度技术化”状态从而引发了激烈论争,形成了“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两大对立阵营。双方论争焦点主要集中在:关于什么是“人”的形而上学问题;认知进化与退化、道德工具化与趋同化、情感真实性与同质化等人的社会属性问题;自主性与自主权、公平与公正、健康与安全等增强技术使用问题。双方论争角度呈现出多样性特征,且各自在自身的理论框架下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论争双方的对立,有的是利益分歧,有的是价值或文化冲突,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较低,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均衡,保持“必要的张力”,共同推动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健康良性发展。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