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政策疏离感对老年人医疗机构信任的影响

探索老年人医疗政策疏离感是否影响其对医疗机构的信任程度,提出改善老年人医疗政策利用效率的新思路。使用医疗政策疏离感量表和医疗机构信任问卷对安徽省三市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展开调查。结果显示有效样本中老年人的医疗政策疏离感平均值为3.03±0.48,即他们对当前医疗政策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的疏离状态;医疗政策疏离感显著负向影响老年人医疗机构信任,降低了医疗政策的利用效率,可能对老年健康问题造成影响,亟待改善。因此应从医疗政策宣传与医疗政策适老化两个层面,以医疗政策的使用侧为着眼点,推进医疗政策改革。

     

医疗服务的专业性及其治理:基于专业权力的思考

医疗服务区别于其它一般性职业,是知识含量极高的专业性领域,对其治理有着特殊要求.在考察西方国家医疗服务治理演变的基础上,对我国医疗服务治理提出了建立管理型医疗体制、法团治理结构、声望体系以及塑造专业伦理的综合性治理策略.     

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对医疗费用的影响

政府取消医院药品加成政策,增加对医院的补贴,增设药事服务费的做法在降低医疗费用方面难以取得理想效果,因为药品加成政策只是医疗费用高的表面原因,医疗费用高的真正原因是医疗系统的垄断,降低医疗费用必须采取包括放松政府管制、引进民间资本、维护医疗市场秩序、理顺医疗服务价格等综合措施.     

卫生服务数字化转型政策的价值与工具——基于健康医疗大数据的政策分析

价值与工具是健康医疗大数据政策的核心要素,深刻影响着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政策执行的方向性。本研究构建了“健康医疗大数据价值链-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框架,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探究了政策注意力分配与聚焦、政策工具影响策略与手段,以及价值链与政策工具的匹配性问题。本研究认为政策工具通过影响价值链过程达到政策价值目标;目前“强供给”的工具选择策略与基础建设阶段的价值链相匹配,为健康医疗大数据的价值转化创造了可能并奠定了基础;但是面向标准规范与高质量发展的趋势需要以制度建设为抓手、以人民需求为根本进行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调整,进一步提升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民主的政策设计理论:探究政策过程中的社会建构效应

民主的政策设计理论是由美国学者安妮·施奈特和海伦·英格拉姆提出,她们从1993年开始试图发展的一个从社会建构视角理解政策过程的新理论,通常也被称之为社会建构框架。社会建构框架并非全新的理论,它是在借鉴多元主义理论、政策科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后现代公共政策理论基础之上建立的,是对这些理论的完善和超越。社会建构框架的主要理论基础有三个,即政策设计理论、社会建构理论和政治理论。民主的政策设计是该框架强调的内容,而其理论特色是对政策过程中社会建构效应的关注,并思考社会建构对于政策过程的影响途径和机制。以目标群体的权力和社会建构两个维度为基础,将目标群体划分为四类:优势者、竞争者、越轨者和依赖者,并详细讨论了目标群体社会建构的政策意蕴和政治后果。在此基础之上,该框架形成了有关政策过程的五个基本命题,即配置命题、反馈命题、起源命题、社会建构变迁命题和政策变迁命题。社会建构框架对于中国的政策过程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新时代农村公共卫生政策的量化分析研究

基于“供给−需求−环境”分析模型,对中国2013年～2022年出台的242份农村公共卫生政策文件进行量化分析后发现,地区差异明显,东部、中部地区较东北部、西部地区的相关政策更多;从模型看制定供给端政策最多,需求端次之,环境端最少。从公共伦理学视角进行原因分析,提出农村公共卫生政策的公平正义有待提高、农村居民的公共利益应得到更充分维护、政策制定要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可持续发展要求等政策建议,以不断完善我国农村公共卫生政策、推进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发展。

     

我国医疗改革进程中卫生资源分配的公平性研究 ——基于合理问责框架的分析

面对日渐突出的卫生资源供需矛盾,卫生决策者必须重新审视卫生资源分配的优先次序与轻重程度,公平分配始终是中西学界关注的焦点,西方的“合理问责”框架自上世纪90年代提出,逐渐成为近十多年来保障卫生资源优先分配程序公平性的主导范式.运用“合理问责”的伦理学分析框架探讨在中国新医改背景下卫生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问题,卫生资源分配趋向公平有赖于以决策部门有效执行力为基础的综合性改革,取决于在合乎公平道义的前提下,决策部门能否推动公开透明、公众参与、问责监督等机制,并明确资源分配标准和优先分配项目.     

第三方支付:医疗救助费用支付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医疗救助是为缓解贫困群体的医疗困境而制定的一项医疗保障制度.我国医疗救助在实施过程中多采用事后报销的救助方式,救助效果不甚明显.通过分析第三方支付所产生的福利影响,提出将第三方支付的费用支付方式引入到医疗救助中,以期发挥更大的救助效果.     

江苏居民健康不平等及其分解:基于CHNS数据的分析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中江苏地区的调查数据,采用集中指数及其分解技术,分析江苏居民健康不平等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对居民健康不平等的贡献度。结果发现,在存在居民健康不平等的情况下,居住在城市、家庭规模、医疗保险等变量能够缓解健康不平等趋势,而教育、年龄等变量对健康不平等趋势具有推动作用。     

江苏居民健康不平等及其分解:基于CHNS数据的分析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中江苏地区的调查数据,采用集中指数及其分解技术,分析江苏居民健康不平等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对居民健康不平等的贡献度.结果发现,在存在居民健康不平等的情况下,居住在城市、家庭规模、医疗保险等变量能够缓解健康不平等趋势,而教育、年龄等变量对健康不平等趋势具有推动作用.     

早期肿瘤筛查与例行体检评价

例行体检不同于早期肿瘤筛查。早期肿瘤筛查也称机会筛查,是需要针对不同肿瘤的流行病学与发病特点,进行人群的选择。主要从已发表的文献,目前肿瘤筛查的现状、指南及专家相关建议出发,对早期肿瘤筛查及例行体检的特点做了简单剖析,同时对两者的优缺点等方面做了讨论。在此基础上,突出揭示了如何正确做好肿瘤早期筛查的必要性。结合实际自身情况及现有相关政策的情况下,合理选择筛查方式,将筛查成本效益最大化。     

癌症筛查中的医学伦理问题探究

癌症筛查是实现癌症早诊早治的有效手段。与临床医疗行为类似,癌症筛查存在医学伦理问题。根据当代医学伦理学自主、不伤害、有利和公正的四大基本原则,构建癌症筛查的医学伦理问题分析框架,对由癌症筛查技术本身直接引发的筛查受益与风险等实质伦理问题以及应用过程引发的知情同意、自主性、隐私性、分配公平性、社会包容与歧视等程序伦理问题进行探究。重视伦理问题,规避伦理风险,将提高癌症筛查受益,促进人群健康,需要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

     

高危型人类乳头瘤病毒对子宫颈癌筛查的意义

高危型人类乳头瘤病毒（HR—HPV）感染是宫颈癌发生的必要条件,本文就是否将HR—HPV纳入宫颈癌筛查进行探讨。通过对我院行宫颈癌筛查的2505例患者资料分析,结果显示对于经济条件良好或有宫颈癌高危因素的女性,细胞学检查（TCT）联合HR—HPV检测做为宫颈癌的初筛,其临床效益大于成本收益。     

抑郁症的概念及分类研究历史

宫颈癌的发病率居女性恶性肿瘤的第二位,只要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宫颈癌是一种可以预防和治愈的疾病。认真地做好宫颈癌的普查和随诊,能够降低宫颈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因为宫颈液基细胞学设备简单,方法便利,阳性检出率高,目前已成为基层医疗单位开展宫颈癌普查的重要手段。提倡宫颈癌的普查是对全社会育龄妇女健康的关怀,是医学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全社会的妇女都应享有这种人文关怀。     

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癌症筛检的考量

目前各项疾病危险因素的“危险性”不够高, 所以通过药物控制单个危险因素来预防疾病的效益很低。癌症筛检虽然使检出的癌症病人增加, 但并不能降低死亡率。因此建议, 在控制慢性病危险因素时, 应首选安全、低成本的有效干预方式方法;采用药物控制手段时, 应优先在综合危险程度较高的人群使用;要努力寻找特异性更高的危险因素指标, 以缩小危险人群;要进一步加强临床研究, 根据国情确定我国自己的诊断与治疗标准。癌症筛检的目标是要检出真正可从治疗中受益的病人, 特别是鉴别出无需治疗的“停滞型”癌症。无论是对疾病危险因素的控制, 还是对癌症筛检, 在改进技术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树立正确的健康和医疗观念。     

医学研究中的机构伦理问题探究

机构作为医学研究活动的主体,在构建国家科研伦理治理体系和倡导负责任的医学研究方面发挥着个体科研人员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引发了一系列独特而又时常被忽视的伦理问题和挑战。为此,引入一个全新的观点“机构伦理”,并辨析其与管理伦理、制度伦理、组织伦理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进而厘清机构伦理的概念和主要内容。重点剖析了医学科研机构中的两大伦理议题:机构伦理责任和机构利益冲突。医学科研机构的责任担当和有效规避利益冲突,在促进公众对医学研究的信任及营造良好的科研伦理环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浅谈我国癌症筛查的利弊

筛查作为有效控制癌症的重要手段之一,已引起国际上众多政府机构和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根据我国及全球癌症筛查的现状与进展,分析癌症早期筛查的积极意义、癌症筛查的弊端,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癌症筛查制度。我国应通过建立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和卫生系统共同参与的筛查模式,改进并寻求价廉效实的筛查技术,选择合理的因地制宜的筛查方式,推进全民健康教育,提高群众防癌意识,加强癌症的一级预防,从而实现到2030年我国总体癌症的生存率提高15%的目标。     

Qualitative Cancer Genetic Counseling Research, Part I: Ethnography in a Cancer Clinic

This is a report of the experience of several months' ethnographic research by a genetic counselor researcher in a cancer treatment clinic. One goal of the exercise was to directly experience a metho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known as ethnography, which relies heavily on participant-observation, in an applied clinical setting. Another goal was to explore a previously undescribed research area in the genetic counseling literature, namely, the meaning of cancer and cancer treatment for affected individuals and their support companions. Here we report on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experiences of conducting and publishing the research. The preliminary analysis and results of this field experience are published elsewhere (Peters et al. (2001) J Genet Counsel 10(2):151–168.). These initial findings support the feasibility of genetic counselors, who are trained in specific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ies, to conduct qualitative research pertinent to genetic counseling practice.This work was completed at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before employment at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 and does not represent the views of the NCI,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o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制度伦理与社会转型期的医德建设

市场经济的发展,多元价值观的形成,各种伦理价值观念之间发生了冲突,医疗道德失范现象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制度伦理对道德建设起着基础性和根本性的作用,以制度伦理建设为契机,并辅以正确的激励手段等,可以让医务人员树立正确的道德理念,引导和强化医务人员的价值选择和行为规范,重塑良好医德医风。     

医学教育办学体制机制的国际比较、差距及思考

对英国、德国、日本和美国发达国家在招生、学制学位、课程和质量保障方面的运行运转等信息进行了整理,并与我国的相关情况进行比较。就我国的医学院校招生规模、医学生录取选拔方式、专业学习时间设置、实习质量保障、医师资格考试与医学教育均值性评价、课程体系建设理念6个方面,分别对比并分析了目前我国与上述4个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和亟需改进的问题。结合我国医学教育的体制机制,从保障和提升医学人才选择与培养的质量控制和全过程角度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