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辩与不得不辩:孟子与庄子的言辩观念比较研究

善辩如孟、庄,其实都处于不辩与不得不辩的张力之中:"不辩"的观念来自于学术渊源与自身思想对言辩本身的警惕和省察,而"不得不辩"的行动则是对战国时期风行的公共论辩的现实回应。欲理解孟子与庄子言辩观念的内在张力,有必要先考察孔子与老子围绕"言"与"名"的言辩观念以及好恶情感的介入。孟子与庄子分别绍继孔子与老子的思考,进而透过"言""心""气"诸概念从语言、心性、气论、情感各层面反思辩论本身,并检讨言论观点的产生与接受机制,由此促使孟、庄在不辩与不得不辩的张力之中采取了迥然不同的辩论姿态。     

批判性论辩的科学价值──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视角

编者按：这篇文章提出，要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不研究作为其批判对象和论辩对手的种种理论思潮。应该说，这是很有启发性的。当然，全面而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内涵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它，不仅需要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批判对象和论辩对手的思想，而且需要研究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者和对立面的种种理论思潮，把错误思潮提出或曲解了的问题真正转化为我们正面研究的课题。同时，也需要把这种研究同对一定的时代条件、现实生活的分析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考察结合起来。这其中，关键在于科学…     

“四端”“七情”:东亚儒家情感哲学的内在演进

"四端""七情"是儒家情感哲学的核心内容,分别代表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先秦儒学对自然情感做了初步归纳,最为完备的表述是"七情"说。孔子对道德情感多有指点,孟子进一步总结为"四端"说。朱熹正式探讨"四端"与"七情"的关系问题,《朱子语录》中提及"四端理发、七情气发",但在其"心统性情"的架构中却将两者同归于属气之"情"。朱子思想内部关于"四七分合"的矛盾对东亚朱子学产生深远影响,在朝鲜儒学史上形成了持续日久的"四端七情论辩",其中以李退溪为代表的岭南学派主张"四七分理气",以李栗谷为代表的畿湖学派主张"四七气发理乘一途"。从孟子到朱子再到退溪,儒家情感哲学关于四七关系的理解经历了"正—反—合"的发展过程。     

请“礼”让位合理吗?——孟子论“礼”的双重内涵

尽管孟子描绘的君子人格需要成就"仁""义""礼""智"四个方面的要求,但"礼"在孟子思想中似乎处于辅助性地位。"礼"或者被认为是习俗规范,因能实现"仁"与"义"而具有工具价值;又或者有学者认为孟子之"礼"论具有较强的内化倾向,道德性的"礼"弱化了"礼"的外在规范性。同时,在《孟子》中,先贤也有貌似"违礼"的行为,孟子以"权"变解释这些行为是合理正当的。如是,初读《孟子》,难免留下请"礼"让位也未尝不可的印象。然而,对于孟子来说,"礼"并列为四德之一是有必然性的,对"违礼行权"也给出了严格的规定。通过分析《孟子》中与"礼"相关的文本,可以整理出"礼"的双重内涵,即规范之"礼"和德性之"礼"并重,且相互融通依托。通过对"礼"两重含义的梳理,能帮助我们开启对孟子"礼"论研究的新视角;通过重新界定"违礼行权",也可唤起对孟子"礼"思想的更进一步的重视。     

从孟告之辩看告子思想

《孟子·告子上》中孟子与告子之间的论辩,是记载告子思想的主要素材。在孟学史的传统解释中,孟告之辩的主题是人性论,孟子通过对告子的批判,捍卫了其"仁义内在"的性善论主张。然而在《荀子》和近年出土文献中可以发现,"善"的含义并不限于孟子式的道德心理意向。通过对孟告之辩的分析可以发现,告子思想的核心问题是"义外",在人性中并没有生来具备规范性的伦理原则。告子的义外说导向"学礼"的修养工夫,在儒家传统中接近荀子一脉。     

也谈《孟子》中“之”

“之”是《孟子》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字,可以是实词也可以是虚词。本文通过对《孟子》中“之”的词性分析,来加深对《孟子》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理解。     

恻隐之心:“同感”、“同情”与“在世基调”

一、问题的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最能体现儒家对人性理解的一个关键词,莫过于恻隐之心。因此,把握恻隐之心的深刻内涵,对我们理解儒家的人性论至关重要。究竟何为恻隐之心?它与孟子提到的其他三种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参见同上])关系如何?近年来,西方学者往往从同     

一脉相承的“是”——以海德格尔的论述为例

海德格尔关于being的讨论,是从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们关于这个概念的看法出发的。这些讨论既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相关论述,也有助于我们把握being这个概念的意义和历史。但是,由于中译文把它翻译为"存在",结果使我们字面上就有许多无法理解的地方。经过把它修正为"是",则可以消除这些问题。翻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理解的问题。与being相关,对照两种不同的理解,我们可以获得对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些新的认识。以此为例,我们可以认识到:应该把being翻译为"是",而不应该翻译为"存在";"是"的翻译和理解,可能会与逻辑相关,却不一定就是逻辑的理解;关于"是"的理解和认识,尽管可能会与逻辑相关,却主要而且首先是从语言方面得到的,即从being这个词的日常用法和通常使用方式得到的。     

“精神作为”:卡西尔与自由问题

在1929年发生在卡西尔与海德格尔之间的"达沃斯论辩"中,自由问题是他们争论的焦点之一。为了澄清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深刻分歧,还需回到各自的系统性文本之中去。本文以达沃斯论辩引出的自由问题为出发点,在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框架内,阐述"精神作为的自由"这一短语中表达出来的自由思想。本文的目的在于达到这一结论:卡西尔的整个哲学可被理解为一门为人类创造活动中的能动性而鼓与呼的自由哲学。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对卡西尔与海德格尔在"达沃斯论辩"中关于自由问题的观点予以简要评论。     

竹简《性自命出》与《孟子》"天下之言性"章

<孟子·离娄下>"天下之言性"章是孟子讨论人性的一段重要言论,但是由于个别文字难以训释,其内容一直不被人们理解,影响了孟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新近出土的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中,一些文句与"天下之言性,,章有可沟通之处,为我们破解该章内容提供了重要材料.本文拟结合新出土竹简材料对该章文字进行训释,并由字义训释进一步探讨孟子性善论思想.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告子与孟子人性论辩之分析

《孟子》中告子与孟子关于人性的论辩是中国哲学史上的经典对话。过去学者们大多站在儒家立场上评论他们之间的观点分歧。有的学者认为这场对话表明在人性问题上告子与孟子的差别最为明显,有的学者认为告子与孟子的人性学说不在一个层次,有的学者暗示告子悟性不足,未能理解孟子的思想。但是至今尚未有人对告子的论述作出连贯、系统的解释。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和辨析告子与孟子的对话,澄清他们的概念与譬喻的含义,会发现告子对于人性的表述是一个层层递进、内在统一的论证体系。虽然告子与孟子的人性学说不相一致,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无论从双方论辩的内容还是形式来看,告子都是孟子的一个合适的对话者。     

孟子如何“道性善”?——孟子与告子的人性之辩及其不同取向

<正>在中国文化中,"孟子道性善"几乎是一个常识问题,但如何理解孟子的性善论却是一个极为艰深的哲学问题。两千多年来,人性问题之所以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其实都与孟子的性善论有关,也是在对性善论之不同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性善论虽然表现为一种观点,但却绝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观点的问题,也不是只要从思想观点上说清了人性何以为善就算理解了孟子的性善论。性善论既     

论民主政治的显性“争吵”与隐性“和声”

现代民主应该具有双重面相,即"论辩"与"共识"。"论辩"主要基于自由主义理论描述和刻画的"参与"和"反对",表现为竞争者可以在公共议题、公共政策、政府当局等层面展开争论;"共识"指的是政治参与者(特别是政党)在竞争中必须坚决地持守对民族国家、民主体制和选举程序的认同,它是支撑"论辩"有效运作的前置性规则。"共识"的稳定性决定了民主政治整体的稳定性,这既取决于竞争主体(政党)的自愿认同,更需要运用强制的手段对之加以维护和保障。总之现代民主政治既需"论辩"的显性"争吵",更应有"共识"的隐性"和声"。     

从“批判性讨论”的理想模型到具体情境中的论证性会话——“语用论辩术”论证理论的逐步发展

在本文中,弗兰斯·范·爱默伦对语用论辩术理论的发展历程加以了概述,清晰说明了该理论如何从建构理想的"批判性讨论"模型,逐步和系统地发展到对真实论证实践中基本论证模式的探究。首先,他介绍了语用论辩术之"标准"理论的基本内容,该理论是以"论辩的合理性"为旨归的。进而,他概述了一些旨在巩固和完善语用论辩术"标准"理论的经验研究。之后,他讨论了语用论辩术的"扩展"理论,该理论的特点在于增加了探讨"取效性"的修辞学维度。随后,他介绍了一些与"遵从合理性来达到取效性"相关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在"扩展"理论中所引入的"策略性操控"概念。最后,他说明了论证性会话所发生的"制度化语境"如何被纳入到了语用论辩术理论建构当中。进而,他对当前语用论辩术关于"典型论证模式"的研究加以了讨论,这些论证模式都关联于在特定语境中实施策略性操控的制度性先决条件。     

孟子“四端”思想的伦理价值

孟子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突出了"仁义",理解孟子的"是非之心"要结合"仁义"才能得到澄清。孟子的这一处理方式使得"是非之心"有了具体的内容规定。可以把"四端"的顺序调整为: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这一调整有利于协调仁爱与权利、责任和功利原则的关系;有利于合理地处理爱心和正义、公理的关系,从而满足当代伦理实践的要求。     

“思潮”与“知识”在思想理解中的交互作用

时代性的"思潮"与历史性的"知识"是解读思想史所不可或缺的两大条件,而两者的一致则代表着思想史研究的一种较为完备的范型。但在实际研究中,两者的差异、背反几乎是常态,即要么由于历史知识的匮乏而形成某种不到位的错会,如郭象、成玄英之注庄子与朱子之注孟子;要么因为思潮与价值观的不同而形成某种背反性的误解,如南北朝儒生对佛教的理解。这些误解不仅存在于不同时代之不同的解读中,还存在于同一时代之相互对立的思想流派间。戴震对孟子的疏证,既表现了在知识理解上的准确一面,又表现了在精神走向上的背反一面。这表明,思想史研究既要坚持"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由微观到宏观之路,还须坚持"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之由宏观到微观之路。两者的统一与循环,是思想史研究的积极互补之路。     

孔子论“仁”及其“相对主义”

前不久在系里做讲座,其间提到中国最具有哲学气质的思想家是孟子,因为他的普遍性诉求最为明确.在接着讲座进行的讨论中,有听众提问孔子是否属于哲学家,是否有普遍性诉求.我回答孔子与孟子在这个方面恰好正相反对,并且调侃说孔子是一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智者.当时见听众并未理解,我便举例说:曾有两人问孔子遇到事情该不该问了长辈再做,他对一个人说应当如此,对另一个说不应当如此.这里可以附上《论语》中的相关故事的原文为证:     

儒家的“如何是好”——以孟子为中心的考察

在涉及"如何是好"的选择问题上,儒家学说呈现出复杂而多维的特质。以孟子为例,孟子在讨论义利抉择问题时,"义"既是目的,但同时也是实现长远功利的手段;孟子看重情境对于选择的影响和制约,表现出儒家的实用理性;在面对选择时,孟子既有"舍生取义"式的坚定,也有"死,伤勇"式的灵活。基于对道德标准的多样性理解,或由于语境的差异,孟子的选择理论在表达过程中同时还蕴含着一定的危机。     

儒家道德实践困境略探——以“不逆诈,不亿不信”问题史为中心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或先觉者,是贤乎!"(《论语·宪问》)这一儒家道德实践中的困境可称为"孔子难题"。从问题史出发,通过文献索引和历史勾稽,以孔子与宰我、孟子与万章、王阳明与欧阳德、梁漱溟与贺麟等人的论辩为基本材料,进行系统的梳理,可以发现,"孔子难题"在儒家思想史脉络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难题"所折射的道德困境和历代儒者的解决之道,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普遍的意义,值得人们重视。     

养气、知言与赞美孔子——《孟子》“知言养气”章新解

中国古代的气可分为物质之气与精神之气,后者又包括血气、情气和德气。血气主要针对人的生理欲望而言;情气指人的自然情感活动,如“喜怒哀悲之气”;德气则指人的道德情感活动,如仁气、义气等。孟子的浩然之气不是来自血气、情气,不是对血气、情气的理性升华,而是来自仁义之气,是“集义所生”。孟子的“夜气”“平旦之气”均是指德气而言。孟子自称可以做到知言,可以辨别言辞的错误所在,但没有提出一套分析错误言辞的理论方法。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因为孟子过分重视良知、良能,强调心的直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经验认知的作用。辨别错误言辞不能仅仅靠良知、良能,还要靠经验观察、逻辑分析,而这恰恰是孟子所缺乏的。孟子高度肯定、赞美孔子,实际是通过孔子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视孔子为自下而上用文化、道德影响政治的新王,在得君行道之外,探寻一条觉民行道,甚至为君行道的道路,故“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