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牟宗三对船山政治思想局限性评价

牟宗三认为即便是"开阔、弘通"如船山者,尚不能转出"民主政治"的新外王,此即为船山政治思想的"局限性"。笔者认为,牟先生这一评价,是把西方政治哲学中作为政体形式之一的"民主制"看作儒家有无政道的评判准则,如此限制了关于政体形式的讨论类型,致使无法同情地理解"圣君贤相"这一混合君主制、贵族制的"儒家"式政体形式,同时对民主制本身之弊端也缺乏必要的分析。另一方面,牟先生希望在王船山注重事功的基础之上再"稍进一步",转出"民主政治",应该说这个创见可以弥补儒家政治思想中"公民政治主体"缺位的不足,在儒家关于政体形式的探讨中,确实缺少对民主政体形式的关注和讨论。     

德性与平等——论亚里士多德最佳政体的性质

最佳政体概念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具有重要意义。亚里士多德把政体划分为六种:王制、贵族制和公民制为正当政体,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为变态政体。对此有不同的观点,也有人把最佳政体分别解释为这六种政体中的某一种。然而,只有在最佳政体中公民们才有可能实现德性基础上的平等,共同追求有德性的生活。最佳政体与六种政体的差异正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独特品质的体现。     

论罗马共和国民主制

公元前6世纪末叶,罗马建立了贵族专政的共和国。以后,平民与贵族经过长达近两个世纪的斗争,推动了罗马民主制的发展,同希腊民主制一起,成为古代民主制的典范,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不过,罗马的民主化发展程度是不及雅典的,贵族一直是整个政治权力运转中的主导力量。     

亚里士多德论政制维持

政制维持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个主题的选择深受柏拉图的影响。但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更为细致,他详细描述了政制维持的困境:即政制衰败的各种可能原因,进而展现了政制维持的可能。在这个论述框架里,亚里士多德关于维持僭主制的说法却令人困惑,因为僭主制是最糟糕的政制形式。根本原因或许在于,亚里士多德以美德教育的方式让僭主制这种政制也朝向城邦的善,既是作为具体政制的善,也是朝向善本身的努力。     

自由与美德的双重政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概念

亚里士多德探讨政治概念,是在统治的视角下进行的,需要区分家长统治、主人统治(专制)、政治统治,以此来凸显政治具有的自由与美德的双重特点。其中,自由是底线性原则,美德是主导性原则。政治的双重性落在公民身上,就是既要统治又要被统治,因此政治被希腊人认为是他们独有的。自由就意味着法治,法治也体现基于美德的分配正义;同时,政治背后既有自然基础,也有某种超越性。只有讨论了政治概念,才能回答什么是最佳政体的问题。只有贵族制兼顾自由与美德,是严格的政治统治也就是最佳政体。其他政体,要么是缺少自由的家长统治(君王制),要么是自由与美德都缺的主人统治(僭主制),或是有部分自由(共和制、民主制、寡头制),都不是最佳政体。     

正义王国的理想--柏拉图政治哲学评析

柏拉图以思辨哲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实践哲学,以正义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便是其集中表现。柏拉图所设计的理想的城邦国家是以“贤人政制”作为标准模式的。这种政制以理念论为指导思想,以正义为根本原则,以智慧、勇敢、节制为伦理基础,以善为最高目的;实施这种政制的社会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严格的等级制、等级分工的社会,通过特制的教育制度培养一批身心健全、德才兼备、有知识有政治智慧的贤能的统治者、“哲学王”,由他们来执掌政权,在统治者集团内部实行财产公有,妇女和子女共有,男女平等,防止统治者腐败变质,以确保这种政制世代相传。     

柏拉图成功证明了"正义就是幸福"吗?

柏拉图面对的挑战对于政治学是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智者认为没有人能够证明无权无势的正义者幸福而不义者不幸福,不义者只要通过最大的不义以权谋私就能获得超乎寻常的"强者幸福".柏拉图在回答中,首先调换了"正义"的含义,结果他所得出的所谓真正正义("内在正义")对于许多人来说显得恰恰是"不义",是灵魂中的理性压制欲望和政治中的君主集权等级精英制;这令民主派愤怒.而柏拉图又认为掌权者应当是哲人,这自然又令贵族派愤怒.在得罪了几乎所有人之后,柏拉图却又证明大权在手的哲人在"正义的国度"中也不幸福.由于现时代中相信智者的"聪明人"越来越多,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工作究竟是否令人信服,就不仅有学术的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值得人们的深入思考.     

中国的民本与民主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其二，君主的权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稳固。前者属于价值判断，后者属于事实判断。但是，由于君主制实际上使国家成为“家天下”，所以人民的价值主体意义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真正得到体现。君主制的弊病，在明清之际已引起一些士人的反思，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蕴涵着从君主制向民主制发展的种子。鸦片战争以后，造成了中国人民要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又必须学习西方文化的长处的形势，中国人民学习西方的民主，首先是为了反抗侵略，救亡图存，民族自强。中国近现代的民主，虽然否定了与传统民本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君主制，但仍继承了传统民本思想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本文在简述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和中国近现代的民主进程之后，从中得出了五点启示。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双重正义”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罗尔斯的正义论虽然在正义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然而讨论正义问题不能仅限于此。源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式正义思想即便在当代亦具有重要价值。亚里士多德在扬弃柏拉图"大、小字正义"类比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双重正义"思想,其中政制正义的原则可归结为"相互性",个体正义的原则可归结为"完善性"。从"双重正义"的视域看,罗尔斯的正义论政制正义有余而个体正义不足。对正义的思考应纳入"双重正义"的维度。     

“人治的多数政治”——重思梁漱溟的中国式民主观

作为现代国家的一种普遍政体形式,民主政制已获得世界性的话语霸权。回溯民国初创之时,虽对具体实施何种政制争论不休,但新生共和国的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却几乎系于民主政制。对此,梁漱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展开思考,即从承认旁人、平等、讲理、尊重多数、尊重个人自由等方面解读民主,把民主视为一种精神倾向。他认为民主没有放之四海的绝对标准,只有实现程度的差异,中国民治未成,主要因理与势两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因此,梁漱溟主张个人既要积极参与团体组织,又要服从贤智者的领导而非西洋民主的多数决定,认为这能调和人治与法治的对立,称之为"多数政治的人治"或"人治的多数政治"。由此,他强调落实此种理想,需要政教合一制度,由贤智者领导众人完善自己的生命,实现人生的向上进步。本文将从普遍参与与取决多数、真理与政治、理性与制度、权归于一与权力分立等方面对其民主思想做系统检讨。     

介于公共秩序与无序之间的妇女：现代性的模棱两可

一、绪论 超越抽象的普遍性来观察差异权,以便使该权利充分体现平等原则,这是当今的政治哲学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当这一原则涉及到权利和公民资格的问题时。今天,妇女们争取平等、更公平的代表制,乃至男女同权的斗争无疑表明,民主制的有效性也取决于对这类问题的重视程度。然而,政治哲学似乎一贯将妇女排除在公民之外,它追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等人的形而上学,并根据身体与精神、肉体与灵魂、物质与形式、感觉性与理解性、     

春秋时期贵族妇女的参政与两性关系

春秋时期,贵族妇女依然在诸多方面对政治产生影响,干预继承制是贵族妇女对政治参与的一种特殊形式,存在根源为男性贵族的“以妾为妻”使宠妾策划“废嫡立庶”成为可能。此时期,贵族妇女对政治的参与,亦有了新的特点,即女性贵族在政治领域内的独立人格丧失,一般不直接干预政治,而是通过其与男性当权者的关系对政治产生影响。贵族妇女的参政使她们在家国中的地位得到提升,而对男性的权力与地位造成压制,甚至带来权力的分化与政令的分散。     

自由主义国家学说——波普哲学介绍之六

波普在政治观点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潮,因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潮。现将他的国家学说介绍如下,供大家批判。波普认为,由柏拉图先提出而又被历来许多政治思想家视为根本的政治问题——“谁应当统治”,在政治哲学上造成了长期的混乱。因为这个问题一经提出,就不免作出如下一些回答:应当由最无私的人、或最明智的人、或最关心人民幸福的人、或优秀的种族、或公共     

17-18世纪英国贵族阶层“晚婚”原因探析

自17—18世纪起,英国贵族社会的初婚年龄相比较中世纪时期推延了很多,贵族成员们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结婚年龄往后延迟。文章主要从长子继承制、贵族的教育观念和医学等角度来探析17—18世纪英国贵族社会"晚婚"的原因。     

制造差异:德勒兹论拟像

德勒兹认为拟像是理解柏拉图主义深层动机的关键,柏拉图主义通过划分法确立了可见领域与可知领域,划分了"图像-摹本"与"幻像-拟像",由之确保摹本对于拟像的胜利。"颠倒柏拉图主义"就是颠倒原本与摹本、原型与复制之间的等级结构,使拟像上升,肯定了拟像的力量、自主性与存在权利。德勒兹以"制造差异"为己任,将一种内在的差异融入了拟像,使差异内在于理念本身,由之替代了柏拉图主义超越的、同一的、作为根据的理念,因而德勒兹的"颠倒柏拉图主义"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更新的柏拉图主义,甚至是一种完善的柏拉图主义。     

亚里士多德论民主

亚里士多德的民主论述正在重新成为当代政治哲学重要的思想资源。民主制被亚里士多德归类为由多数人统治的变态政体,其所依据的正义原则偏离了城邦追求德性的正当目的,其所秉持的自由观念蕴含着挣脱任何政体和法律约束的意图。但与此同时,基于多数人德性相加的论证和城邦安全的要求,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支持公民集体对于城邦政治事务的有限参与,另一方面又坚持有德性与实践智慧的政治家的必要性,从而为一种兼有民主和德性要素的混合政体提供了辩护。亚里士多德正视了城邦发展进程越来越趋于极端民主制的可能性,并呼唤立法家们承担起不断改良现有政体的职责。     

政治美学与马克思的人学重构

柏拉图政治哲学的重大创意之一,是通过最美人性去反思"存在本身的完美性",并指出最美人性不是现实的人,而是对人的概念的彻底理解;哲学是创造人性之美的方法,即创造关于人之为人的知识的方法。柏拉图以此将政治哲学变成了政治美学。马克思把"在自由联合中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当作人的更高存在的概念,从而把现代政治哲学重新带入对最美人性的思考,恢复并光大了柏拉图政治美学的原初问题。但马克思对人的思考采取了与柏拉图不同的路线,即不是悬搁现实的人去直接呈现人性之美的概念,而是通过对现实的人的反思性规定去超越现实性。     

良心政治，而非利益政治和原则政治 ——由阅读《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而起

政治治理应该基于良心,而非利益或原则。原则政治因为其普遍主义倾向而不现实,民主政制为利益所主导,唯利是图,也不是优良政制。唯有良心政治可谓优良。良心政治的关键在于明辨政治事务之是非,在明辨是非的基础上平衡政治博弈各方(通常体现为相对变动的多数和少数)的利益。这需要有一个独立、自主、自由、自足、高贵、稳定,拥有良心、良品和良能,有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拥有政治智慧和经验,不畏强权,不被利欲熏心,不随波逐流,也无须谄媚大众,仅凭自己的良心和良知来判断政治事务之是非的政治人群体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有时是举足轻重的作用。     

青年马克思法哲学批判思想的一次拓展与转变——从历史法学派批判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青年马克思从历史法学派批判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拓展与转变值得探究。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及其体现的对保守主义及其浪漫主义传统的双重批判,正是青年马克思激进的法哲学批判及其政治理论的起点,也成为现代法学体系的批判性资源。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深化了对保守主义的批判,通过对君主制的批判,通过扬弃共和制与启蒙自由主义,马克思转向政治批判(政治国家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双重批判),又一度转向激进民主主义,进而决定性地转向人民民主观念及其真正民主制的国家形式。基于并延续历史法学派批判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接下来得以自如地进入并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总体而言,马克思从历史法学派批判向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拓展与转变,正是其在同一时期展开的理论主题,即政治批判的具体表达,也构成了其后思想演进的一个具有很高价值取向的起点。     

政治生活中的哲人:柏拉图论“建议”

本文从柏拉图书简入手,关注柏拉图有关"建议"的论述,并细致分析了柏拉图《书简七》中有关"建议"的原则,力图通过对比柏拉图给人和城邦提建议的原则,揭示柏拉图在政治生活中究竟是怎样一位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