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恋"及其伦理问题辨析

“网恋”可划分为“网恋I”(通过网络恋爱 )和“网恋II”(纯粹的网恋 )两种类型 ,由“网恋”引发的伦理问题可分为“问题I”、“问题II”和“问题III”。这种区分有助于分辨网恋带来的不同性质的伦理问题 ,针对不同类型的网恋及其问题 ,提出不同的应对方法。     

论王阳明道德哲学的情感之维北大核心CSSCI

在中国思想史上,对情感的讨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宋代理学倾向于性情二分,且呈现出一种性体情用的关系,使情感受到了理性的压抑和限制。阳明心学调整了宋代以来的性情关系,使情感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并获得了本体论意义上的独立性。这样的一种情感本体,需要在致良知的具体实践中得到呈现。致良知展开为"着实用功"和"自然用功"两个向度,在阳明肯定个体自然情感的同时,一种纯任自然的工夫进路也得到承认。依此进路,在阳明后学那里,良知逐渐转变为一种"情识",而致良知也逐渐发展为"作用是性",展现出一种情识而肆、以欲为理的思想倾向。这是心学将道德情感自然化,以自然知觉之发用为致良知的必然结果。     

“否定性行动”的合法性之争

"否定性行动"是行动哲学中备受争议的一个概念,争议主要集中于其合法性。针对"‘否定性行动’是否为行动"这个问题,行动哲学界形成了以赖尔为代表的否定派和以摩塞尔为代表的肯定派。否定论者认为"否定性行动"不具备行动的根本特点,从而不是行动,因而是不存在的;而肯定论者不仅承认"否定性行动"的存在性,他们甚至把它看作一种正行动。分析与比较两派的观点可以发现,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承认否定性行动的存在性是否会带来某些无法接受的理论后果"。由此可见,"否定性行动"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概念界定问题,它从本质上关系到对于"什么是行动以及如何解释行动"这个行动哲学基本问题的解答。     

王阳明良知审美与现代审美

王阳明的心学以"心"为本体,核心是良知,他的心学美学是良知体验美学,"良知说"是王阳明学术的命脉。王阳明之"心学"以个体人格修养程度为准则来评价外物事物的美与否,其理论是以伦理评价为中心的人生论美学,立足于个体心性修养。在当前纷繁复杂的现代审美语境下,这种以良知为核心的审美对当代审美精神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阳明学的良知自然观

基于自然概念"无为""必然""自发"三义,阳明学的"良知自然"观彰显了良知的本真性、准则性和自足性三个特征。此三个特征分别体现了良知三个方面的自然:良知功能的自然(觉知功能无需修饰)、良知价值的自然(天理规则本来具备)和良知之量的自然(功能充分可靠、价值圆满具足)。由于肯定了良知之量的自然,良知之价值自然与功能自然因各自具备了自足性而出现了关系的紧张。为了消解良知自然观的内在紧张并谋求儒家心学的现代开展,一个可取的方案是:以良知成长的自然替换良知之量的自然。     

冲动特质对青少年认知控制的影响——基于双重认知控制理论

根据双重认知控制理论,抑制控制分为主动性控制和反应性控制。为了探索冲动特质青少年究竟在哪个抑制控制成分存在不足,本研究用冲动性人格量表(BIS-11)选取了高冲动特质和低冲动特质青少年,并记录了他们在完成AX-CPT任务时的反应时和正确率。结果显示:与低冲动个体相比,高冲动个体在BX试次(主动性控制)上的反应时和正确率以及线索辨别力指数上的表现均差于低冲动个体,而在AY试次(反应性控制)上的反应时和正确率以及探测敏感性指标上的表现与低冲动个体没有显著差异。这些结果说明,与低冲动特质青少年相比,高冲动特质青少年的反应性控制保存较好,但主动性控制能力表现出不足。     

王阳明“良知自知”说中“同时性”问题辨析

"良知自知"说是王阳明"良知"思想的重要内涵。良知自知具有同时性,与现象学的"本原意识"和佛教的"自证分"在意识的直接性上类似,但因其与道德实践内涵结合,而又有自己的理论特殊性。良知同时自知与感性直观中感性自我同时自知(如知痛痒饥寒)及良知异时自知(通过回忆、反思而自知)有所不同,其特质在于双重自我的同一性。     

道德实践的神圣化——王阳明"事上致良知"的比较哲学解读

在超越佛道和回应朱学的背景下,阳明强调"事上磨练"优于"静坐",将"事"视为"良知"自然发露落实和成就提升的场域;阐发"致良知"重于"讲求节目",说明克去私欲而听从良知召唤才是功夫最要紧处."事上致良知"具有长期艰巨性、实践性、扩充性、当下性和持续性的重要特质,是沟通内圣与外王、意志与行动、精神体验与日常生活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巴黎手稿》中劳动批判的三重视界及其逻辑演进

马克思在笔记本I中发现了"私有财产"的社会历史意义,这意味着"异化劳动"视界不足以支撑起扬弃"私有财产"的现实或逻辑途径。但是,"谋生劳动"视界逻辑框架却仍旧没能超越笔记本I中"异化劳动"的价值批判范式。所以,在整个笔记本II和III的"世界历史"视界,马克思则通过对市民社会的黑格尔历史辩证法式考察,透视私有财产与人本身矛盾的现实发展历程。因为只有在"世界历史"视界中,私有财产与人的尖锐对立才是可以被逻辑地扬弃的。     

个体冲动性对物质滥用与成瘾的影响及脑机制

冲动性是一多维的概念,一般指个体缺乏足够预见性或对自身的行为结果缺乏考虑和判断。个体冲动性和物质滥用与成瘾之间存在双重关系,即个体特质冲动性是物质滥用与成瘾的重要危险因素,而滥用成瘾性物质又会进一步损害个体的冲动控制功能。本文将论述个体冲动性和物质滥用与成瘾之间的相关性及冲动性增加潜在的神经机制。了解个体的冲动特质和物质滥用与成瘾者冲动性的改变,研究物质滥用与成瘾者冲动障碍的神经生物学机制,不仅有助于我们揭示物质滥用与成瘾的发生、发展,以及脱毒后复发的脑机制,而且有助于我们探索药物疗法以外的行为干预手段。     

政治生活如何走进伦理学

政治生活走进伦理学涉及"应当"与"能够"两个方面。政治生活"应当"走进伦理学的正当性基础在于政治生活的本质和伦理学的目的。政治是有关公民之根本利益分配的所有方面,政治的首要任务是提供"公共秩序",这是使社会良序运转的直接基础;政治应为每个公民提供平等的政治权利、公平的经济权利和多样化的精神产品。伦理学作为关于善与正当性问题的学问,除了规定个体行动者之行动的正当性之外,还必须规定集体行动者(企业、行政机关、国家)之行动的正当性。因制度性缺陷和权力滥用造成的损失有可能比个体因不遵守伦理规范造成的损失更大。政治生活接受公民的伦理反思、批判与规定乃是公民的正当性要求,在伦理学中应有重要位置。政治生活"能够"走进伦理学的现实条件取决于伦理约束权力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其必要性在于权力拥有者可能有利己动机;其可能性在于执政者因有德性而产生的自律以及社会舆论的强大监督。     

校园暴力现象的伦理病灶

校园暴力现象的伦理病灶在于"你—我共生"的伦理同一性被消解,表现为个体无法在学校及宿舍的人伦关系中获得认同感、归属感,无归属感的个体在精神世界处于孤独状态,在生活世界中个体行为完全听命于任性与冲动。如何使个体在实体中找到归属感并使个体冲动具有伦理合理性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其应对策略为:一是恢复学校作为人类文明传承者的伦理身份,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重塑学校、教师对学生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双重保障与呵护,使学校、宿舍成为学生的"生活之家"与"精神之家",唤醒学生的"集体记忆"和"同根意识";二是彰显教育的伦理本性,通过教育使个体行为超越人的自然冲动状态,实现个体自然冲动—义务—幸福的转化,使其成为有教养的人。     

牟宗三“坎陷开出民主论”的再检讨

在牟宗三先生看来,良知虽是个人发现是非对错、决定道德行动的能力,却在内涵上与作为创造之元的宇宙本体同一;良知作为创造性的力量,能表现、呈现自己,其呈现自己的方式就是"坎陷"。良知经"坎陷"以"开出"并非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而是立足于实际,以良知为范导,开创新外王的事业。坎陷"让出"的是建构功能,而恒保持范导、调整、轨约功能;民主则重在保持政权本性、使人的自由能客观化而有保障,善恒为善。     

参与——政治的第一原则

本文是V．格哈特2007年刚出版就在德国学术界引起广泛讨论的政治哲学著作《参与——政治的第一原则》的浓缩精华。格哈特政治哲学的基础是人作为有理性、有生命的自由存在者的个体性;他的主要政治哲学思想就是以此为基础而寻求政治原则的结果。他认为,政治的根本原则是参与、代表和建构,这三个原则一起构成一个政治三角形,在这个三角形的中心则是被创造出来的公共领域。本文是他对作为政治的第一原则的参与的论述纲要。格哈特认为,政治构成人类行动的核心领域,一切人类行动的出发点是自由,因此政治基于自由。凡是自由的人都是自我规定的;自我规定是有生命存在者的自我组织的特定人类形式;自我规定的方式是人类个体通过自己的理由来进行。这是政治的先决条件;政治的本性就在于独立的行动个体的自我规定。在政治中,行动个体的自我规定的惟一可能方式是集体共同规定。因为一个人若要使其行动是政治的,他就必须满足于影响他人,同时也必然依赖于他人。因此,参与是政治的第一原则,政治只能基于自由的行动个体的参与。参与作为政治的第一原则是以关切或同情为基础的共享。参与允许我们把个体的自我规定转移到一个共同体内部集体的共同规定、而又不终止自我规定;它创造一个状态,在这个状态中一个共同体的人们可以把自己作为一个整体朝向某个共同目标、而又不侵害其中构成个体的意向;它构成一个原则,按照这个原则许多个体意志在一个意志中联结起来、而这个意志又允许许多个体意志持续存在。     

伦理学视域下的自我认同问题

人类个体终其一生都在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因而,"自我"就成为个体必须面对的问题。个体在找寻"自我"时会遭遇两类不同的问题:什么使得自我在不同的时刻保持同一?哪些行为、经历、信念、价值、欲望和品格特征等归属于自我而使其成为独一无二的?前者是本体认同,它关切个体在时间流变中如何保持同一;后者是规范认同,它关切个体在不同语境下确认相关特征、获得归属感并相应地行动、生活。两者相互区分却又彼此关联,它们共同勾画出一个独特的"自我"概念,将自己识别为独一无二的个体,进而构建自己的生活和人生意义,与之相应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的探讨和实践也得以展开。     

托马斯论实践理性的超验原理——兼论中世纪哲学的合法性限度

托马斯把一些自明的基本诫命看作实践理性的超验原理,这些超验原理亦称"自然法"。本文围绕自然法讨论托马斯的实践理性与道德体系。这个体系包括道德至上原理、自然倾向、本性与良知等要素。如果说,根植于上帝永恒法的自然法是托马斯实践理性的超验原理,那么,自然倾向、性道德与良知则构成托马斯关于人性、自然和理性三者相互共属的道德观念体系。本文还兼及中世纪哲学合法性限度。     

论黑格尔的“Handlung”与马克思的“Praxis”——“在我的物象-世界中行动”与“在物象-世界中我的行动”

黑格尔的行动构想"在世界中行动"可以更准确地概括为"在(我的)世界中行动"。通过行动的结果,黑格尔的主体走向超个体的"物象"(Sache),即"在世界中行动"中的"世界",但通过行动(Handlung)本身,"物象-世界"又内化于主体。马克思的旨趣在解释"在世界中我的行动"的现实根据。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吸纳了黑格尔《逻辑学》的行动思想,但他更关心行动的"条件"(Bedingung)。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马克思从"实践"(Praxis)的"条件"出发,解释了"物象世界"本身的形成。在《资本论》中,通过分析"价值形式论"与"交换过程论"的关系,马克思解释了"物象世界"中"我的行动"何以是拜物教性的"起初是行动"(Im Anfang war die That)。     

霍耐特多元正义构想的道德基础与方法论前提

对霍耐特而言,型构一种正义理论需要解决正义的道德基础以及方法论问题。他主要通过三项理论探索完成了这一工作:首先,对社会冲突的道德逻辑进行揭示,阐释了蔑视以及由此带来的消极情感反应如何导致反抗的行动,进而构成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其次,正面阐发了后现代社会的伦理要求,即通过法权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与价值共同体必备的道德关怀来满足"美好生活"的伦理目标,由此充分阐明了"承认"所应具有的道德意涵和维度,这构成了其多元正义构想的道德基础;最后,对资本主义社会"悖论"病态与"物化"现象这些非正义进行了深刻剖析,指出它们都是已经出现的承认需要与实际的承认效果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了个体自我实现的困境。对社会非正义进行病理诊断,进而提出合理的治疗方案,这构成了霍耐特分析正义问题的方法论。     

周海门良知观辨析

周海门的良知观,从阳明而来又异于阳明,突出表现在:其一,无物而物在。将"无物"之说与《中庸》相联,良知之体被清晰地归合为"无"之深微本质,良知能量在对"无"的界说中得到进一步激发。其二,手持足行是道。在良知之体的观照下,良知之用从顾及整体规模细化为注重当下行为的道德呈现,并被赋予与良知同等的道德层级,良知"彻上彻下之道"得以贯彻。其三,自我现成。自我与良知糅合为一,现实自我以更为张扬的方式取得了与良知同等的至上性和圆满性,良知主体因自我呈发的力量被极力振拔。这种良知观,与海门对良知本体地位的一再强调有关,它在思想定位、核心构成和作用流行等方面,与阳明之学的基本方向相符,我们仍可将之视为阳明之学在晚明的进一步发展。     

北方王门后学尤时熙的良知学思想发微

尤时熙是北方王门大宗,但目前学界关注较少。本文以尤时熙现存著述为文本依据,考述其学术渊源,分析其良知学的义理结构和内涵。尤时熙师事阳明高足刘魁,并问学于周怡、朱得之,其为学以诚朴地体之于身心、见之于实行为要。在具体理念的理解和诠释上,如其说"格物致知"颇受朱得之的影响而力辟阳明后学蹈于虚空之弊,经历了由训"格"为"则"、"物"为"好恶"到训"格"为"通"、"物"为"好恶之所因"的转变。如此,其致良知之义就是将本有的良知布露施行于当下的日用伦常之间,故以"尽分"——循从良知、性分之所固有而致之和"知止"——去私去蔽以复其良知之本然为致良知的主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