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哲学中的公共性思想

朱熹的"理一分殊"思想,强调天理的普遍性,为社会交往的公共性原则提供了形而上依据,也是其公共性思想的逻辑前提。朱熹注意区分公私之别,将天理人欲之辨看作公私之辨,认为公是仁爱思想的前提和重要内容。与先儒一样,朱熹认为公共性价值的具体落实依赖于由己而人,由"明德"而后"亲民",强调个体修养向公共空间的推衍。朱熹对"絜矩之道"或"礼"的重视,为公共性原则的落实提供了规则性保障。朱熹公共性思想中对个体的挤压,需要在现代价值视域中予以扬弃。     

王船山义利之辨中的公私取向

王船山义利之辨是与公私之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船山不仅对利作出了公利、私利的区分,而且对义也作出了公义、私义的区分,整体上要求重公义、轻私义,重公利、轻私利,故此提出了"循公废私""存公抑私"等命题。与此同时,船山对个人私利亦作出了完全有别于理学的独到性分析,承认个人私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尚公崇私"的伦理学命题,体现出一种早期启蒙的伦理倾向。船山这种"尚公崇私"论蕴含着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统一起来的因素,是对理学"贵义贱利"以及否定个人正当利益的批判性超越,而其公私论与义利论的结合则彰显出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对立而朝向义利并重、公私兼顾的价值目标。     

黄宗羲的公共性思想——以《明夷待访录》为中心的考察

黄宗羲的政治哲学在公共性维度有着丰富的体现。黄宗羲正视人性之私,但要求为政者在履行公职时应以公抑私,君主不能以最高权位谋取一家一姓之私,群臣也不能将职分定位在效忠于一家一姓。黄宗羲主张,国家的大根大本在于制度建设,但制度建设的正当性不在于维护帝王统治,而在于其利于天下万民的动机与措施。为了更好的使民众参与政治事务,黄宗羲特别主张通过完善"学校"制度和拓宽"取士"渠道来促进士人和民众的公共议政、公共评判、公共参与,以此完善国家的公共治理。黄宗羲的公共性思想既是传统儒家天下为公思想的发展,也是近代以来公私之辨的先声,对于现代政治治理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儒家义利之辨新探

<正> 长期以来,人们在评价历史上的“儒家义利之辨”时,总是将其视作“割裂义利关系”,“挑起义利问题的争论”,“宣扬重义轻利的道义论”。笔者认为,这些论断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其实,儒家义利之辨,既不曾割裂义利关系亦不曾混同义利关系,恰恰是对这种割裂或混同的克服。义利之辨不同于义利之辩,它所指向的既非重义轻利的道义论亦非重利轻义的功利论,只能是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的义利并重论。     

儒家的义利之辨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义利之辨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儒家所谓的"义"指一般的道德准则,所谓的"利"通常情况下指个人私利。在义与利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上,儒家始终强调义的优先地位,主张义以为上、先利后义、重义轻利,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但儒家并不排斥利,且认为追求利益是人之本性,甚至认为义能带来利。义有"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和"古今之通义"之分,当三者发生矛盾时,儒家认为应以"古今之通义"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准则。儒家的义利之辨对现代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助于企业和企业家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儒家哲学视阈中公共性问题语境分析

公共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儒家哲学对社会交往、公共活动、公共利益、公私矛盾与统一等公共性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儒家公共性兼具超越性与现实性两个向度。"道"是儒家公共性超越向度的表达,是人间秩序建构的价值标准,是现实社会的合法性基础;"礼"与"仁"是儒家公共性现实向度的表达,"礼"为现实社会构筑制度基础,"仁"为现实生活提供精神支柱。儒家哲学正是围绕"道"、"礼"、"仁"的实现而展开其公共性内涵。在这一展开过程中,儒家的社会理想与人生意义得以实现。     

儒家哲学与公共生活

实现理想公共生活是儒家哲学的核心关切。儒家哲学强调道德形上学的理念认同,有利于共同体成员形成对世界与人生的最大共识;宣扬公共性的礼治精神,为仁爱原则提供了制度保障,能够促进人们明确各自职分从而在公共规则下对个体言行有所规约;提倡公共性优先的伦理原则,可以指导人们做出有利于公共社会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判断;重视道德修养上推己及人的公共关怀,要求每个人不仅关注个体心性,也关心共同体其他成员的疾苦;推崇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为人类勾画了崇公奉公、命运与共的可能性生活图景。儒家哲学不仅在中国传统公共生活中至关重要,其当下的现实生命力亦需得到应有的关注。     

孟子的义利之辨:一种形而上式的理解

义利之辨是儒家哲学传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漫长而丰富的诠释史与研究史中，本文试图回归与关注的是朱熹对《孟子》首章“造端讬始之深意”的解读。与通常停留在道德伦理与政治哲学等层面对义利的理解不同，朱子关于义利的思考与其心性论特别是理气同构的生成论紧密相关，从而呈现出超乎寻常的思想品质。通过朱子对仁义与利心生成论意涵的揭示，“义利之辨”所指向的人在道德活动中的抉择问题实际转变成了是否朝向人的生成本真而共在的问题。这也使儒家哲学传统中关于“义”与“利”的探讨获得了真正本质性的分判与说明。     

义利之辨的哲学思考

反思历史上义利之辨，首要的问题就要考察历史上义利之辨的过程及主要流派的基本观点。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宏观地说，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即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利之辨，宋明时期的义利之辨及近代社会（鸦片战争——五四时期）的义利之辨。春秋战国时期围绕着义利问题，儒、墨、道、法几个主要学派都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在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最早系统地论述义利问题的是孔子。他把“义”规定为“礼以行义”以左传·成公二年》），即宜于尊卑上下的宗法等级关系。至于“利”在孔子那里，主要是“私”或个人利益…     

儒墨义利论比较

义利论是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伦理学的大问题;义利之辨成为纵贯千年的讨论。德墨两家在先秦并列显学,“仅道尧舜,而取舍不同”（《韩非子·显学》）,各自创立了系统的义利论,并且导致了延续几千年的义利之辨。对儒墨义利论作一番比较,当是很有意义的。下面就义利概念、义利关系、价值标准、根本目的四方面,对儒墨义利论略作比较分析。一、义利内涵德墨义利论的不同首先在于,两家从义利概念中揭示的内涵不同。儒家认为,义利在比较具体的意义上是指公利和私利,在比较抽象的意义上则指道义和功利。墨家则认为,义在根本上可以通约为利…     

浅议儒家义利观之主旨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而儒学作为二千多年来我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也凝聚了大量有关义利关系的思想精华,对其充分挖掘利用,亦为当务之急。在儒家思想中,“义,宜也”(《二程集》),“义者,事之宜也”(《四书集注·学而》),指正义应当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利”则指利益,孔子、孟子都把利理解为“私利”。冯友兰先生说过:“儒家所谓义利之辨之利,是指个人私利……若所求的不是个人私利,而是社会的公利,则其行为不是求利,而是行义。”犤1犦儒家有关义利关系的思想极为丰富,其主旨为:一、见利思义孔子主张…     

论古典儒家的公私权益观——兼论对古典儒家公私观念的误解

公私关系归根结底是利益关系。从公私的实然义,即君国与社会及个人的层面考察儒家的公私利益观,更能得其实。儒家尊重个体权益,肯定个体正当权利之于国家霸权利益的优先性,为士农工商等私人谋求利益乃国家之根本目的和责任。儒家也承认国家利益的必要性,但需给予限制,以免损害到私人利益,赋税是调节公私利益的杠杆。概言之,若从公私利益关系看,儒家倡导公私互动、公私共谋的公私利益观,并不主张惯常所认为的"崇公抑私"、"以公灭私"、"大公无私"等观念。     

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本文从批判义利之辨是“古典的陈旧课题和话语”的观点出发 ,指出义利之辨是古往今来一切伦理学所寻求正确的价值观所必须开展的伦理思维活动 ,并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义利之辨 ,探讨了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之间的关系 ,认为只有通过义利之辨 ,才能真正形成义利并重和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春秋时代的义勇观念及其道德精神

春秋时代的"义勇"观念皆与广义的君臣之义有关,可分为三类:其一,在主君蒙难时不顾个人安危而主动趋君之难;其二,在被卷入乱臣贼子叛乱而受到后者威逼利诱时严守"义利之辨"并守死善道;其三,在家国、忠孝、公私发生冲突时,先履行家庭义务或克服个人性情,然后以死成全公义。就"义勇"的内涵而言,"勇"与期死相关,但它必须指向"义"的价值。"义"在此具有比较明显的义务性,有不得不为之意。这种义务观念起初或出自习俗与礼制,但越来越内化为主体的内在德性与品格,具有自主自愿的性质。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义利之辨及其理论分析

义利问题是伦理价值观的核心问题,也是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在探讨论争的重大理论课题。本文从历史、理论,现实三个大的方面考察和论证义利之辨。 一、义利之辨的历史演变 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源远流长,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两汉时期、两宋时期、明末清初时期以及近代五个大的发展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利之辨是中国历史上第     

论孟子“义利之辨”展开的基础及其政治走向

孟子"义利之辨"的展开有赖于两大基础,一个是现实基础,另一个是理论基础。现实基础是,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各国的统治者都想快速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理论基础是儒家的"心性论"和"天人论"。其中,孟子本人的心性论和天人论是核心理论。孟子"义利之辨"的最终政治走向是"仁政",也即"王道政治"。从义利之辨出发,孟子的王道政治侧重于"仁义"这个价值要求,忽略了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无法对统治者做出有效的限制。正常的政治实践要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应该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而不是顾此失彼。总而言之,虽然孟子的"义利之辨"可以从理论上推导出"王道政治",张扬价值理性,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诸多困难。     

义利之辨——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念

义利关系实际上就是社会正义与社会功利之间的关系,两者谁先谁后,是任何社会结构都不可回避的首要价值问题。仅此一点足以证明儒家义利之辨的理论价值。如果拂去蒙在其上的时代烟尘及偏见误解,那么时至今日,它仍具有值得借鉴的理论光彩与实践意义。     

重新评估儒家功利主义

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什么样的价值原则,有利于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是传统与现代化研究中的一大课题。我想就此问题,谈一些想法：1．中华传统文化富有功利主义传统,这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就先秦诸子说,儒、墨、道、法四大流派,除道家老庄外,皆倡导功利原则,虽然对功利的理解,并不尽同。儒家孔孟,以“博施济众”和“制民之产”为处理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最高准则,为儒家的功利观奠定了思想基础。孔孟谈义利之辨,是反对追求危害群体利益的私利私欲,主张见利思义,并非一概排斥功利。至汉儒董仲舒,由于片面强调义…     

理学视域中的道统与政教——以朱子《论语集注》为中心的考察

朱子的道统论思想蕴涵丰富,既包含对道(中华文明)之发端及其内容的根源理解,也包含对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难题的总体思考以及解决方案。朱子道统论不仅是儒佛竞争的产物,更主要是儒家源远流长的回向"三代之治"政教理想的产物。其作用机制表现在:1.经由性理思想的奠基,三代礼乐从封建制中分离出来,礼乐重建的主体从贵族阶层转移到平民群体;2.以道心人心之辨重构日常生活的公共性(神圣性),每一个体内在本性的实现,也是礼乐生活之神圣性的达致。     

中国文化中两种信仰体系的冲突——论宋代理学家的排佛及其目标的落空

宋代理学家在排斥佛学和道学问题上力图超越唐代诸儒,试图从理论源头上昭明儒学与佛道的界限,从根本上揭明佛道之非。但是,理学家的努力最终并未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仍然未走出以义利公私之辨的尺度批评佛道的窠臼。在这个意义上,理学家排斥佛老的努力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