恻隐之心、万物皆备于我与感同身受——论孟子是否谈论过感同身受

在对儒家学说中是否存在道德情感主义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感同身受的讨论中,国内学者和斯洛特都将目光投向了孟子。国内学者认为孟子的恻隐之心是在讨论感同身受,而斯洛特则认为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才是感同身受。这两种观点实际上都存在问题。恻隐之心、万物皆备于我更多的是推己及人,孟子没有谈论过感同身受。斯洛特的道德情感主义和儒家思想的相似更多地是在精神气质上的相似,而非具体观点、概念上的相似。     

诚与凿

诚与凿两字作何解释 ?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读了《孟子》的两段文字就明白了。孟子说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 ,乐莫大焉。强恕而行 ,求仁莫近焉。” (《孟子·尽心上》)朱熹注 :“此章言万物之理 ,具于吾身 ;体之而实 ,则道在我而乐有余 ;行之以恕 ,则私不容而仁可得。”朱注主观臆断之词有违孟子原意 ,甚至是背道而驰 ,不足信也。“诚”是客观事物 (万物 )及其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反映。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诚”谓“实其心之所识也” ,与笔者给“诚”下的定义基本一致。人们要想认识客观存在于我面前 (皆备于我 )的万物 ,就…     

从“万物皆备于我”到“反身而诚”——以孟子“诚”的思想为线索

以往从神秘经验或理性认知的角度理解《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章,都不是孟子的本义。从孟子思想的一贯思路来看,"万物皆备于我"是说万物之成为万物的根据、亦即使人伦事物成为人伦事物的德行,具足于"我"的性分之内,若能反身向内思求、体认四端之心而存养之、扩充之,以至于其究竟的实现,便是"反身而诚"。"万物皆备于我"作为孟子性善论的一种确认方式,是思想的前提;"反身而诚"作为孟子成德之学的一种表述方式,是工夫的道路。从思想的前提到工夫的道路一以贯之,并无半点神秘因素。     

论《孟子》中的“乐”思想

《孟子》一书中包含着丰富的“乐”的思想,包括《尽心》篇中提出了“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命题和君子之乐,以及与君子之乐相对的王之乐等.孟子的乐思想有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以“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诚之乐为统领,诚之乐贯穿于君子三乐和王之乐之中.君子之乐以事亲、守身为本,以家庭亲情之乐、道德修养之乐和社会教化之乐为要,从而实现仁义道德从亲亲为大的血缘亲情向以个人道德魅力化育天下英才的道德完善和升华.“与民同乐”的王之乐奠基于君子之乐,又高于君子之乐,是一种圣人之乐,其根基和要旨仍然是仁义.     

孟子“义内”说发微

“义内”说是孟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涉及到人性、人禽之辨、道德礼法的本原、道德理性的普遍合理性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分析了孟子与告子围绕人性和“义内”问题所展开的辩论,并根据《孟子》和其他早期儒家思想材料对“义内”说作进一步正面阐发。文章指出,从作为道德本原的“仁”和“义”的关系来看,“仁”源于自然本能,而“义”才是使人区别于动物的自觉意识和道德理性;从“义”和“礼”的关系来看,“义”是一切“礼”的创制和改造的依据,是人们道德理性的终极依凭。因此“义”必然是内在于作为一个类的人的规定性之中的。“义”的普遍合理性可以在历史中得到证明,也可以经由忠恕的方法加以体认。“义内”说在道德实践层面上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近年来陆王心学研究的新进展

陆王心学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派别,是上继先秦孟子“尽心、知性、知天”和“万物皆备于我”的思想而形成的中国哲学特有的主观唯心主义流派。它对明清之际及近代启蒙思想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建国后,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国内对宋明学研究的深入,陆王心研究也取得很大进展。下面择其要而述之。一、心学界定与陆王比较“陆王心学”是历史沿续下来的关于陆九渊学派与王阳明学派的合称,但对于这个     

儒家的人类中心论及其生态学意义--兼与西方人类中心论比较

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其本质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但它不是以利益为中心的,而是以道义为中心的,这构成了其与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论的重要区别.从孔子开始,经过孟子,到宋明理学家,这种以道义为中心的人类中心论形成了儒家的一个重要传统,是儒家对待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的主流方式,它视万物为与人类同源、同构、同体,要求人类将仁者爱人的道德情怀扩展到对待自然万物,把仁爱万物作为道德的最终完成和最高境界."人者天地之心"是儒家人类中心论的核心命题,依据这种观念,人类在为自己确立了"天地之心"的价值定位的同时,不是拥有了主宰万物的权力,而是主动承担起了自然万物的"主持者"、守护者的责任和义务.这种道义类型的人类中心观念,在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史上发挥了保护自然环境的积极作用,它可以为我们突破和超越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一种不可多得的传统思想资源,对于当今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章释义

《孟子·尽心上防一章：“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虽短短数语,儒家思想的几个重要观念：诚、乐、恕、仁均含于其中。而其义理蕴涵,则更为精微。本文拟对孟子此章进行一番发掘与诠释,以求彰显其所含之深层义理结构。这种诠释的工作由于是诠释者与文本的双向交融,其结果自难免会有伽达默尔所云的“成见”,但诠释又必得奠基在与古人及其文本心意相通而有共鸣共振之基础上,如此诠释者方能深入其中,得其三昧。由此,诠释又绝非只是“成见”或“增益见”。如果要从诠释学的角度进行某种定位…     

西方道德形而上学分型研究论纲——从柏拉图到马克思·舍勒

一般来说,伦理学研究有三个层次：一是道德形而上学研究;二是道德哲学研究;三是应用伦理学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于伦理学的分型研究主要是在道德哲学和应用伦理学领域展开,相对来说,对于道德形而上学分型研究则关注较少。“道德形而上学”是关于“道德的纯粹理性的概念体系”,它主要是探究伦理价值概念与命题证明系统。以“伦理学的哲学本性”为根本原则可以将西方（从柏拉图到马克思·舍勒）道德形而上学理论划分为五种型态。“应当之应当”的道德基础是西方道德形而上学分型研究的判定标准。     

《管子》"道"、"德"的生命特性及对当代生态伦理建设的启示

在存在论的意义上,《管子》中的“道”、“德”是被作为重要的哲学范畴运用的,指生命产生的根源和生命存在的内在根据,二者是一体共在的关系。《管子》的“道”、“德”论揭示了人与万物在自然本性层面上的内在一体性和生态伦理的存在论维度,启示我们生态伦理应超越人与自然的外在关系,建立于人与自然内在关系的基础上。     

意义、无意义和形而上学

本文是他所著《维小纳小组——新实证主义的起源》一书的英译本(纽约,1953年)中的一小节(第30—41页)。在这节的前一部分中,作者阐述了“意义”和“无意义”的含义,认为:“一个命题的意义是根据它的证实方法决定的”;一个句子的意义就在于它本身的可供证实的内容,而这个内容必须是有关经验事实的,或者是最后可以还原为经验内容的。克拉夫特认为,“原则上超经验的句子,就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意味着要掌握经验科学所达不到的那种知识,要掌握超越经验科学的那种知识”。因此,形而上学的句子(指哲学命题)都是无意义的假陈述。这样,他就把全部哲学、把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笔勾销了。此外,克拉夫特还否认数学和逻辑的客观基础,认为“它们只是规则罢了”。意义与无意义问题在维也纳学派内外曾经引起一场争论。之后,逻辑实证论者开始从语法分析过渡到语义分析,企图把二者结合起来。本节后一部分的意图就是如此。他从语义方面对语言进行符号分析,修正和发展了“意义”和“无意义”达两个概念,得出了如下结论:“意义是简单地由词汇和语言的——合乎逻辑的!——语法决定的”,“一个句子究竟有无意义依存于某一种语言在语义上和句法上所约定的规则”。     

论孟子伦理思想中的自由理念

西方自由主义者强调人在法律限度内的不受干涉的自由状态,而孟子则以自由自觉的道德本心和德性品质为基础提出了人在道德层面上不受干涉的自由状态,形成了独具儒家特色的自由理念。孟子的自由理念涵盖了四个维度的要义,从道德发生学和道德哲学的维度,孟子认为道德善性内含于人的本心,而人的本心是道德主体与道德本体的合一,因而人的行为只要是基于本心就无往而不是自由的;从道德修养的维度,孟子主张道德修养是"反求诸己"的内省和自修,它是对道德本心的自由自觉地扩充和发扬,体现出道德修养的主体自由状态;从道德行为的维度,孟子认为道德行为的自由并不是一种恣意放任的自由,而是一种以德和法为基础的自由,人在实现自身的自由的过程中要接受德与法的双重约束;从道德人格境界的维度,孟子摈弃了圣人人格的至上性、神秘性等特征,主张圣凡同一的普遍平等性,倡导"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德自由理念,从而构筑了更加自由自觉的道德理想境界,赋予人更多的自由选择空间。     

试论孟子与士人精神

作为中国“轴心时代”的重要思想家,孟子希望以道德化政治,实现天下有道。他提出士人修养的“浩然之气”,在士人与君主的关系上主张“道高于君”,而对于广大普通民众则倡导“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在此基础上,孟子推出了四种士人典范。而在孟子这些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乃是对德性的张扬,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他明显偏重于前者,这是孟子关于士人精神的特色所在。在孟子的精神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信仰和勇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子是一位信仰道德的“宗教家”,而不是一位代表智性的“学问家”。     

老子生存论哲学辩证发微

老子的哲学思想, 就其理论框架和致思目的而言, 与中国传统文化主导之一的儒家思想并无多大差别, 它们似都可以用“道”、“德”两大命题来涵盖, 都落实在修身与治国两大现实主题上。但与儒家思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老子不像儒家宗师孔子那样主要从现实人伦关系即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去思考这两大主题, 而是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这一宏观超越的视角来审视人类社会生存问题, 最重要的思想成果是揭示了存在于宇宙之中而又约制宇宙万物的恒常规律———道, 发现了人类与宇宙万物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同一性 (或曰“同构…     

论休谟难题中“新关系”的主语人称问题

把休谟难题解读为“能否从‘是’中推出'应该'”忽视了休谟难题中“新关系”的重要地位,是把该难题片面化为其第二层涵义的结果.“新关系”是休谟难题中的第一层涵义,是正确解读其第二层涵义的基础.“新关系”必然是一个陈述式道德命题,它的主语人称是第一人称“我”.道德调节功能的本质属性给“新关系”主语人称确定为第一人称提供必然性.陈述式道德命题自身的人称特性给“新关系”主语人称确定为第一人称提供可能性.在全面解读“新关系”的基础上,休谟难题的准确表述就是“能否从‘是’中推出‘我应该’”这种形式.     

做一个大写的人:我们在阅读中与《孟子》相逢

如果我们愿意在阅读中与《孟子》相逢,我们就应该立志去做一个大写的人。从道德理想主义层面看,《孟子》要求我们“证性善”,确立人之为人的性善之本;期盼我们“恶乡愿”,拒斥八面玲珑的伪善之方。从文化守成主义层面看,《孟子》呼唤我们“友古人”,经由对优秀文化传统的回想而求证本根之源;促使我们“辟邪说”,通过对异端邪说的批驳而澄清智慧之旅。有理想有文化的人,才会是一个大写的人。无论对于针砭欲望横流的当下世态,还是对于建构人皆尧舜的未来愿景,这种人格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     

马克思主义中的“评价”问题——从“塔克-伍德命题”谈起

“塔克-伍德命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评价”问题,即“马克思是否对资本主义作道德评价;是否有非道德评价方式;这些评价方式的地位与关系”。经典理论在资本主义道德评价上呈现出矛盾态度,这应从“唯物史观内部本质与非本质层次划分”角度解释。按此,道德评价的可能是在一个特定意义上被承认。但通过对经典理论中具体价值评价的性质甄别表明,其中的价值评价主要是历史评价,道德评价既不占数量上的主导,其功能也主要是服务于历史观的巩固。故总体意义上,“不作道德评价”是经典理论对资本主义的主要理解。这一评价状况的深层原因是经典理论中“科学与道德”两种基本思维关系问题即两种思维是分开的,且科学思维是主视野。就此而言,以往反驳“塔克-伍德命题”的道德主义立场,其论证走向了另一极端,导致马克思主义科学思维的遮蔽。     

欧洲哲学视野中的"知识"和"道德"——读列维纳斯《存在之外》一些感想

追问“什么”是欧洲形而上学的核心,它真正追问的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在理性观照下,事物在不同层次上的显现与本质。事物的这种显现与本质,既是它们的存在,也是关于它们的知识。但是,对于列维纳斯来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前,尚有人与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外于“知识”,外于“存在”。因为它是自由者间的关系,他者不可由“我”来显现、观照,是完全异于“我”的。因此,人与人之间首先是伦理-道德的关系,而不是知识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伦理-道德外于、高于知识。然而,对于人这种有限存在者来说,他的一切知识,实质上都是对“不断（的经验事物）”的一种断,都是在不全处作出全的论断。因此,知识实乃包含着自由与责任于自身。换言之,伦理-道德也在知识中,知识实际上也是事物的一种自由的存在。因此,存在论-知识论与伦理学之关系,是否如列维纳斯所认为的那样,仍值得深究。     

孟子视野中道德信仰的生成逻辑与建立机制

战国时期,既有规范及其精神基础崩解,孟子在孔子"仁学"基础上建立了以仁为本的道德体系,主张普及道德信仰以维护社会秩序。在孟子视界中,道德信仰的生成逻辑体现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中,"尽心知性以知天"规定了道德信仰是理性生命活动的重要内容。孟子又赋予道德信仰形而下的意义,主张社会人伦提供了培育道德信仰的具体情境,要求行为主体以践行人伦规范的方式来显现道德信仰与道德情感,从而有效调整社会运行秩序。孟子仁政说强化统治者在推行道德信仰中的功能,期望国家权力给建立道德信仰以制度上的保障。     

亚科·欣蒂卡访谈录

1)新的生物遗传研究 ,比如克隆 ,再次提出了“科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这一棘手问题。您对此的观点是什么 ?您认为 ,“哲学”在这场论争中扮演什么角色 ?对于伦理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我想我能说的不多。但对于伦理学我倒是可以泛泛地谈一些看法 :它是如何被研究的 ,以及它应该如何被研究。在此我想谈两点。第一 ,伦理学发轫于古希腊时 ,它研究的是道德层面上和社会层面上的优秀品行。不同的美德是优秀品行的不同形式 :从字面意思上讲 ,一个有美德的人是一个社会生活舞台上的优秀表演者。但在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规范莅临之时 ,社会上却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