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研究(一)──关于《诗说》对《诗经》通例的界定

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就《诗经》通例的论说,主要体现了作者对汉、唐、宋经学家章句之学的思辨和指陈,主要内容为：１．《诗说》对孔子删诗与“四始”之说的认识,２．《诗说》对“六义”之说的认识,３．《诗说》对“风雅正变”之说的认识等。《诗说》论《诗经》通例的学术源流,最突出的内容是强调《诗经》的乐性。这对我们当下和今后把《诗经》放置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从礼制美德到性情之正——朱熹对《关雎》诗旨的扭转

作为《诗经》首篇,《周南·关雎》具有明大旨的意义,因而其解释历来为注家重视。《论语》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语对于学者理解《关雎》诗旨具有指导性。《毛诗正义》化用《论语》此语解释诗旨,体现出以礼制美德说诗的倾向,这也是《毛诗》系统叙说诗旨的一贯风格,朱熹突破这一传统,从《论语》“乐而不淫”之语中提炼出不同的诠释原则——说明“性情之正”。本文从经学史的角度梳理并比较《毛诗正义》与朱熹《诗集传》关于“《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解释,进而展现朱熹对毛诗的突破及其《诗》学建构,最后指明这种转变的《诗》学意义。     

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历史转折──朱熹“以《诗》言《诗》”说申论

朱熹首倡并躬行的“以《诗》言《诗》”说是对《诗序》“以史证《诗》”以及后儒“以《序》解《诗》” 的否定与批判,同时又体现了对《诗经》文学本质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深刻认识。贯彻“以《诗》言《诗》”的原则,实现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变革,是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赋予宋代学者的重大使命;而文学名家与经学大师的一身兼任,历代文学与历代经学的双轨集成,是朱熹实现《诗经》学变革的主体条件与客观基础。     

由上博简《诗说》的体例论其定名与作者

上博简《诗说》中出现的六次“孔子日”以及以“曷”字形式出现的孔子言论,实际上都是《诗说》作者引述孔子的言论来支持自己的《诗》学观点。由这一体例可以肯定,《诗说》的作者不是孔子;而应该是孔子的门徒或再传弟子。据有关材料判断,这个门徒最有可能是子夏。因此,《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所定名的《孔子诗论》,若更名为《诗说》更符合竹简内容,也切合周秦古书的定名规律。     

《甘棠》与孔门《诗》传

新发现的《孔子诗论》使我们对孔子《诗》说有了远超前人的认识。孔子《诗》说全面深刻把握《诗》旨,以《甘棠》为例,孔子以“报”一字总括,并层层解说其义。本文还就《甘棠》诗,梳理了自孔子《诗》说一直到汉代尤其关系本事的“传”的传承谱系。     

《诗经》研究之津筏——读冯浩菲教授《历代诗经论说述评》

冯浩菲先生的新著———《历代诗经论说述评》(以下简称《述评》或冯著)于200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从经学的角度研究《诗经》,是建国后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是当今传承《诗经》文化、弥合历史断裂的重要津筏。笔者读后认为主要有两大特色:一、从《毛诗》入手,以经学立基冯先生在《述评·序》中说:“近百年来所出现的有关《诗经》的专书,以注释和文化阐释为大宗,论说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即所谓经学研究,一直是薄弱环节。”这种看法可以说抓住了现代《诗经》研究的主要问题。其实,从《毛传》到现代人研究著作如吴闿生《诗义会通》、林义皇《诗…     

诗意与诗义的各得其所——从李光地《诗所》看宋明理学的终结

宋明理学是脱胎于传统经学的儒学新思想与新形态,这种新思想与新形态在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丰富性与多样性,并最终趋于成熟与稳定,清初理学重臣李光地是其重要代表。本文以李光地的晚年《诗经》学代表作《诗所》为对象,通过对他释传《诗经》语境还原的重要方法以及各得其所的目标考察,进而分析他由辞求意、观其所兴的诗意体会,与曲尽事理、小大兼举的诗义阐明,充分呈现李光地如何由经学转出理学,以及使理学与经学分离,以综合的方式消弥存于经学中的理学多样性,从而既使脱胎于经学的理学成熟,也促其终结。     

孔子论《诗》与上博简《孔子诗论》之比较

比较上海博物馆藏《孔子诗论》与《论语》等传世典籍中记载的孔子论《诗》的内容 ,可以使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孔子的《诗》学思想。以往人们认为孔子对《诗》只有使用层面上的阐发 ,今据上博简《孔子诗论》则可知孔子以“情志”论《诗》 ,对《诗》旨也有精确允当的阐释。     

子思作《孝经》说新论

《缁衣》、《中庸》、《坊记》、《表记》出自《子思子》,已由郭店楚简的发现得到证明。 《李经》与《缁衣》等四篇好在“子曰”之后引《诗》《书》,风格相同,当属同一时代,同一作者的作品。 《论语》中孔子多言《诗》《礼》而罕言《书》,与《子思子》判然有别。用《诗》《书》发挥孔子思想,应是 子思的创造。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退而与万幸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继承了子思学 派的传统。《孟子》原有《说孝经》等“外书四篇”,《史记》等都曾引用。《说孝经》当是《孝经》成书于 孟子之前、孟子论述其师门所传《孝经》的证据。郭店楚简内多处论孝,与《孝经》相表里,表明孝是 子思学派论讨的热点之一。     

《诗经》读解的流变探析——以《关雎》为例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也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对于《诗经》的解读从未停止。《关雎》是《诗经》的首篇,从孔子以来就备受重视,可见《关雎》对于《诗经》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考察历代学者对《关雎》的释义流变,可以发现对于《诗经》的阐释,始终离不开对其社会功用和伦理价值的阐发,即从其艺术风格、创作手法方面的考察,而所谓民俗学和人类文化学的考察,难免只能停留在对其诗句字意和创作背景的考察上,而一旦涉及到对其诗义、主旨方面的探讨,则不免要结合儒家思想这一文化资源。儒家思想本身是非常丰富的,在用其解读《诗经》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从那些有益于社会进步、有益于人的发展的方面来进行。同时,也应看到,《诗经》作为文学艺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以文艺论文艺,更有利于文学艺术朝着更加丰富和绚烂的方向发展。     

《孟子》引论《诗》《书》的文献地图——兼评陈澧《东塾读书记》考释的得失

清代岭南学者陈澧的《东塾读书记》考释过《孟子》引论《诗》《书》,其考辨有商榷的余地。实际上,依据全书原则、实名原则、分别原则,《孟子》引论《诗》《书》的文献地图为:引《诗》凡35条,引《书》凡19条,论《诗》《书》凡5章,总计有33章引、论《诗》《书》,章数占全书260章的12·7%。司马迁说孟子"序《诗》《书》",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绝非虚言。《东塾读书记》虽失之于考辨,但有得于义理,精辟地揭示了孟子思想体系与《诗》《书》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     

试析孟子解《诗》读《书》方法论

《诗》《书》文化对孟子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原因之一在于孟子建构了独具特色的解《诗》读《书》方法论。强调“知人论世”，注重历史经验的还原；倡言“不尽信《书》”，旨在超越文本的误区；提出“以意逆志”，追求两种视域的融合；──正是这一方法论层层推进的三个环节。孟子的这一解《诗》读《书》方法论，坚持道德理想主义与文化守成主义的基本精神，使孟子能够对《诗》《书》文化大传统予以“合法化认同”与“创造性转换”，在历史上也促进了人文精神的承传和发展。应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朱子诗经学中的文王之化与淫诗说

朱子以文王之化解说“二南”,又以淫诗说审视“郑卫之风”,其背后均通向圣人之学。具体而言,朱子通过“生有圣德”、后人追述称王、以“理”解“天”回应文王受命说等方式,在其诗经学体系中塑造了文王的圣人形象,并作为学之典范,且认为文王之化使“二南”之人均得性情之正。相较之下,未被文王之化的“郑卫”,旧俗未革,故多淫诗。朱子分别从作者定位、“止乎礼义”之义及雅郑邪正之辨等方面审视淫诗于学者之影响,其批驳之旨乃为使读者保持对淫诗的警省,从而得以端正性情,并通向圣人之学。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补证

"孔子删《诗》"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在并无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竟然长期对此表示怀疑,甚乃完全予以否定。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值得深思。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问题、"《诗》三百"与"季札观乐"问题、"思无邪"问题、"删《诗》"权力问题,以及"孔子删《诗》"史书无载问题,对"孔子删《诗》"的历史真实性作了进一步论证。综合这五个方面的论证,并得出结论:"孔子删《诗》"是完全可信的。     

《潜夫论》与汉代经学

东汉王符的《潜夫伦》，是一部政论性的古典名著。严格说来，王符本人并非专注一经或几经的经学家，《潜夫论》亦不属于说经解经的经学著作。但由于这部名著是在汉代经学统治时代完成的，其人其书同其时代有密切的联系，我们今天从中亦可“观见”当时经学的情况，包括经学统治所造成的思想影响、经学两派在后来的融合、经学复杂的社会作用以及经学的衰落和经学向玄学的过渡，等等。汉代经学的统治，从政治思想开始，遍及整个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我们从王符《潜夫论》中可以看到，这在当时的思想界和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汉…     

庄存与《春秋》学新论

庄存与是清代经学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经学家。从梁启超以来许多学者都认为庄存与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 而以《春秋正辞》为其体现, 人们论庄存与的经学往往以《公羊》学为说。不可否认, 晚清出现以《公羊》学为中心的所谓今文经学, 与庄存与的《春秋正辞》重《公羊》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但是庄存与的经学实是以六经为宗, 不守门户; 专明大义, 以求致用, 并非仅仅只是《公羊》学。就《春秋正辞》而论, 则具有以《公羊》为主、杂取诸家, 不重微言、专重大义的双重特点, 而这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时代意义。一、《公羊》为主, 杂取诸家庄存与在…     

“以意逆志,得孟子之一体”——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经学化的影响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最先强调了读《诗》者在《诗》义阐释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这意味着读《诗》者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诗》义,还可以通过主动推求去寻找《诗》的创作意图。而《韩诗外传》正是汉《诗》践行孟子＂以意逆志＂观的突出代表。《韩诗外传》对孟子＂以意逆志＂观的传承,不仅展现了《诗》学发展至汉代的一次飞跃,同时也证明了汉诗通过《诗》义阐释传达经世意图的经学化倾向正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     

经学时代下的清代学术观--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札记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出版。全书共分上下两篇,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即上篇“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下篇则“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92—493页)按着这种划分,清代学术理所当然地被置于经学时代之下。冯友兰讨论清代学术主要围绕着道学(宋学或广义的理学)的继续和今文经学两个问题展开,检视所论,其中不乏卓见,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①本文就此略陈管见,以求教时贤。一、道学的继续讨论清代学术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与宋学的关系。冯友…     

三家《诗》思想渊源之蠡测

西汉今文诗学分为鲁、齐、韩三家。三家《诗》虽然都属于今文诗学,但其思想特征并不完全相同。而这些思想特征的不同,与它们思想来源的不同有着密切关系:鲁《诗》与荀子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在解《诗》的时候突出了礼的地位;齐《诗》源自以《公羊》为代表的齐学,有着浓厚的阴阳五行思想色彩;韩《诗》同时受到荀子与阴阳家两方面思想的影响,这也是其既有荀子"天人相分"思想,又有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思想的原因所在。从保持先秦《诗》义的原貌来看,鲁《诗》的贡献最大。但从汉代经学的发展来看,齐《诗》无疑最能反映西汉今文诗学的特色。     

陆贾对《诗经》的阐释

陆贾对《诗经》进行阐释:以仁解《鹿鸣》,进而提出普遍原则;以义解《关雎》,赋予政治哲学内涵。他强调《诗经》的仁义观,使《诗经》具有强烈的仁义政教功能,同时为自己的政治理论寻找经典的根据。他认为《诗经》有"情得以利"之效,兼重诗情、诗志,继承了孔子《诗论》说。他结合时代背景来阐释具体《诗》篇,使《诗》义的内涵更丰富、更有时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