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伟勋堪当现代新儒家论

傅伟勋一直被看作现代新儒家之外的儒家批评者,文章则从三个方面证明他完全有资格归入现代新儒家阵营。首先论证他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使命感的学者,在中国现代三大主流思潮(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中,他必然要选择文化保守主义,从而走向现代新儒家。其次就他的四个学术思想倾向来论述他只能归属现代新儒家。最后论述他具有第三代新儒家共通的思想特征,即:①推崇儒学,但不将儒学价值绝对化;②虽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却能客观地评价马克思主义;③坚持多元价值观,虽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但从不拒斥西方文化,虽强调儒家精神的现代意义,但决不轻率断言认同儒学乃人类未来文化发展的惟一方向。     

先秦儒家的道德自觉论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被称为“为己之学”,旨在引导人自尽其心而涵厚其德,内蕴丰厚的道德自觉思想。在先秦儒家看来,个体道德自觉源自人之本性,生成于与他人、社会、自然等相处的各种关系场域中,受“君子”“贤人”“圣人”等理想人格范型的指引,遵循从“为人由己”的道德自我觉醒、“推己及人”的道德关系圆融到“内圣外王”的道德境界升华这一逻辑展开。先秦儒家的道德自觉论在历史赓续中形成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和坚实的民族认同基础,深刻影响着民众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有利于强化人民的主体作用、重塑社会伦理秩序和增强文化自信,对当前促进公民道德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深远意义。     

儒家伦理与社会儒学 ——儒学义理与中国社会的互动

历史上儒学的发展既有义理的创制,也有制度、礼俗的建设,儒家的价值理想落实到社会生活当中,离不开儒者对民生、制度、礼俗的思考与实践。孟子在思考王道时就认识到"养生丧死"等民众切实的需求与仁政落实的关系,历史上的儒者在推行儒家教化时,也重视民生,强调制度设计、礼俗重建,尤其是文化转型期的儒者,其思考和实践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今天面临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如何在当今社会结构中安顿儒家伦理,创新思考儒家伦理的实践方式,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如果儒家不能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人伦生活、精神追求等问题提供切实有效的方案,我们或许要重估儒学在当代复兴的价值。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以重视社会儒学这一概念,重回孟子王道与伦理的思考,立足当下中国的社会实际,提供儒家方案,开展儒家实践,以期"重建儒家和中国人生活的联系",服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孟子与马斯洛思想中理想人格的比较

中国儒家主要代表之一的孟子,和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创始人之一的马斯洛,这两位身处不同时空的学者在各自的思想中塑造的理想人格却具备了许多共通之处。该文从理想人格的提出、形成基础、特征以及实现途径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从而为现代社会理想人格的塑造提供有益启示。     

儒家文明论纲

文明是人类对“人之为人”在思想上的一种自觉及其在实践中的表现。儒家文明是以儒家文化为标志的古代中华文明。它不但有其民族性、时代性,还有其主体性。无论就其现实层面、理想追求还是价值观念,它都是不同于西方的一种文明类型与文化系统。中国现代化实质上是建构现代中华文明体系,既要继承儒家传统,又要超越儒家传统,从而保证中华文明的历史延续与时代更新。儒家文明在现代化中仍有它的生命力而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它对世界文明的未来亦将做出特殊的贡献。     

儒家视阈中的人格理想

理想人格可以视为价值理想的具体体现,它以综合的形态展示了人的价值取向、内在德性、精神品格.儒家从先秦开始已考察人格理想的问题.人应当走向何种存在形态？完美的人格具有何种内涵？这一类问题都为儒家人格学说所关注.尽管随着社会的演进,对人格的理解需要进行历史的转换,但儒家人格学说中的一些思考在今天依然有其意义.     

晚期梁漱溟的“儒家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现代化两难问题的解决为核心

晚期梁漱溟尝试通过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解决他早期文化观中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问题。由此梁漱溟实际上建构了一种“儒家马克思主义”,即儒家思想框架下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首先,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同属于文化第二路向,因此有两相结合、会通的可能性;其次,只有通过与经历了现代化的第二路向文化即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前现代的儒家思想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最后,儒家“仁”的思想可以作为批判西方现代化问题的道德规范性标准,儒家的伦理本位思想被他用来阐释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文化早熟”的论断、对“仁”的超历史理解有一定的理论缺陷,但晚期梁漱溟的“儒家马克思主义”在丰富今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解,以及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的精神疾病观

当西方近代医学对精神疾病做出生理性的解释之后,精神疾病不再同道德问题联系在一起.然而在中国,虽然以天人合一为思想基础的中医学始终对精神问题给出生理性的解释,但是精神疾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却一直被视为一种道德上的失败.与唯物主义疾病观相伴的对待精神疾病的文化态度在中西历史上显示出截然不同.儒家的道德哲学可以为这种不同提供一种解释.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身体不仅承载着自然规律,也承载着道德含义.这种观念不仅反映在社会文化之中,也反映在中国古代的医学思想和法律体系之中.     

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儒家维度

意大利汉学家马利奥·沙巴蒂尼曾对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作过一番评价,直言其"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文艺思想传统(主要是道家)之木"。对此,朱光潜在20世纪80年代数度作出回应,表明自己实则是"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儒家传统之木"。本文对朱光潜思想展开重新考察与梳理,认为其实际上有一个由偏于道家向偏于儒家的发展过程,及至20世纪40年代,其儒家文化立场已经非常成熟、稳固。此时他以儒家的礼乐文化之木接西方近代美学之花,在中西文化互释中阐发儒家礼乐文化的内涵,并寓以自己"美善合一"的人生理想与社会理想。     

“箕踞”的思想文化解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中国历史上,箕踞作为一种身体状态,颇受主流社会和文化尤其是儒家的贬视、厌弃。通过对这一思想文化现象进行多维的深度解析,可以发现,其背后不仅隐涵着人兽之别、夷夏之辨、殷周之异等思想史问题,而且还纠结着礼与非礼、儒家与庄学的价值精神取向的对立和冲突。     

儒家的民本与人权

儒家的民本与君主制相联系,而没有"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设定,从政治体制上说,民本思想中没有第一代人权的观念;但就民本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而言,其中也包含着第一代人权的某些因素。儒家伦理与西方的人权不仅有着时代的差异,而且也表现出中西文化各自不同的特点,二者应该相互补充,《人权宣言》中写入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以及“人类一家”等思想,即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互补的体现。儒家的民本思想,经过批判继承,吐故纳新,不仅可以同第一代人权的观念相契合,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与第二代人权以及人权观念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更多的内在一致性。     

儒家的德治为什么产生了人治的结果

儒家思想家 ,尤其是孔子和孟子 ,本质上是将德政和人治紧密联系起来了。德政和德治的思想 ,原本并非人治的同义词 ,但儒家的德治和德政思想为什么导致了人治的结果 ?人们为什么自觉不自觉地将德治与人治等而视之 ?本文试图从儒家德治思想的本源、儒家德治导致人治的根本原因、古今德治依赖的社会制度的根本分野等方面回答 :究竟是儒家的德治思想导致了人治、等同于人治 ,还是中国古代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造成了儒家的德治思想与人治思想难以分离或者不可分离的状况。     

从社会学合理性之主题和预设看儒家文化合理化的潜力

韦伯对儒家合理性的判断是含糊的。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有认知和伦理两个方向,儒家文化有认知合理化潜力,但他没有考察儒家文化的伦理合理化。分析韦伯和哈贝马斯的合理化概念得出社会学合理性分析框架:即经验普遍准则的确立或知识论证之主题和主客体关系之预设。不同社会学合理性其预设和知识性质不一样。既有主客对立和客观知识的对客观世界认知取向的工具合理性,也有主客对立和外在规范知识的对社会世界伦理取向的形式合理性和策略合理性,还有主客统一和内在规范知识的对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伦理取向的交往合理性。儒家文化是伦理文化;天人合一是其预设;重内在主观知识,轻外在客观知识是其特点。伦理文化缺少主客对立,无法建立客观知识和外在规范知识,客观世界的认知合理化和社会世界的客观伦理合理化潜力低;但其建立起主观的内在规范知识,具有一定的主观伦理合理化潜力。儒家文化在认知和伦理两个方向都具有合理化潜力;且由于其入世态度,其合理化得以实现。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分别在认知和伦理上合理化潜力高,但直到宗教改革赋予其入世态度,其合理化潜力才得以实现。     

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观

“内圣外王”之道历来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理想境界。就先秦儒家而言,主要表现为将德性主体的自我完善落实在外王事功。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和谐一致,是儒家理想人格的至高境界。内修仁德、外行德政的修己安人之道,构成了内圣外王之学的主要内容;孟子承孔子之绪,对其“内圣”思想加以发挥,创立了以性善说为基础的心性之学和以仁政为旨归的王道学说,试图从“内圣”中直接引出“外王”;荀子一派从“外王”方面发展了孔子的礼治思想,其隆礼重法、礼法并重的政治学说,使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实践中,都更加贴近社会实际,对汉代政治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学是疗救西方现代性疾病的一剂良药——狄百瑞“新儒家”思想论述

狄百瑞是西方"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狄氏一生努力推动并促成了美国中国学对中国思想系统内部概念的研究,将中国传统思想引入西方乃至世界视野,提升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狄百瑞的"新儒家"思想体系与现代性息息相关,现代政治运动与思潮是狄百瑞学术研究的根本推动力;狄百瑞对中国传统进行研究,促成符合现代性观念的中国传统人文价值与西方价值的兼容、统一,最终落脚于解决世界范围的现代性困境问题。     

儒家伦理的基德和荣格的道德观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体的儒家伦理,已经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德"或"母德",这是在长达2000多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经过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儒家思想,董仲舒提出"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经过以后历代的兼收并蓄和对立融合,发展成为儒、道、佛融合一体的宋明理学,近代中国社会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发展,促使人们对儒家伦理思想进行时代的反思。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思想为东西方道德观的比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     

先秦儒家管理心理思想探微

本文对我国先秦时期以孔盂为代表的儒家管理心理思想予以浅释,并围绕着主体个体性存在、主体社会性存在以及主体精神性存在等管理思想作了探讨。同时兼有西方现代有关管理心理思想的比较。     

论儒家的管理哲学

儒家的管理哲学是儒家文化的主体内容 ,它构筑了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作用。本文对于儒家的管理哲学的探讨 ,一是指出了儒家管理哲学是建立在仁者人也的人性可塑论上 ,二是指出了儒家管理哲学是以修己安人为其本质特征和价值取向 ,仁、礼、中庸 ,构筑了儒家管理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 ,三是指出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方法论 ,是以中庸之道的原则、变易思想的理论、礼法并用的策略所构成的经权方法为其显著特点。儒家管理哲学所蕴涵的丰富精华 ,经过损益更新 ,依然具有着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生命力。     

儒家式应对思想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研究中国人的应对有两种思路,一是以西方应对理论为研究基础,二是从中国社会文化现状构造研究依据。 文章首先分析了儒家式应对的内容和特征,进而编制了儒家式应对问卷。530个样本的数据分析表明,儒家式应对包括4个因素：挫折内在乐观性、“命”认识、人的责任性、挫折作用评价。儒家式应对与本研究中体现心理健康的CES-D、SAS、SWLS有确切的关系,儒家式应对思想有利于心理健康。文章最后讨论了儒家式应对在心理健康中的作用机制     

儒家经典英译与儒家思想的跨文化传播

儒家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儒家经典的外译特别是英译,一直是西方国家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也为西方读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欣赏儒家思想的空间。儒家经典英译其本质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儒家经典众多的译本由于译者的背景、传播目的和目标受众的不同,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