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的道统观及宋儒对他的超越

韩愈提出的道统观，以及宋儒对此观念的消化与超越，是认识与分析宋以后中国思想演进的关键性起点。韩愈提出道统观，目的是斥佛祛邪，但手段是确立儒家之道。韩愈从整个生活方式，即广义的文化概念对儒家之道作出结构性分析，同时，又不使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消失在结构中，力求个人与社会的贯通。由此，韩愈的道统观使原来所关注的抵制佛教的目的转到了如何解释固有的儒家之道，以及基于这种解释而自觉展开的儒家文化重建。宋儒在接受韩愈以后，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对儒学作了推进，其一是从社会经济改造入手，其一是从个体价值挺立入手，前者的代表是王安石、叶适，后者的代表即是后来的正统理学。理解宋代儒学，不能帛裂此基本格局。     

《宋代史事易学之义理风华》简介CSSCI

刘秀兰著,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0月出版,全书共686页。全书旨在探究宋代史事易学的义理内涵,从宋儒注《易》所引证的史事当中,发掘其人文关怀以及精神状态。     

全球化时代类群本位的公共生活理念与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

由市场经济所直接推动的“世界交往”历史形态的生成,标志着人类逐渐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内普遍的、自主自觉的类群公共生活时代,或曰“世界公民社会”时代。作为一个内蕴丰富的意义符码,“世界公民社会”最显著、最突出的人文特征在于,它是对交往的普遍化所要求的“公共理性”的表达,是对与之相应的以模塑现代“公民社会”民众之普遍的“公共理性”精神为根本追求的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彰显。就学理性意义而言,在文化多元与一元并存、价值的差异与共识同在等已成为显在现实的当代中国社会,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     

人本主义与生命伦理学

任何社会、任何历史阶段 ,人性论都是医学伦理观建立的基础 ,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我国古代医学伦理观的基础是儒家的性善论 ,西方近代医学伦理观的基础是西方近代人性论 ,现代西方生命伦理学的基础就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文化思想。因为任何时代的医学家、伦理学家都是在受一定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 ,他们对医德伦理问题的思考或多或少受当时人文文化的熏陶 ,而有其所处时代的文化烙印。正如西方著名文化学学者兰德曼所说 :任何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受其文化环境的影响 ,“文化如同人体内的血管系统是属于人的一部分 ,而血管里流…     

宋儒身心之学的双重关怀

两宋士大夫主体精神的崛起,建立了以自我为起点的身心之学。宋儒面临社会关切、个体安顿如何统一的难题,故而其身心之学包含着道德修养与个体生存双重涵义。宋代士大夫努力将个体身心与性理连接,是为了化解必然面临的社会关怀与个体安顿、忧患意识与从容安乐的矛盾,最终达到忧乐圆融之境。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研究中医必须考虑的问题

由于人类生存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所以人类便创造了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中医学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混合一体的文化,我们既然要继承和发扬中医学遗产,就无法回避中医学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问题,需要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清醒而明确的认识,否则就会真伪莫辩,是非难分。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研究中医必须考察的问题

由于人类生存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所以人类便创造了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中医学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混合一体的文化,我们既然要继承和发挥中医学遗产,就无法回避中医学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问题,需要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清醒而明确的认识,否则就会直伪莫辩,是非难分。     

篮球运动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

体育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体育本身,还体现在经济、人文和社会价值等方面。体育文化是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体育文化的时代价值必将进一步被彰显出来,成为21世纪新的经济增长点。     

地域文化对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发展的影响

在人类文明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城市一直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代表。环境创造、公共艺术表现、人类对视觉感受追求的高标准都表明了当前地域文化所处的发展阶段。文章主要根据地域文化在城市公共艺术开发中的具体表现和使用情况,说明了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对任何地域的人文特点、外在风貌都有深远的影响,地域文化不仅继承了人类发展所积累的文明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以及改善了地域公共环境,表现出独有的特点与时代内涵。     

文化区域与区域文化性格的识别

文化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因而文化区域的划分亦应是具象因素和非具象因素的统一;文化区域的边界有软硬之分,而区域文化性格却没有边界;文化区域是历史形成的,但在历史演进中往往被行政区划分割,而分割后的行政区随着历史积淀往往又形成新的文化区域;区域文化性格在文化区域中形成,但它与以地域为载体并具有外部特征的区域文化不同,它作为内化于心的文化要素,以人为载体可向其他文化区域四处流动。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日益开放,就出现了一个在层层嵌套、复合交叉、互渗融会、动态演变的文化区域系统中对不同的区域文化性格的识别问题。     

邵雍先天易“天地自然之数”一解——对冯友兰先生《邵雍的“先天学”》的两点补充

作者通过对冯友兰先生《邵雍的“先天学”》的两点补充,认为．邵雍“先天易”图的六十四卦卦序按二进制六位数的大小依次排列而来．此即是宋代道学家所谓的“天地自然之数”。作者由此进一步揭示了先天卦序与阴阳生息的卦气思想之同．在一定程度上的某种暗合与实质上的相互矛盾。     

"庆历易学"发微

"庆历易学"指庆历前后学坛易学,以往学界对这个易学派别未加注意,实际上该学派在易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开宋易系统之先河.首先,"庆历易学"开宋学重<易>风气之先.其次,"庆历易学"开宋易系统解<易>风气之先.最后,"庆历易学"开纯以儒家义理解<易>风气之先."庆历易学"重<易>、解<易>风气的实质是学术范式的转换."庆历易学"是以范仲淹为核心的学者集团共同作用的结果.     

《论语》成为经的时间考辨

很多人都同意：《论语》是在汉代成为经的。但是,最近有论者把《论语》成为经的时间定于宋代甚至元代。这种新鲜的看法事实上反映了他们贬低孔子地位的“非圣”心态。汉代七经之说早已确切无疑地显示《论语》是经。《汉书》的有关记载和汉代教育中《论语》的特殊地位等,也为《论语》在那时属经提供了证据。     

从秦汉时期皇帝诏书称引儒家经典看儒学的发展

两汉皇帝自武帝起有 1 7人在诏书中征引经书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汉经学发展的轨迹。这一现象展示了政治与经学互动的规律 :经学政治化与政治经学化。此后 ,引经据典成为中国古代文人为文的传统 ,历千年而不衰。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主导面是消极的     

宋代学人对两宋非孟思潮的理论回击

在宋代声势浩大的孟子升格运动中,出现了一些非孟者,他们对孟子的批评成为孟子升格运动中的不和谐音。以胡宏、张九成、余允文为代表的宋代学者对非孟者进行了直接的回击。他们的回击不仅对于消除人们对孟子的疑虑和巩固孟子的历史地位有积极作用,而且也维护了正在兴起和发展的理学的地位,可以从中把握到各自思想的脉膊及宋代学术发展的多种路径。     

"蜀石经"与《十三经》的结集

儒家"十三经"何时结集而成,自古迄今,众说纷纭。本文通过考察,发现始于孟蜀广政而成于北宋宣和的"蜀石经",已经将《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和《孟子》刻入石经,从而完成了"十三经"的结集过程。《孟子》之刻入石经,标志着儒学从"尊经重传",到"尊经重子"传统的转变;也预示着儒学从重视"经学"到重视"理学"的时代的来临。     

认知与误读--宋代儒士佛教思想论略

至有宋一代,佛教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儒士对佛教常识、佛教教义都有较深入的认知与把握,但也存在大面积的误读;宋代儒士一方面主观地批佛、排佛,另一方面却客观地成就了“批判的佛教”。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认识、理解和评价,不仅有助于弄清宋代新儒学与佛教之关系,也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宋代学术之分野,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佛教中国化的理解。     

宋代学者论“轻重”

和前代相比,宋代学者对《管子》＂轻重＂内容的分析,更为深入细致;对＂轻重＂的总体评价与年代作者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宋代学者对＂轻重＂近乎一致的否定评价,受到当时理学思想的直接影响;他们对＂轻重＂著作年代与作者的辨伪,与当时的疑古思潮密切相关。     

山东古代易学史概论

山东古代易学史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1)上古至先秦易文化阶段。“易历三古人更三圣”中有二圣即伏羲、孔子是山东人,这个时期的易文化有东夷文化、邹鲁文化背景。(2)经学阶段。作为经学一部分的易学从汉到清出现了汉易、晋易、宋易三大系统,产生了郑玄、王弼这样的大家。这三大系统都源于山东,有齐鲁文化背景。     

王廷相道寓于“六经”的思想

王廷相提出道寓于“六经”的思想,以“六经”为载道之文,强调求道于“六经”,而不讲“四书”;并尊孔非孟,批评宋儒之学。以维护孔子及“六经”的权威来降低孟子、朱熹及“四书”的权威和重要性,修正朱学的流弊,这在经学史和理学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王延相经学与理学思想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