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转折:啖助赵匡陆淳的新春秋学

唐代中叶,学术界兴起了一个新《春秋》学派。这个学派以啖助、赵匡为先驱,陆淳（贽）集大成,对当时学术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宋人陈振孙说：“汉儒以来,言《春秋》者惟宗三传,三传之外,能卓然有见于千载之后者,自啖氏始,不可没也。”（《直斋书录解题》卷二）清末学者皮锡瑞也说：“《春秋》杂采三传,自啖助始。”又说：“今世所传合三传为一书者,自唐陆淳《春秋纂列》始。”“淳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儒治《春秋》学者,皆此一派。”（《经学通论》之四《春秋…     

胡安国《春秋传》民本思想精义钩沉

胡安国对《春秋》经文的注解，深受儒家民本思想影响。在《春秋传》中，他不但指出《春秋》“以三纲为本，以民事为要”，而且反复劝谏统治者要“以民为本”，民为邦本，本固方可邦宁。一是“重民力，役有时”。对于《春秋》经文中书写记载的民间徭役、军事演练和操习等事，胡《传》主张人君不仅要慎用、爱惜和保存民力，更要用民以时，不可肆意侵占农时。二是“急民事，谨天灾”。胡《传》常通过“天人感应”的天灾谴告说，告诫人君要心系民事，重视和关心民生民命。三是“赋税任其宜”。民之税赋方面，胡《传》以轻征薄敛为原则，认为国家应当根据不同时宜对民征收与返还，以恤民隐。     

从《公羊传》、《谷梁传》的主要区别浅探齐鲁文化的差异

《公羊传》、《谷梁传》同《左传》一起,合称为“《春秋》三传”,三者都是对《春秋》经典加以解释,但三者所立角度不同。《左传》以阐述《春秋》历史的史实为主,是一部史学巨著,而《公羊传》、《谷梁传》则重“义理”,是两部政治哲理书。《公羊传》旧题战国齐人公羊...     

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的关系新论

孔子传《易》,直接出于作《春秋》的需要——孔子所作《春秋》,不是《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孔子传《易》之“窃义”,与其作《春秋》的“窃义”,异曲同工。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相互促成,共同形成了儒学的“天道—性命—道德”三位一统的道德本体学说体系．     

论元末明初新安理学家赵汸

赵汸是元末明初理学界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针对元儒学术之弊，提出了求“实理”的治经主张，深刻影响了当时乃至清初新安学术的发展。他的学术思想的最大特色是“和会朱陆”，其中所提出的朱、陆“始异而终同”等一系列的观点，成为元末明初“和会朱陆”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赵汸在学术上的另一项主要成就是系统地提出了《春秋》学说，其中包括求索《春秋》笔削之旨的“属辞比事法”、“先考鲁史遗法，再求圣人之法”的治学途径以及关于《春秋》中具体问题的看法等。赵氏的《春秋》学说，是我们今天研究《春秋》学史不可忽略的一派观点。     

论管仲的经济改革思想

管仲是我国春秋前期一位治国成就很大的政治家,也是先秦改革家的先驱。他不仅在当时以治齐有方而闻名于天下,而且其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而重要的影响.管仲的成功主要在于他能够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比较恰当地进行卓有成效地改革,使齐国“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史记·管晏列传》),成为春秋时代最早称霸中原的国     

汉代淄川国研究考辨

汉代淄川国是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在齐地（今山东地区）分封的重要诸侯国之一，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汉代的历史与政治，特别是对研究汉代诸侯王国的历史地位及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博弈有重要作用。且汉代淄川国也是当时齐地乃至整个汉帝国文化极为发达的区域之一：传《易》之田生、杨何，《韩诗》“长孙氏之学”创始人长孙顺、《公羊春秋》任氏学创始人任公，及因通《公羊春秋》而荣登相位的公孙弘都是淄川国人。因此，对汉代淄川国的研究不仅对研究汉代的政治历史意义重大，对研究山东地方史及汉代齐地文化亦会产生重大影响。     

董仲舒的犯罪心理学思想研究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汉代最主要的唯心主义思想家。据《汉书·董仲舒传》载,他“少治春秋”,以“三年不窥园”的刻苦精神深究《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成为西汉时期儒家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汉景帝时,董仲舒曾任博士,讲授儒家经典。汉武帝即位后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三篇“对策”博得武帝的赏识,官拜江都相。晚年,他免官居家,著书立说,然而“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董仲舒生活于西汉中期。这时,诸侯王国割据的局面已经基本结束。董仲舒适应时代的要求,从     

刘美纯:传福音的动机

在保罗的传道生涯中,反对他的人时常在他左右,不只是与他道不同的犹太人,也有与他“同道”的人.在《腓立比书》1章15节至18节,保罗提到有些人也在传福音,但是,他们传福音的动机却是要加增保罗的苦楚.这段经文,《和合本2010》的翻译对《和合本》作了些修改,保罗说:“有些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有些人是出于好意.     

孙复论

孙复抨击佛老,推重儒家道统,是宋学重要先驱。他以《春秋》名家,认为孔子著《春秋》目的是“尊天子,黜诸侯”,以春秋无道,因而有贬无褒,事事黜之。他对汉唐以来的章句注疏之学持否定态度,他治《春秋》舍传求经,直抒“圣人”微旨,在学界造成新风气,对宋儒义理之学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他的学说学术价值不算高,但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子夏及其传经之学考论

子夏是孔子后期的弟子 ,他果敢率直、为人勇武 ,善与贤己者处 ,孔子生前 ,子夏曾经出仕 ,孔子去世后 ,他主要在魏国西河讲学。子夏于诸经皆有钻研 ,也有所侧重。他尤善于《诗》《乐》 ,曾作《诗大序》 ;他也研习《尚书》 ,但不如他经 ;他擅长《易》理 ,今传孔子《易传》很可能出于子夏的传述 ;他于礼学则长于丧服研究 ,撰有《丧服传》 ;于《春秋》学 ,发挥《春秋》微言大义的《公》《谷》二传都出于子夏的传授。子夏修习儒经 ,擅长发掘经文的微言大义。孔子“述而不作” ,他整理编订六经 ,寄寓了自己的思想主张 ,子夏所传经学 ,对弘扬孔子学说起了关键作用     

攻克人生的关卡——刘一明《通关文》的现代价值

清代高道刘一明,在道教理论上有很高的建树,他的一部分著作,被编辑成《道书十二种》,在道门中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关文》是《道书十二种》之一种,篇幅不长却在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据刘一明自己说,“通关”的目标在于让修道者“先学个无病好人”。人到这个世上,无论是修道者还是一般人士,不能不面对许多无法绕过去的坎,拿刘一明的说法,就是“关”。他列举了五十个关口,同时也预设了相应的过关方法。当然,作为思想上的“关”,他所提供的是从思想上精神上攻关过关的方法。从五十个关来看,少数几个“关”大约只有当时的修道者才会碰…     

20世纪以来《春秋穀梁传》研究综述

作为“春秋三传”之一,《春秋穀梁传》两千年来一直是中华传统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但与《公羊传》和《左传》相比,《穀梁传》的研究无论在学者队伍上还是在学术成果上,均远远不及。不过,自晚清今古文经学的滥觞、民国古史辨派运用新学科方法研究《穀梁传》以来,已经先后有学者从经学、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角度对《春秋穀梁传》展开深入研究,形成了现代穀梁学研究的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20世纪以来的国内穀梁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穀梁传》的思想史定位以及《穀梁传》的思想价值等方面。本文拟对此作一番梳理,以期为《春秋穀梁传》思想的…     

廖平对《春秋》经的认识

廖平对《春秋》经的认识,有前后两个阶段的变化。在廖平的经学史研究阶段,认为《春秋》是孔子所制作的“经”,包含了孔子的“素王制作”之义,即为后世的“一王之法”;在其经学理论的建构时期,《春秋》经被廖平作为其建构孔经“人学”的经典。事实上,《春秋经》廖平的孔经天人体系中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符号,且随着廖平经学理论的变化,被不断地赋予不同的功能。     

经典的条件:以早期儒家经典的形成为例

在此,我无意对经典作出严格的界定。就其一般性来说,它是能够引起持续震撼力的那一类伟大的著作,最能体现人类“原创性”的东西基本上都凝结到了经典之中。经典普遍存在于人类几种伟大的文明中,它是一种“特殊”的贵优“珍品”,而且是不朽的。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之下,“经典”可以划分为一些不同的类型。这里,我关心的是与下列讨论有关的一种类型的经典。这种类型的经典,大概相当于Bible或 Holy Bible而不是 Classics,在传统社会中保证着世界观、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并获得了正统性的地位,因此可以称之为“神圣型经典”或“宗教型经典”。用来说明经典的条件而被我们作为个案的儒家经典,基本上就属于这种类型的经典。中国是世界上几大文明体系中较早形成经典传统并由“经典”引导的文明和文化。儒家经典及其围绕它们而形成的经学,最为体系化、规模化和符号化,谁要是说中国最具有“经典传统”和经典解释传统,我不会表示任何异议。我所说的早期儒家经典,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它们一般被称之为“六经”。本文从儒家这六部书籍的经典化过程这一特殊的视角,试图对经典的条件这一一般性的问题提供某种一般性的理解。     

论苏辙《春秋》学的特点

与北宋流行的以孙复、刘敞、孙觉等人为代表的“新《春秋》学”乃至先前三传专门之学相比,苏辙的《春秋》学表现出显明的特点以《左传》为本;迁经以就传;“不专为例”;尊王而又是霸;持绝然对立却又渐进“楚”的夷夏观。     

《荀子》与《易·文言》之比较

荀子为传经之儒,他与《诗》、《书》、《礼》、《乐》、《春秋》的关系,经前人与时贤考释,都已略见端倪。然而,他与《周易》的关系仍朴朔迷离,其论《易》、用《易》、阐《易》、传《易》之功,尚未得到彰扬。 荀子,自刘向起就被称为“善为易者”。汪中的《荀卿子通论》和胡元仪的《荀卿别传》在彰显荀子传授《毛诗》、《鲁诗》、《韩诗》、《春秋三传》及《礼》之功后,都曾致力于考证荀子与《周易》的关系,然除重申刘向的结论外,于实证上并无多大进展。     

杜预“体元”说探源——兼论《左传》与《公羊》的元年之争

杜预以“体元居正”总结《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之义,终结了两汉关于《春秋》之元的争论。然而,“体元”之义直至宋初无确解。程颐以“体仁”解“体元”,胡安国承之。明末王夫之等人质疑宋儒“体仁”说,但有破而无立。事实上,杜预“体元”说基于“开元”与“体元”的张力而立义,以配合左氏学的《春秋》中兴说。“体元”作为杜预对“元”的增字解经,重心在“体”不在“元”,“体”实则“继体守文”之“体”,核心是与《公羊》新王受命改元的“元年”释义抗衡。孔颖达据元气论和《易传》解释“体元”之义,造成对杜预的误解,但无意中延续了董何与杜预之外,刘歆对《春秋》之元的第三条解释路径,也启发了宋儒的“体仁”说。     

陆淳对啖助、赵匡《春秋》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基于对陆淳《春秋》学撰著和相关文献的分析,从《春秋》宗旨的解读、《春秋》辞义的显隐、对"三传"的评价和"无经之传"的取舍等几个方面考察啖助、赵匡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探讨陆淳对二者学说的取舍、继承和发展,可知陆淳较好地结合了啖助和赵匡的思想并有所发展,理顺了唐中后期新《春秋》学的思想体系,确立了该学派启发后学的两个重要发展方向,即走向义理和经世的经学研究,对新《春秋》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贡献。     

《墨经》中逻辑学说的特征

《墨经》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著作。它包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逻辑学的精深内容,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科学文化遗产,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仅对《墨经》中逻辑学说的特征作点探讨。 逻辑产生于论辩。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逻辑,古印度因明学,我国先秦时期逻辑学说,概莫能外。 庄子反对辩,主张不辩。他在《齐物论》中说:“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