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九宫与八卦--胡渭《易图明辨》"五行、九宫"说述评

胡渭对后人以"五行生成数"和"九宫数"为"河图"、"洛书"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剖析,辨明了五行、九宫与八卦的关系,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之说,是一套独立的系统,它的五行生成之数说与<周易>中的天地之数说还是相矛盾的,也没和八卦发生任何关系."九宫数"原本与九数图的"河图"(或称"洛书")也毫无关系,也是后人硬把它们扯到一起的.胡渭的考证虽有待进一步的深入,但他认为五行数、九宫数与八卦、古河图原不相涉的说法,还是无可辩驳的.     

中国数理哲学续论：从“混沌—崩裂”到“七日来复”

在中国古代之数的基本体系中,一、三、五、七之数实为易数的不同表现。《乾凿度》所记一、七、九,可藉谢尔宾斯基三角形观其分形数理,见“混沌”为一,“崩裂”为七、为九的“混沌—崩裂”分形之数。九宫数与“三”“五”关联密切,而“文王演《易》”很可能是潜心推演九宫数及其中数“五”。深究“三”“五”之数理,可以定天下之象、见天下之吉凶。复卦“七日来复”、震卦“七日得”、《庄子》“七日”“七窍”之“七”均与“混沌—崩裂”之数直接相关。震作为“七”的分形之数的集合,兼具“混沌—崩裂”之数理与象义。在东西方哲学与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中,中国数理哲学之“历史”,“推动”并“接续—推动”着人类“哲学”与“科学”的“历史”与“自由”。     

易学“太极”概念考论——兼论《系辞上》“《易》有太极”章的含义与解释

《系辞上》“《易》有太极”章及“太极”概念为何义,是易学史上颇有争议的问题。帛书《系辞》“《易》有大恒”的“恒”字应当从今本读为“极”字“。极”本指无上无限的空间“,太极”是无以复加的极限义。此义为“太极”概念的生成提供了词源基础。但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它又是在哲学语境中生成的。在《系辞上》中,它既指揲蓍之初极,又指天地未分的至极本原。随着汉唐、宋明哲学的变化,这一概念的具体所指或为元气或为理“。《易》有太极”章包含着揲蓍成卦和宇宙生成两重次序,二者是表里、明暗关系,而这一特点又是由《周易》本为天人合一的产物所决定的。在前者中“,太极”指蓍草未分的初始状态“,两仪”指分而为二的两部分蓍草“,四象”指六、七、八、九四数;在后者中“,太极“”两仪“”四象”各有其宇宙生成的象征物。汉唐对此章的解释偏重于气化的宇宙生成论,明末清初以来的解释则过分强调其揲蓍成卦之义,都偏执于一边。     

李鼎祚对崔憬易学的评价

李鼎祚在崔憬《易》注后下案语共计11次,按其性质大体可分为吸取、补充与批驳三类。《文言》“夫大人者”一段,他认为其主旨是颂扬圣明的大人,所以不赞成荀爽、虞翻只从象上解释,崔憬着眼于义理意蕴的注解得到了李鼎祚的认可。为了清楚解释卦爻辞的文义,李鼎祚认为有必要把圣人如何观象以系辞阐发出来,所以他对崔憬不讲卦爻辞象数来源的注释进行了补充与完善。关于易数,他认为天地之数意义重大,涵盖蓍与卦,穷尽万物之理,所以不能脱离天地之数理解大衍之数,崔憬从《说卦》的“参天两地”出发解读大衍之数,不考虑天地之数,为李鼎祚所批评。总体看,李鼎祚的易学力求实现天道与人事、象数与义理的统一,而最后落实于人事与义理。     

论汉宋易学太极说与茶山太极体系的建构

茶山从易学文本出发,通过反思、批评以前易学家的观点与思想,详细地论述了太极演化与《周易》卦象符号(消息卦与衍卦)及大衍筮法的关系,提出太极是"阴阳之胚胎万物之初""《周易》推移之法全俟太极造化""揲蓍之法,必又象之"十二消息卦推移的观点。从自然界的太极演化,推演出八卦、消息推移、从消息推移推演出揲蓍之法,阐明了《周易》卦象符号与大衍筮法的客观依据,建构了以太极为核心的易学哲学逻辑体系。其价值表现在理性批判精神、创新的观点和易学逻辑体系建构。虽然其许多论证不乏牵强,结论也未必完全符合易学文本,然而,茶山太极观,以其理性的批判精神、独特的易学见解和较为严密的易学体系,丝毫不逊色于中国同时期的易学家,不失为东亚易学史上的璀璨明珠。     

论李鼎祚的《周易集解》

唐人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是现存最早的两汉象数易学文献,具有独一无二的文献价值。然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作为经学的解释文本是其所处时代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他以两汉以来的象数易学及唐代易学中的"新义"反对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反映了唐代易学发展的新动向;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强烈地批判了王弼等玄学派易学"以无为本"的哲学观念,在整个易学哲学发展史中,成为沟通汉代易学与宋代易学的重要纽带。     

《周易》研究路径述评

从易学发展史来看,易学主要分为象数派和义理派。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学派对“象数”、“义理”有不同的界定。虽然人们通常把“象数”、“义理”对应来提,但实际上“象”和“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见《左传.僖公十五年》:“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象”在《易》中是最为关键的,如“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1],就连蓍法中“数”的运用,如一、二、三、四……以及大衍之数等,也都蕴含着“象”的意义。构成古经最基本的卦爻画,即一奇一偶的爻象符号就为《易》的基本“象”画,像朱熹所说:“象卦画,系本卦自…     

明代桐城方氏学派易学研究

晚明时期,桐城易学异军突起,形成了以方氏学派为代表的易学研究队伍.其开创人物为方学渐,他继承了宋易义理学传统,重在阐述人伦性命之学;其子方大镇一脉相承,但开始吸收象数易学理论;王宣、方鲲等人则潜心研究象数易学,推演河洛;方孔炤改变了其家学以义理为主的传统,走上了象数易学的道路,主张河洛即象数,易是一大物理,初步创立了用象数会通一切学问的理论.到方以智时集前人及家学之大成,主张虚空皆象数,倚数究理,以象数端几格通一切学问,建立了一个宏大的以《易》为主的哲学体系,创造了桐城易学的辉煌.     

清代乾嘉学人论宋儒“图书”易学

清代乾嘉学人继承了清初以来批评宋儒"图书"易学的学术传统,但是也表现二种不同的学术取向:一是通过批评宋儒"图书"易学这一途径来完成向汉易探求的转换,同时对其"先天"、"太极"之学所显现的思想内涵也着力予以维护,其"图书"易学本身已由文献的真伪诘辨,逐渐转向阐发其思想内涵的价值,并且从哲学的角度予以重新审视"图书"易学。二是从本质上颠覆了宋儒的"图书"易学,虽然貌似回归传统的象数之学,事实上却是创拟了一种有别于宋儒"图书"易学的新"图书学"模式。     

论焦循“本经文实测”两汉象数易学

焦循以文本实测为方法,在吸收汉儒升降卦变基础上,以脱离文本、不能贯通、牵强附会等为据否认了纳甲、爻辰、卦气说,重建了以旁通爻变为核心,内涵时行、相错的象数易学体系。他与同时代的王引之等人一起开启了乾嘉以后从汉学内部反思和检讨汉易的思潮。焦氏以文本为尺度,对汉代象数易学在注经时所表现出的弊端予以一一评析和驳斥,力图透过反思和检讨象数之学,剥离象数之学的层层迷雾,还原其易学真实意义。这对于深入探讨汉易、推进象数易学发展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然而,焦循只看到了汉代象数易学在解经中的弊端,未揭示出汉易以象数解《易》之弊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对《易传》"观象系辞"的误读,即夸大了象在系辞中的作用。也就是说,圣人并非完全以一一对应方式依象作易辞,而是以一一对应方式以象解易辞,这就必将陷入支离破碎、牵强附会的境地。因而他对于汉易的许多评价仍然缺乏深度和高度。而他的象数易学虽不同于汉儒,实质上是用一种象数易学取代另一种象数易学,宏观上仍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和超越汉代易学。     

论《周易》的"象"世界和"理"世界--象数和义理关系刍议

由“理”和“象”所昭示的两种不同思维形式出发,形成了解读《周易》文本的两大阵营——义理易学和象数易学。义理易学阵营中的王弼、程颐易学凸现了《周易》“理”世界的超越性,象数易学揭示了《周易》“象”世界对于彰明“理”世界的关键性。朱熹基于《易》本为卜筮之书的立场,既强调了“理”世界的超越性,又突出了“象”世界对于彰明《周易》“理”世界的关键性。     

系辞之情心筮之妙--赵汝楳之易理、占筮观及其思想文化意义

南宋著名易学家赵汝楳,在其易学著作<易雅>与<筮宗>中,提出了以"系辞之情"论"吉凶悔吝"的易理观,以"心筮之妙"为"蓍筮之本"的占筮观.赵汝楳将兼具象数与义理两方面内容的易学传统思想与宋代理学思想相融合,力图将原始巫术性质的神秘主义纳入可控制可调整的道德修养的范围,从而表现出探索心灵与外物、道德智慧与卜筮象数之关系的努力,这也正是其思想文化意义之所在.     

汉代象数易学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

易学发展史上的汉代象数易学,就其理论形态、思维方式、思想特征而言,具有鲜明、典型的时代性与范导性.作为汉代经学核心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汉代象数易学,对汉代哲学与文化、社会与政治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与深远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汉代象数易学在易学与哲学史上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的认识,或者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缺乏客观公允的评判.本文从"立足《周易》象数系统,确立天人之学新形态"、"深化儒家社会政治思想,强化政治指导功能"、"深化整体性和谐理念,凸显和谐价值理想终极诉求"等方面,深入地分析并揭示了汉代象数易学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     

清代学者焦循独特的易学构架

本文考述了焦循的旁通、相错、时行三说,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一系列看法：1．焦循以普遍联系和爻位运动的观点研究《周易》,把《周易》六十四卦视为具有内在联系的“生生不息”的动态系统,比之孤立、静止地研究《周易》一卦一爻,更有意义。2．焦循独特的易学构架是建立在客观分析的考据基础之上,不宜武断否定。3．焦循易学构架并非纯象数的研究,而是以象数为载体,阐发儒家的道德义理和自己“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4．焦循以“声训”为媒介的两卦或数卦之间的关联是否《周易》本义值得讨论,其“声训”缺乏充分的文献旁证是一大缺憾。     

春秋筮法

《左》《国》筮案展示了春秋易学的存在.春秋易学是占筮易向学术易的过渡形态,它的背景和基础是占筮易学,学术易学在其中已经发生.因而可根据《左》《国》等文献,对春秋筮法进行讨论.1.筮法的宗旨是确定卦爻的唯一性占筮易范式中的《周易》文本是一部筮典,其中的卦象“—/—”六联体就是巫术性质的符号.就巫筮信仰来看,卦象是天命的显象表达,具有不可直接理解的神秘意义;就占筮的操作而言,卦象则是揲蓍与卦爻辞建立联系的中介符码,即揲蓍的结果首先要变换成卦爻象的     

试论清代易学转型中的图学批判与汉学复萌

清初图学批判运动与乾嘉汉学复萌之间相隔数十年,两者在批判宋代以先天、河洛为代表的图书易学上秉持一致态度,但在对治《易》正途的理解上,前者认为当效法王弼、程颐之易学,以义理研习为务;而后者则高扬“汉学”大旗,力主恢复两汉象数易学的传统。因此,图学批判运动实与“汉学”无涉,清代易学中之“汉学”范畴理当适度缩减,将其起点延后至惠栋。“汉宋之争”说和“两派六宗”说分别将两汉象数易与宋代图书易、义理易与象数易相对立,然而两说均无法在二分法中合理安置象数易学、义理易学与图书易学的位次及关系。以象数、义理、图书三分,可以成为对历史上易学类型划分的修正方案。     

焦循易学方法论的哲学意义

文章认为焦循通过“旁通”、“当位失道”、“时行”、“八卦相错”、“比例”五图,编织了一套表现为象数形式的逻辑类比推理的思想构架。并将自己的道德理想尽数纳入构架之中。这样。焦循一方面确立了研究易学的方法论,另一方面也具有以“旁通”为主体的哲学意义。焦循易学的方法论,标志着清代中期易学的重要转向,它已迈出象数与义理诠释易学的旧轨。然而将易学的探求严格限定在各种法则的框架之内,因而也就混淆了易学的象数系统与义理系统的各自独立性。因此,易学的哲学意义也就被逻辑推理的工具价值所取代。     

从六十四卦排序看不同的易学思想

在六十四卦的多种排序之中,传本<周易>卦序、京房八宫卦序和宋人伏羲卦序最为突出.它们分别代表了三种治易思想:阴阳、五行、图数.易学在传统上被划分为象数与义理两类.通过对三种卦序及其和关思想的研究,我们认识到,易学研究所呈现的实际上是以象致与义理的两分法为经,以<周易>经传文、五行原理与图数的三分法为纬所形成的纵横交错的学术形态.所谓学术流派之分只是治学特色的区别,学者唯有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才能充分认识易道.     

论魏了翁的易学思想

魏了翁继承朱熹,兼重象数义理,以辞、变、象、占为《易》之纲领,力图融会程、邵易学。他深研邵雍易学,提出“性善之义具于《易》”,并对河图洛书、先后天易学源流及有关分歧作了进一步考证,得出图书相通的结论。魏了翁重世教,学术以济世为旨。     

皮锡瑞之易学观

皮锡瑞相信伏羲画卦,同意司马迁等人以文王重卦的观点,认为卦、爻辞都是孔子所作,并以“十翼”中的一些篇目出自孔子.皮氏论《周易》的作者和成书时代彰显了他对“汉学“的尊崇,体现了他崇经尊孔观念.由于他有着今文经学的立场,所以其对易学各派的评论也多受先人为主的经学观念的影响.皮锡瑞对王弼义理易学表示推崇,然而他并不忽视象数之学.他从易学史的高度论述了清代易家之易学.在具体的治《易》方法上,皮氏有继承,也有创新.他推崇焦循以“假借说《易》”,还主张以汉碑证《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