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同小康”之论错简问题的探讨——从宋代以降学者的相关质疑说起

在宋元明诸多学者对"大同小康"之论提出各种质疑的背景下,清初王夫之明确指出"大同小康"之论存在错简。其后,清代学者任启运、姜兆锡、李绂、孙希旦、黄式三、邵懿辰等,现当代学者钱基博、任铭善、徐仁甫等,围绕错简问题亦各有阐发,只是缘于视角的不同,提出的见解彼此不尽一致。不过,将各位学者的"纠错"主张代入"大同小康"之论文本之后,不难发现,问题并不能有效解决,更常见的是"按下葫芦起来瓢"。这说明,"大同小康"之论"其言杂乱,……其文不次"的问题固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归咎于错简却不恰当。事实上,在"其言杂乱,……其文不次"的表象背后,"以注为经"当是症结之所在,只要把注释与原文区别开来,"大同小康"之论逻辑不通、文气不顺的问题也便不复存在了。     

“大同小康”之论提出者诸说辨误

关于"大同小康"之论的提出者,除了产生最早、争论最大的孔子说而外,还有子游及其后学说、墨子后徒说、老庄之徒说、汉儒说、刘向说等观点。通过历史的、文献的和逻辑的等不同视角和层面的考察,可以证知以上诸说均不可取。"大同小康"之论的提出者当为秦汉之际的儒者。     

孔子的尚义思想和义务论伦理学说

《七略》论儒家思想特征云:“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于道最为高。”(《汉书·艺文志》)崇仁尚义是儒家的一般思想特征,也是孔子的思想特征。但是《论语》一书,义字出现次数不多,据统计《论语》中义字仅24见,其中6个还并非出自孔子之口;同时《论语》中也未见孔子师弟讨论义的记载。上述两点,使人难免产生孔子不甚重视义之感。但事实并非如此。儒家创始人孔子是很重视义的,尚义思想在孔子的伦理学说的建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孔子所讲的仁义有没有超时代意义?

<正>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有人说是仁,有人说是礼。据我看,这两种说法都不全对,也不全错。正确地说应该是仁义。我之所以这样说,有两条根据。第一条是《庄子·天道》有“孔子曰:要在仁义”。当然,《庄子》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这句话不必真正出于孔子之口,但是,说它是当日学术界的共同看法,可无疑义。否则庄子是不会这样说的。第二条是《易·说卦传》有“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当然,这句话是孔子说明《易经》中的卦的,不能就看作是孔子自己的观点。不过,这同孔子贵时、贵中一样,孔子思想肯定是受《易经》思想的影响。不然,说孔子思想与《易经》思想暗合,亦未为不可。     

港台文化哲学述要

港台文化哲学研究是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仅就港台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状况作简要介绍。一　如何理解文化哲学唐君毅先生在《哲学概论》中专设一章讨论文化哲学。他指出 :“文化哲学一名 ,乃中国古所未有。然礼记之论礼乐各文 ,乃经解之论诗书礼乐易春秋之教 ,即皆为文化哲学之讨论。而除经子之书以外 ,历代史书 ,如礼书 ,乐书……艺文志 ,刑法志等之叙言 ,其论礼乐等之文化之意义与价值 ,多原本于性与天道 ,旁通于治乱兴衰 ,即皆文化哲学之论也。”此论可以说是唐先生对中国文化哲学之源的揭示。“清人章学诚著文史通义 ,更…     

诠释的偏移与义理的变形——庄子“小大之辩”及“逍遥”义理迁变之省思

庄子"小大之辩"原本"扬大抑小"的义理旨趣,为何会被向秀、郭象与支遁偏移为"小大同扬"和"小大同抑",造成其"无待逍遥义"被变形为"适性逍遥义"与"至足逍遥义"。通过解析"小大之辩"的四种内在义涵,分析"小大之辩"四种可能的价值取向及三种现实的诠释进路在"逍遥义"发展史上的落实演进,可以发现,"小大之辩"概念广泛的能指性和前后文意义联系结构的松散性导致的多种理解的可能性;以及庄子因寓言的手法,以不同物类间的"小大之别"类比同属人类的"小大之别",其间所存在的喻比象征的不相类,是导致庄学史上注家对"小大之辩"的根本主旨发生诠释的偏移,进而造成"逍遥"义理发生变形的直接原因。     

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学界论述颇多,或以为全球化可使民族国家走向大同,使“普世伦理”成为可能;或以为全球化危及民族国家的生存,是西方文化对国际多元文化的颠覆。前者乐观之论失之天真,后者悲观之叹也于实无据。郁建兴、周俊先生合作的这篇文章,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探讨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地位及作用之间的关系,将理论辨析与现实批判融为一体,致力于达到一种深刻的具体。这种努力,相比某些大而无当的对策或游失于概念迷宫中的繁琐之论,更能展示理论的现实品格。     

孔子 是非 假道学——李贽思想散点论析

孔子·是非·假道学———李贽思想散点论析王承丹李贽坚决反对把孔子神圣化的做法,他力图还孔子以本来的面目,即孔子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求道圣者,他同常人一样有情有欲有私心。他十分激烈地指出,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是错误的,并进一步提出了“人之是非人也”的观点。对...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意图探析

一般史家眼中的《春秋》是一部简单的历史著作,可公羊家视阈中的《春秋》却是蕴涵“微言大义”的经学宝典。《公羊传》“以义解经”,以为“义”之所在可从作者意图、文本意图和读者意图来窥探。一方面《公羊传》有还原倾向,旨在探求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表现为尊圣宗经原道;另一方面又有生成倾向,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旨在阐述自己的政治、历史、道德理想。     

孔子论隐逸三要素

<正> 本文重点放在论隐逸这种社会文化现象,而非论隐士其人。简单的说,隐与仕相对,可以仕而不仕即为隐。隐士固然在隐逸,但历史上好多非隐士一生中也有长长短短的隐逸行为。用这种标准看,孔子可以仕而不仕亦即是隐。这并非我凿空乱道,元代刘壎有《隐居通议》,刘凝序其书曾比较仕隐优劣,其云:“孔子为鲁司寇……六经之述,必于辙环之余,则仕又不如隐也。”可见说孔子之隐也是昔人有云了。     

鲁仲连杂考

鲁仲连,史称鲁仲连子、鲁连子,又称鲁仲子或鲁连,是战国末期稷下学宫中的后起之秀。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人们对“鲁仲连义不帝秦”之类的故事,只当作历史传说和文学作品来详述,而对作为历史人物的鲁仲连的思想及其行事,鲜有问津者。本文主要对鲁仲连的有关史料及其行事作一初步地考辨。     

儒家义利观的现实启迪

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关于义利问题多有论述且影响深远。孔子说 :“礼以行义 ,义以生利 ,利以平民 ,政之大节也。” (《左传·成公二年》)因此 ,孔子主张见到利的时候 ,首先要想一想是否合乎义 ,要做到“见利思义” ,如果符合义 ,那就可以获取 ,“义然后取” (《论语·宪问》)。如果不合义 ,即使能使人富贵的大利 ,也不应要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当然 ,人不能不要利 ,但手段要合于义。他说 :“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贫与贱 ,是人之所恶也…     

评欧阳修《易童子问》

欧阳修《易童子问)认为,《易》之“十翼”各有瑕疵,其中纵有孔子之言,但非孔子之文章。本文认为。此论并非无可嘉许之处．但亦不免言过其实,而致疑于其所不应疑者。本文通过对“十翼”的逐一分析。得出结论《序卦传》与《杂卦传》确如欧阳修所言。既不具微官大义．也与孔子无关。《说卦传》与《周易》关系渺茫,以《说卦传》为孔子之所作,更属无稽之谈。大小《象传》之内容,则不离乎秦汉时代、以功名利禄为人生目的的俗儒之胸襟,亦可能为邹衍一派阴阳家言。而《彖传》乃《周易》哲学精义之所在,其中若干部分必在孔子之前已经集结。惟《文言传》与《系辞传》中所录孔子之言,必皆出于孔子及门弟子之手。欧阳修呼《系辞传》为“僭妄之书”,且具有“害经惑世”之罪愆．未免有褊狭愚昧之失。文章还对欧阳修所指《系辞传》中三种成卦之法的不相容进行了辨析,指出．究实此三者所指不同,可以并存而不害。     

孔子不是有神论者

孔子是无神论者。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一段话中所说的“天”,与《易传》中所表达的“天之道”的含义相一致,指的都是自然。孔子认为人死后无知无鬼。他虽重视祭祀,但并非相信鬼神,只是为了“神道设教”。孔子以后的荀子、王充是较孔子更为彻底的无神论者,然亦重祭祀。他们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并不真信鬼神。孔子之所谓“天命”,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他所谓“命”,是指人的寿命、运命而言。无论在形神关系还是天人关系上,孔子都不是有神论者。     

读《罗马书》偶得

“得救之前”和得救阶段的道理比较易懂,所以在此忽略不谈。关键是“得胜阶段”,试从以下几点进行探讨。 一、注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有关问题 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方面敢于顶住当时的罗马教皇,大胆地提出“因信称义”,反对赎罪券;还有他将圣经译成德文,也是功不可抹。但他因为《雅各书》中明确提出“因行为称义”的说法而不喜欢这部书,称此书为“草芥之作”(详见《圣经论丛》骆振芳著,中国基督教协会神学教育委     

从立公理之学到以大同立教——康有为奉孔子为“大地教主”的过程与方法

本文梳理了康有为流亡之前立学与立教的思路演进过程。他首先致力于综合全球诸教诸学,建构全球性的公理之学,并为公理之学确立"宜于人道"的衡量标准;进而指出,孔子之道最宜于人道,孔子的太平大同之学即包含了人类公理,孔子堪为"大地教主"。以此为基础,康有为主张立孔教,并在流亡之后认为,作为"人道教"的孔教在全球诸教的竞争中占有优势。康有为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没有直接以泰西之法为参照和标准来反思中国之学,而是经过以已知文明为基础建构全球性公理公法之学的环节,以公理公法之学为参照来反思中国二千年以来之学。这一超越性的参照也使得反思泰西之治是合理的。在敌国并立之世,如果没有这一超越性参照,对一国之学的分析和反思,只可能在与异国之学的二元对立中展开。     

王夫之的理势观

王夫之为学,通贯六经,尤擅长发挥经中义理.借经阐发己义,是他独特的经学诠释模式.其理势观则是这一思想模式的范例.一王夫之论理势首先重视对理势的界定.他论“理”,指出:“理者,固有也.”(《春秋家说》上卷)“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张子正蒙注》)卷五)“万物皆有固然之用,万事皆有当然之则,所谓理也.乃此理也,唯人之所可必知,所可必行,非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而别有理也.”(《四书训义》卷八》)“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势之顺以趋者,理也.”(《尚书引义》卷四)“顺必然之势者理也.”(《宋论》卷七)“天者,理而已矣;理     

从孟子看齐鲁文化的交融

孟子一向与孔子一起被视为鲁文化的典型代表;春秋战国时代的齐、鲁文化有着许多不同的历史特征,这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代表鲁文化的孔、孟与齐文化并没有什么关联,实际的研究工作对这一点也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其实,我们应该注意到,齐文化和鲁文化是绝非截然不相干的。孔子有“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论语·雍也》)之     

“六艺之教”:马一浮《论语》诠释的教化维度

马一浮以“六艺论”自觉挺立了儒学的教化维度。马一浮非常重视《论语》,并将其置于“六艺之教”的观照下以显现“大义”。他认为《论语》处处都体现了“六艺”大旨：《论语》有“问仁”“问政”“问孝”三大问目,其中凡答问仁都是“‘诗’教”义,答问政都是“‘书’教”义,答问孝为“‘礼乐’教”义。又“‘易’教”是“礼乐教”之原,因而“‘礼乐’教”即蕴涵“‘易’教”;“‘春秋’教”是“‘诗’教”“‘书’教”之用,因而“‘诗’教”“‘书’教”中自然有“‘春秋’教”。这一诠释进路的意义在于：一是将《论语》融摄于“六艺之教”,继承并贯彻了儒学“教化”观念,使“六经”在儒学现代化这一学术视野中依然可以“在场”。二是重新绾合“六经”和《论语》在本源意义上的联系,为“六经”是孔子之教提供了极为有力的佐证。     

恳求圣神降临

耶稣基督受苦受难前,曾多次预许在他复活、升天后.要派遣他的“护慰者”圣神来(若:十六,7)。他对圣神降临的使命也曾向宗徒们说:“真理之神来时,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因为他不凭自己讲论,只把他所听到的讲出来,并把未来的事,传报给你们。”(若:十六,13)耶稣这个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