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如何可能?——杜维明的儒学发展观浅论

杜维明是公认的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多年来一直以发掘儒家传统、实现儒学创新和当代发展为志业。他所提出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论说,对探讨儒学在新的历史境遇下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实现与当代社会的互动发展具有启发意义。本文对"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的缘起、主旨及其学术前景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前辈和同仁。     

儒学与现代化问题的新探索——评周立升、颜炳罡等著《儒家文化与当代社会》

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究竟如何 ?儒学是现代化的阻力 ,还是现代化的助力 ?自五四以来 ,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见仁见智 ,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近来 ,周立升、颜炳罡等同志新作《儒家文化与当代社会》对这一问题做出新探索 ,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带入了新的层面 ,值得一读。一、该书视角独特 ,观点新颖 ,可成一家之说。自五四以来 ,不少人士激烈的批判儒学 ,他们认为儒学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应该彻底清算 ,全盘抛弃 ;而也有不少人士维护儒学 ,认为儒学是须臾不可离的至德要道 ,是万古之常经 ;也有人认为儒学既不是社会发展的绊…     

"儒学与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8月11~12日,中国孔子基金会、曲阜师范大学、中国实学研究会、山东大学、山东社会科学院和山东孔子学会在日照联合召开了“儒学与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的90余名学者就“儒学的当代价值及其与实学的关系”展开了讨论。一、全球化时代的儒学价值面对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各种现实问题,传统儒家如何经过转换,对社会和人生发挥出它的价值和影响?儒家内部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可以参与当今世界的文明对话,回应全球化发展带来的问题与危机,为国际文化交流提供原则与智慧。在孔子和儒学那里,全人类共有的问题是人与…     

文化全球化视野中的儒学与东亚现代化--以日本、亚洲"四小龙"为研究中心

在“文化全球化”和“后现代”话语时代的今天,重新审视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是一个老调重弹而又值得旧话重提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对“文化全球化”与现代化理论,特别是儒学在东亚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起不同作用的梳理、厘定和分析,认为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决定了儒学与现代化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相通的一面。儒学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表现,大体是随着东亚现代化的启动、发展而由现代化的阻碍力量发展成积极的推动力量。既使在东亚现代化之初,儒学传统也不曾完全地退出历史舞台,儒学在东亚国家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各种文化之间广泛的互动交往、交流、对话,儒学将在面对更多挑战的同时,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因而,儒学在东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进程中亦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在东亚社会转型、文化现代转换中积极创新,走向世界。     

当代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办 ,国际教育基金会、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杭州师范学院、宁波社会科学研究院参与合办 ,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香港孔教学院赞助的“当代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于 2 0 0 4年 4月 2日至 6日在美丽的杭州西子湖畔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学者共有 1 2 0多位 ,其中港台学者 1 5人 ,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外国学者 1 6人 ,共收到论文 72篇。会议期间 ,与会学者围绕着“儒学的当代发展及其理论前瞻”的议题 ,展开了热烈讨论。(一 )当代儒学关于当代儒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与意义 ,乃至如…     

儒学论“人”

儒学的核心价值是仁,而仁学也是人学。儒学的人论包括人的地位与价值、人性与社会、人格与人伦、人的理想等许多面向。以人为本是儒学人论的基本立场,而儒学还认为,离开社会来论人肯定是不充分的;"成为什么样的人"、"如何成就理想的人"则是儒学人论的根本问题。     

论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发展走势

牟宗三之后,当代新儒学初步表现出了多元开展的理论特色。在继续沿着前辈新儒家的基本精神方向对儒学学理系统作进一步阐释的同时,主要表现出了三方面的发展走势：一是继续倡导开展儒学与人类诸文化系统间的对话,代表了在当代人类文化的多元开展中将儒学的智慧精神进一步融入世界文化的发展走势;二是提出了“中学为用”的观念,表明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理论兴奋点已开始向儒家学理在现实层面的推扩转移;三是提出了“后新儒学”的概念,表现出了在对新儒学予以内在批判的基础上力图有所开新的理论意向。上述发展走势表明,面向21世纪,儒学将继续走向世界;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已成为当代新儒家关注的重心问题之一;以心性之学为主体的现代新儒学将面临可能的转向。     

儒学生存形态的历史形成与未来转化

儒学在从先秦至 2 0世纪的发展中 ,形成了人生儒学、社会儒学、政治儒学、形上儒学、考据儒学、文化儒学等不同的生存形态。儒学在未来的生存形态 ,在于根据儒学的特质和中国人生活世界的变化 ,重建人生儒学 ,进一步发展文化儒学和形上儒学 ,做好社会儒学、政治儒学资源的转化。     

《自知录》与晚明“三教合一”思潮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就面临着如何与中国道教、儒学调适的问题。同时,道教与儒学也面临一个如何回_应佛教挑战的问题。随着三者之间的互动,最终达成了三教合一的社会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从佛教刚刚进入中国就开始了,但是形成明确的共识则是在唐代,宋以后蓬勃发展,到晚明达到了高峰。     

儒学、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明——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和基础。儒学本身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争鸣中成长,在与佛、道的交融中发展的。儒学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同时也对佛、道等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宋明时代的儒学,其实是以原始儒学为基点,融摄了佛、道等多种思想,是儒佛道三教的合一。儒学的当代使命,与儒学自身的特质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密切相关;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课题。     

朝鲜儒学的本土化与民族化历程

从朝鲜社会对儒学的认知及实践言,朝鲜儒学可划分为对中国儒学的全面接受及朝鲜儒学本土化、民族化的完成两大阶段.伴随着汉字、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儒学在朝鲜三国时期即得到国家承认,得以广泛流布.儒学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扎下根来,成为朝鲜社会重要的精神滋养;而在两千余年的传播发展过程中,经由历代朝鲜学者的不懈努力,儒学与朝鲜本土文化融为一体,以性理学的出现为标志,成功地完成了其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成为朝鲜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及深层动力.     

儒家伦理与社会儒学 ——儒学义理与中国社会的互动

历史上儒学的发展既有义理的创制,也有制度、礼俗的建设,儒家的价值理想落实到社会生活当中,离不开儒者对民生、制度、礼俗的思考与实践。孟子在思考王道时就认识到"养生丧死"等民众切实的需求与仁政落实的关系,历史上的儒者在推行儒家教化时,也重视民生,强调制度设计、礼俗重建,尤其是文化转型期的儒者,其思考和实践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今天面临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如何在当今社会结构中安顿儒家伦理,创新思考儒家伦理的实践方式,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如果儒家不能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人伦生活、精神追求等问题提供切实有效的方案,我们或许要重估儒学在当代复兴的价值。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以重视社会儒学这一概念,重回孟子王道与伦理的思考,立足当下中国的社会实际,提供儒家方案,开展儒家实践,以期"重建儒家和中国人生活的联系",服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关于财富的尺度问题

追求财富既是人的本性,也是社会演进的杠杆。社会史的研究时常表明,财富的积累、丰富固然以一种无法替代的方式促进着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一系列十分严峻的问题,比如人的异化、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等等。正因为如此,斯密才对财富及其追求忧心忡忡,并期望一只“看不见的手”加以引导,以消除那些严峻的问题。然而,当代的财富幻象违背了斯密的初衷,那只“看不见的手”日益伤残,甚而沉沦为一种“敛财”之“工具理性”。“财富”这个“独行侠”作为一种社会意象在使社会畸形发展的同时,也把社会中的个体变成纯粹的“欲望工具”,由此造成的社会腐败也逐渐成为难以革除的痼疾。因此,如何看待财富就成为一个重要而尖锐的问题。哲学工作者虽然不能重复远古“义利之辨”的迂腐想象,但也不能对之视而不见。本文从财富与社会进步、财富与人的生存及其发展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从而表明:财富不是单纯的物质多寡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问题、一个哲学问题,是当代哲学不应回避也无法回避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有关财富的尺度观对当代中国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作用。随着发展主题的日益凸显,财富问题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如何看待财富的创造,如何把握财富的尺度,这些看似常识性的理论问题,在今天又开始受到重新审视,尤其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又被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因而需要作出新的理解。     

当代科技革命与生产力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科学技术革命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相互推动、相互制约的双向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是科技革命得以发生、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原动力;而科学技术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又大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新发展。本文仅就当代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生产力量和质的     

梁漱溟的“生活”儒学观及其当代启示

面向"生活的本身"是梁漱溟提出的理解儒学的独特视域。在此视域下,梁漱溟不仅揭示了儒学作为切合生活之"理"、人伦之"情"而建构的"生活的学问"的精神特质,还为我们指明了"生活上去理会实践"的"学儒"的基本态度和方法。梁氏这种面向"生活的本身"而论儒学与"学儒"的"生活"儒学观,对我们当代人了解(知)儒学、实践(行)儒学极具借鉴意义。接着梁漱溟来讲,面向"生活的本身",重建儒家思想与当代社会生活的关联,需要当代学者依"生活化"的要求来"说"儒学、"做"儒学;需要社会大众以涵养德性、修身立德为要来读经学儒。     

儒学与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

以前现代性的视界看,儒学作为主导性文化,以敬天、怀土、追远、亲仁、顺命、勤俭、和乐等聚合性要素,从思想、制度、德行、技艺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维系了中国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以现代性的视界看,儒学作为被批判的对象,也以改命、变通、为学、为政、作工、谋利、出游等离散性要素,参与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以后现代性的视界看,儒学作为反思现代化的力量,其中的敬畏、仁义、惠民、反哺、互补、怀乡、和乐等回向性要素,被用于维护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以马克思主义的视界看,儒学作为被批判和利用的资源,其中的去界、通同、平等、公业、爱国、和合、大同等统合性要素,贯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用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文化上体现了儒学自身的张力和活力,体现了儒学与西学的互动和交流,体现了儒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滤透和支持。儒学与农村社会为中国人提供食粮和家园,需要在开放和流变中保持稳定和发展。     

儒学的回归与儒者的回归北大核心CSSCI

当代中国,儒学的回归已俨然成为一种态势①。由此而引发的社会需求,呼唤着儒学学者回归“儒者”的真精神,以促进当代儒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笔者在此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同仁。一、儒学的社会需求儒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②。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国家因落后而被动挨打,当时的知识精英“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转向西学,儒学基因处于沉睡的状态;1978年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逐步和平崛起,民族自信心不断增强,儒学基因得到激发、苏醒和释放。“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于是,从官方到民间,都不约而同地追根寻源,回归文化意义上的“自我”,以更好地治国理政或者安身立命。这正是“儒学回归当代中国”的内在原因。在这种态势下,无论是官方还是民众,商界还是教育界,都表现出对于儒学（或者扩大地说,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迫切需求。     

儒学三次复兴的当代启示

当下如何复兴儒学?通过对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分析与总结,说明当代(当下生活的时代)循宗教的、哲学的、生活的路向复兴儒学都不足取,"儒学世俗化"应是当下复兴儒学所应遵循的路向。儒学世俗化,是祛儒学精神贵族化之魅,使之重归原始儒学之世俗情怀与世俗关切,而不是使儒学化为庸俗。为求儒学世俗化,儒学在当代迫切需要实现三大转变:(1)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2)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愿望与世俗要求;(3)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问题。     

全球视域中当代儒学的重构

由于港台新儒学对儒学传统的重建功不可没,因而如今“当代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几乎构成同一所指。但就全球范围而言,以港台新儒学指代当代儒学的重建,未能反映当代儒学重构的全貌。中国大陆与西方世界,如今都有儒学重构的重要成果。仅以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世界而言,如今至少就有两种参与儒学重构的理论形态,即南乐山和白诗朗所代表的“波士顿儒学”以及安乐哲和郝大维对于古典儒学建构性的诠释。本文在指出“当代儒学”并不等同于“港台新儒学”的基础上,考察了西方世界中南乐山和白诗朗的“波士顿儒学”以及安乐哲和郝大维的儒学建构,并对二者的不同进行了提示。限于篇幅,关于中国大陆当代儒学的重构,则另文处理。     

理一分殊与儒学重建——兼与蒋国保先生商榷

蒋国保先生通过对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分析与总结,说明当下儒学复兴宗教的、哲学的、生活的路向皆不足取,"世俗化"应是其所应遵循的路向。同样是基于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考察,我们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其一,鉴于儒学三次复兴游走于世俗与神圣、现实与理想、形下与形上"两极"之偏执,我们提出儒学重建要回归孔子之"道",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其普遍规约(理一);其二,当代社会问题的纷繁复杂以及儒家传统本身的多层面、多维度决定了儒学的当代重建也应是多元多样的(分殊),否定多元开展径直以儒学走世俗化道路是一种危险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