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诗可以兴”的理解

<正> 《论语·阳货篇》记载孔子谈诗(指《诗经》,下同)的一段话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泰伯篇》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中关于“诗可以兴”“兴于诗”的“兴”义,古今学者多有分歧。“诗可以兴”的“兴”,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兴,引譬连类。”朱熹《四书集注》曰:“感发志气。”“兴于诗”一句的“兴”,《集解》引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现代学者对“兴”的解释也不尽一致。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对“诗可以兴”的“兴”义,采取朱熹的解     

诗可以怨

<正> 1980年11月20日,钱默存先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团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演讲“诗可以怨”,钱先生从文学创作的观点来谈“诗可以怨”,从孔子、司马迁、刘勰、钟嵘、韩愈一直讲到明清时代的“诗可以怨”这个主张的提出、发展、变化,又辨他们对这个观点的不同理解,成为一篇著名的演讲。对于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儒家的伦理政教观点来谈,我想就这个观点来谈一下。《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谓从儒家的伦理政教观点来谈“诗可以怨”即结合“事父”“事君”来谈。朱熹《论语集注》“可以怨”注:“怨而不怒”。“事父”“事君”注:“人伦     

从《诗经》相关作品看诗教的内容和传统

在中国,诗教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渊源。“诗教”说法最早见于《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作为中国最早的“诗论”,孔子其实强调了诗教的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思无邪”的思想熏陶传统;其二是诗教内容之“迩之事父”的孝悌传统;其三是诗教内容之“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功用传统。     

中小学生归纳文章中心思想的特点分析

在文章中,“中心思想”亦称“主题”,是个充满活力的重要概念,传统的文章理论中谓之“意”或“主脑”。《东坡文谈录》说:“天下之事散在经传子史中,不可徒得,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意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     

由上博简《诗说》的体例论其定名与作者

上博简《诗说》中出现的六次“孔子日”以及以“曷”字形式出现的孔子言论,实际上都是《诗说》作者引述孔子的言论来支持自己的《诗》学观点。由这一体例可以肯定,《诗说》的作者不是孔子;而应该是孔子的门徒或再传弟子。据有关材料判断,这个门徒最有可能是子夏。因此,《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所定名的《孔子诗论》,若更名为《诗说》更符合竹简内容,也切合周秦古书的定名规律。     

推背思维·消费者·商人

《推背图》是一本迷信书，但“推背”一词却是有道理的。有好些玄物玄事是需要背向推理，即推背思维才可以知晓的。古代民间有个故事，说有人把三百两银子埋在地里．上面竖板留字“此地无银三百两”。邻人阿二偷走了银子，则写上“隔壁阿二不曾偷”。这个故事只要稍稍推背思维一下．便命人捧腹不已。然而．现实商战中，象“此地无银三百两”之事还在不断演绎，诸如“跳楼价”“挥泪大甩卖”“滴血的优惠”，之事，有多少真如广告言中所说？！只要推背思维一番．便知这多半是骗人的把戏，大可以一笑置之，将此权且当作市场中的小幽默；倘若不…     

浅论花酒诗

自古以来,花、酒、诗三者似乎有着很深的渊源,文人中也广泛流传着“有花方解酒”,“莫教一日不开花”的迷恋花酒之说,可以说花酒已作为一种精神、一种境界融入文人诗家的灵魂深处。本文将以古代诗文为例,就中国文人墨客诗中的花酒现象进行论述,浅析花酒诗三者之间难舍的情缘。     

布施：简单易行契理契机的修行法门

布施,也就是以慈悲心给予他人福祉与利益之事。《维摩经》中说：“布施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一切能舍众生来生其周”;《中论》中说：“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义谛;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檗。”可见,布施作为佛教修行的突破点,可以历炼自己的身心,增长自己的福慧,以此积累自己成佛的资粮。     

名家评诗的一个误区

中国古代诗评,佳作如林,但亦间有仅以形式逻辑眼界评诗,点金成铁,大煞风景的。 六朝梁代文人王籍《入若耶溪》诗中有句云:“蝉嗓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以动写静,生机活泼,诗味颇浓。宋人王安石虽写出过“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佳句,但对王籍的“鸟鸣山更幽”却大不以为然,他在《老树》一诗中批评说:“古诗鸟鸣山更幽,我意不若鸣声收。”在王安石看来,“鸟鸣”则不是“山幽”,“山幽”则不能“鸟鸣”,二者绝不可以并存。安石晚年退居南京,有《钟山即事》一诗,末两句云:“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竟直改王籍诗句,静则静矣,但静得死寂,了无生气。同时代文人黄庭坚曾嘲笑说:“此点金成铁手也。”     

《甘棠》与孔门《诗》传

新发现的《孔子诗论》使我们对孔子《诗》说有了远超前人的认识。孔子《诗》说全面深刻把握《诗》旨,以《甘棠》为例,孔子以“报”一字总括,并层层解说其义。本文还就《甘棠》诗,梳理了自孔子《诗》说一直到汉代尤其关系本事的“传”的传承谱系。     

感悟人生

有人说,人生就是万绿之源的绚丽花朵；也有人说,人生就是一桌供人享用的佳肴；还有人说,人生就是那坎坷崎岖的山路；而我说,人生就是永不停顿的攀登。野菊将它的诗写在崖畔,谓之“秋耀金华”；大雁将它的诗写在蓝天,谓之“雁过留声”；睡莲将它的诗写在水中,誉为“清水芙蓉”；兰花将它的诗写在暗处,点缀“曲径通幽”；我将自己的诗写进生命,憧憬“未来盛世”。所谓成功的人,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就是今天比昨天更智慧的人,今天比昨天更悲壮     

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研究(一)──关于《诗说》对《诗经》通例的界定

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就《诗经》通例的论说,主要体现了作者对汉、唐、宋经学家章句之学的思辨和指陈,主要内容为：１．《诗说》对孔子删诗与“四始”之说的认识,２．《诗说》对“六义”之说的认识,３．《诗说》对“风雅正变”之说的认识等。《诗说》论《诗经》通例的学术源流,最突出的内容是强调《诗经》的乐性。这对我们当下和今后把《诗经》放置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责任的二重性及责任意识的培养——基于心理学的视野

责任就是做好分内应做之事,既包括职务客观要求的“应做之事”,也包括个体主观认同的“分内之事”,体现出客观与主观二重性。这一特性决定了责任意识包含对应做之事进行客观认识的“责任认知”与对分内之事进行主观认同的“责任情感”二个方面。培养责任认知可以按照传统的教育方法,但责任情感的培养却需另辟蹊径。该文基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从责任分散效应、责任归因理论与角色扮演理论等出发提出了培养责任意识的几条途径。     

感物言志说的再诠释

传统的对“感物言志说”的诠释只满足于揭示其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满足于描述现象,而忘记了追问“为什么”。为什么在“感物”之后必“言志”,为什么又在“言志”时必然要诉诸歌与诗?揭示“感物言志说”中所包含的“物→心→诗”的这一活生生的过程的同时,对“感物言志说”进行一番全新的诠释是必要的。     

从《性自命出》谈孔子与诗、书、礼、乐

《性自命出》一五—一八号简有四个排比句 ,分别讲述“圣人”对诗、书、礼、乐所进行的整理、编纂工作 ,其事与传世文献所载孔子“删诗书 ,订礼乐”之事相当一致 ,推测此“圣人”很可能与孔子有关。若这一认识不误 ,《性自命出》的出土 ,对孔子与六艺关系的探讨 ,当产生一定的积极意义。     

禅诗与佛法——在中国天目山2002年诗词吟唱会上的演说(节选)

《中庸》开篇即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教育作用之大,是可以想见的。中国古代重诗教,《论语》里“不学诗,无以言”、“始可与言诗矣”、“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等句子,都从侧面说明这个问题。     

朱子诗经学中的文王之化与淫诗说

朱子以文王之化解说“二南”,又以淫诗说审视“郑卫之风”,其背后均通向圣人之学。具体而言,朱子通过“生有圣德”、后人追述称王、以“理”解“天”回应文王受命说等方式,在其诗经学体系中塑造了文王的圣人形象,并作为学之典范,且认为文王之化使“二南”之人均得性情之正。相较之下,未被文王之化的“郑卫”,旧俗未革,故多淫诗。朱子分别从作者定位、“止乎礼义”之义及雅郑邪正之辨等方面审视淫诗于学者之影响,其批驳之旨乃为使读者保持对淫诗的警省,从而得以端正性情,并通向圣人之学。     

孔子诗论“兴观群怨”说新解

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有人认为这是现实主义观点,有人认为这是诗的抒情说。本文不同意这些看法,认为所谓兴是断章取义,即由特定思绪触发,将诗中某一两个意象从整首诗中抽取出来并转到修身治国上去。观即观志——一人或一国之志。群是群居相切磋,达到对诗句象征的观念的认识。怨即抒发抱负,针砭时弊。这里面兴是关键,有兴才有观、群、怨,才能起孔子认为诗应起的社会作用:提高人的道德境界,使天下拨乱为治。而这些与现实主义说,诗缘情说不相关涉。     

学禅吟诗

门外学禅,竟然也悟到了一点门道。 (一) 弟子问高僧:“读经时如何专心?”高僧答曰:“把时光置于身后。”我将此说吟成一诗: 晨读面西天,夕诵迎东风。时光置身后,心思入经中。“忘”是一种禅境,我们可以     

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研究(二)——关于《诗说》对《诗经》典制名物的界说

从《文木山房诗说》对《诗经》中典制的界说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清代初年经学研究疑古思辨的共同特征 ,而且对重新评价吴敬梓的文学思想和确定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考察了《诗说》中对《关雎》、《采蘩》妇女采摘与祭祀礼制、《玄鸟》与“祈子”和“生子”以及《关雎》与“房中乐”等问题的界说 ,由此很清楚地看到 ,吴敬梓对待儒家礼法是处在总体上认同甚至遵从的思想境界中 ,但时有两难的困惑。其实 ,这正是清代经学学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