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赞美诗的音乐创作

赞美诗创作的根据是什么?杨周怀教授在《基督教音乐》这本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来:“赞美诗的内容是宣扬基督教的信仰和灵性经验”,“所有赞美诗都是根据圣经创作的”,“其神学根据是《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这些     

浅议基督教赞美诗音乐中国化的途径

<正>基督教赞美诗音乐中国化始于20世纪初,发展至今产生了一些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反映了不同阶段基督教赞美诗音乐中国化的突出特点。中华传统文化和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为基督教赞美诗音乐中国化提供了重要参考,又经过曲式和演奏方面的不断地中国化的创新尝试,基督教赞美诗音乐逐渐体现出了更多的中国审美意趣。     

从处境化角度谈基督教神学中国化

<正>丁光训主教曾言:"神学是教会在思考。"既然如此,这种教会性的思考就不应是一成不变的思考,而应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处境的变化做出各种相应的思考。自古及今,基督教神学思想在教会与多种不同文化和情境的相遇和碰撞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变迁。因此,神学思想史其实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史。很自然地,当基督教会想长期立足于中国之时,必然也要做出适应中国当代处境     

谈谈赞美诗的中国化(上)

赞美诗是基督教文艺中传播最广也最为信徒所喜爱的体裁,是基督徒对神的感谢与赞美,是对神及其话语的认识与理解、回应与接受。西方的赞美诗有上千年的传统,涌现了不少信仰诚笃、旋律优美的作品。赞美诗的中国化也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重要一环。     

浅析对教义神学的前瞻性理解

历经两千多年的基督教神学,集几个时代、许多国家地区的神学思想精华于一体,交融辉映,从而产生了今日基督教神学之丰富性。当然,基督教传到了中国,作为一种强势的基督教文化,与有着五千年历史积淀的浑厚中国文化相遇时,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预见的是基督教神学与中国文化的接触、碰撞,     

从《赞美诗(新编)》看基督教赞美诗音乐中国化的途径北大核心

《赞美诗(新编)》的编辑出版反映了中国基督教界对基督教音乐中国化的探索,对基督教音乐中国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所收录作品的艺术特点,对于当前继续深入推进基督教赞美诗音乐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赞美诗(新编)》是当代中国基督教最通用的赞美诗歌集。1981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决定编撰新的赞美诗集,并在《天风》刊登启事,号召全国基督徒谱写赞美诗。     

神学与经验(续一)

正一般来说,在基督教神学中,对神学与经验的关系有两种基本的看法:一是认为经验为基督教神学提供了一个基本资源,另一是认为基督教神学提供了一个解释的架构,以诠释人类的经验。传统或古典的神学将神学看为某种纯客观的关于信仰的科学,其是基于两个神学资源——圣经和传统——对基督教信仰加以反思,并认为神学的内容是从不改变的,是在文化之上的。随着处境神学的提倡,经验作为一个新的神学资源而得到承认。处     

中国神学需要中国文化为其母体

纵观基督教传播历史,就是基督教不断民族化、在地化的过程。唯如此,基督教才能在特定的地区和民族中获得“生根建造”的空间。神学是“教会在思考”,这种思考绝非象牙塔中而必然是处境中的思考。而构成这处境的重要维度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主义社会先进文化。因此,中国神学的生长必须以中国文化为其母体。对此,三十多年来,     

中华传统文化浸润神学教育 基督教中国化的有力保障北大核心

基督教神学教育深远地影响着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神学教育就是要培养合格的中国教会人才,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建立符合中国教会处境的神学理论。神学教育不是闭门造车,不能脱离中国文化和处境。如何透过中华传统文化认知神学思想、探究神学理论、践行信仰教训是神学教育在新时代要重视和着力的方面。明晰神学教育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有利于让神学教育成为坚持基督教中国化方向的有力保障。     

从中国教会看中国神学处境化

基督教神学自古以来便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紧密相连,神学若要忠于使命,必须在任何处境中期待和聆听上帝的声音。基督教的真实存在是穿越历史而非超越历史,基督教思想的真正构成是结合文化而非脱离文化。可以说处境性和处境化是神学本身的内在要求,处境化也是中国神学研究的一个必然的要求和途径。中国的神学必须由中国人自己以《圣经》的教导为基础,从教会的传统和中国民族文化丰富的宝藏及现实处境中进行思考,从而建立真正意义的中国神学。     

關于中國贊美詩曲調民族化的問题

我们的圣乐,我们的赞美,在教会里既是圣工,又是事工,也是加强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和教会兴旺发达的重要组成部分.感谢天父的恩赐,感谢圣乐委员会在圣灵的带领、充满下,于1982年3月经过一年的辛勤播种挑编、创作了400首赞美诗和42首<短歌>.     

寻索身份:赵紫宸处境神学的努力

赵紫宸(1888-1979)是20世纪中国基督教一位杰出的神学家、神学教育家、基督徒作家、诗人、圣诗作者和著名的教会领袖。他学贯中西,一生致力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致力于创建中国的基督教神学。他的神学是其在自己的文化、社会、政治处境中信仰寻求相关性解释的产物。另一方面,在其处境神学的思考中,他又努力寻求基督教的独特性。在其构建中国基督教神学的努力中,他清楚自己中国基督徒的身份认同,他是基督徒,更是中国人。他竭力要说明的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应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因此多一个基督徒,并不会少一个中国人。基督与中国、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神与人、宗教与伦理是其神学运思的两个焦点,通过这样的神学思考,他试图构建一个为人生为社会的基督教。他的这种努力也表明一个真正的中国基督徒可以也应该有双重的效忠。     

浅析赵紫宸创造论中的“恶的存在”

创造论在赵紫宸的神学思想中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探索的神学主题。赵紫宸在其所著的《基督教哲学》和《神学四讲》中集中论述了创造论中的"恶的存在"及其原因,赵紫宸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并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所提出的解决恶的方法。     

评《基督教圣经与神学词典》

在全球化语境中,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中,基督教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有诸多人对于基督教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有诸多学者参与了对于基督教文化的研究。在阅读翻译基督教文化著作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译者对于同一圣经与神学词语截然不同的翻译,导致了阅读与研究中的混乱状况。基于这样一种状况,著名神学教授卢龙光先生历时5年,组织撰写了这部词条逾万、字数约90万的《基督教圣经与神学词典》(香港汉语圣经协会有限公司2003年9月出版),给学习与研究基督教文化的人们提供了一部案头必备的工具书。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教授余达心…     

20世纪基督教赞美诗音乐中国化的探索

正基督教是歌唱的宗教。唱赞美诗是基督教宗教仪式的重要内容。赞美诗包括歌词和音乐。早在20世纪初,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基督教赞美诗就已经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最初是以歌词的中国化为开端。1908年出版的《青年诗歌》是最早由中国基督徒独立编译的歌集。此后又陆续出版了一些歌集,其中1931年出版的主要由赵紫宸翻译的《团契圣诗》,被称为     

心灵诚实的敬拜

理念必先于形式,实践之前定是神学先行。《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指出,基督教中国化的任务之一就是＂扎根中华文化,以中国特色的文化形式表达信仰＂,并在具体做法上提及：＂倡导教会崇拜礼仪、圣乐诗歌、教牧服饰、教堂建筑等融入中国元素,使之蕴含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体现中国特色。＂＂组织中国传统音乐旋律或地方曲调赞美诗歌的采风创作.     

韦卓民基督教中国化神学思想刍议

本文首先阐述韦卓民有关基督教中国化神学思想的形成背景和处境,随后探讨韦卓民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思考和教会实践,最后总结概括韦卓民基督教中国化神学思想的重要意义。本文指出韦卓民有关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思想和实践既为当前正在推进的基督教中国化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珍贵神学素材,同时他在基督教中国化方面的思索和实践方法也颇富启发性和前瞻性。     

唐代景教赞美诗

正音乐是基督教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赞美诗是会众参与崇拜的必要形式。景教传入唐朝后,赞美诗歌也必然随之到来。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得到了一批敦煌写卷,其中就有一首景教赞美诗,名为《景教三威蒙度赞》。它可能是中国基督教史上最早的赞美诗歌,时间可上溯至公元9     

中国基督教神学的构建

中国基督教神学构建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基督教神学的本色化过程。本文将中国基督教神学的构建分为四个阶段 ,即 2 0世纪初至 1 94 9年、5 0年代、80年代至 90年代初 ,90年代中后期。作者分析了在这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特别是 80年代至 90年代初 ,中国基督教在教义神学上所作的本色化的努力 ,以适应中国的社会和文化     

“让神学成为一门中国学问”:汪维藩中国化神学的智慧

汪维藩是当代最重要的中国神学家之一,本文尝试从汪维藩对“中国神学”的理解、汪维藩神学思考的资源、以及汪维藩中国化神学的智慧等三个方面,对其神学中国化的努力作一浅探。笔者认为,在其神学思考中,汪维藩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角度出发,将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模式相连接,但同时又不失以圣经启示和基督教传统作为其中国神学思考的规范。中国神学要成为一门中国学问,就应是“践履之学”,是“效法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神学。首先,他认为,以圣经为权威、为规范,应该是在中国做神学的不拔根基。其次,他珍视两千年来的基督教传统,将基督教传统看为中国神学思考的源头之一,任何割断教会传统的中国神学,不会有生命力。再次,对他来说,中国神学家还有自己的思想之井,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中国神学必须能让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传统相激相荡,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去阐释基督教信仰。复次,真正的中国神学必须来自中国基督徒信仰群体和个体的信仰经验。汪维藩神学中国化的智慧可以从他的道成肉身的神学中反映出来。道成肉身是他整个神学的起点,而三一信仰则是他整个神学的基石。他以基督为中心的道成肉身的神学是以上帝和人为两个焦点。在中国神学的戏剧中,既不是上帝的独角戏,也不是人的独角戏,而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互动。因此,他的神学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以基督为中心的神人共在的神学”。他的神学思考在严肃地对待圣经和传统的同时,又严肃地面对一个不断变迁的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这或许也是今后的中国教会神学工作者在神学中国化的思考中,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