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与解经学的并重 当代佛教研究的方法论与新领域北大核心CSSCI

文献学与解经学的结合,将是佛教研究的主导范式之一;跨学科研究,是当代佛教学术的基本形态。在这场佛教学术的转型过程中,“世界史”观念是决定性的思想要素。20世纪80年代以后,佛教研究在我国得以全面展开,从编纂大藏经、撰写佛教史,到研究重要的佛教人物、典籍与宗派,从佛教文献、哲学,到佛教艺术、建筑等领域,涌现了大批重要学术成果。     

论欧美佛教研究的分期与转型

本文把欧美佛教研究学术史划为四个阶段:一、19世纪20-70年代,是起步阶段,确立了以"佛教文献学"为主导的研究范式;二、19世纪80年代到二战,是成熟阶段,在佛典校勘、佛教考古与思想解读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形成了旧英德学派、列宁格勒学派与法比学派;三、二战结束到70年代,是转型阶段,东亚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在传统的文献学与哲学研究之余,兼顾适应国际政治需要的"地区研究",在方法上更多涉及佛教的社会史、政治史等领域。四、80年代以来,欧美佛教研究中心从欧洲转到北美,佛教学术空前繁荣,西方佛教学者置疑他们自身的学术传统与理论预设,探讨佛教与西方社会深度交流的可能。     

胡适的禅宗观

胡适是20世纪中国思想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学术思想有着异常广阔的域度,从哲学到文学,再到文化教育等,无不成就斐然。他从科学主义立场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其中对佛教禅宗的研究,是其学术生涯中重要的一章,在学术界和佛教界有着重要影响。胡适倾注了大量心血于佛教,著述颇丰,所涉猎的内容有佛教史、佛教人物等。他的一生皆与佛教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论冉云华的中国佛教研究

冉云华先生为国际著名学者，在佛教研究、禅学、敦煌学、道教研究等领域均有精湛之研究，其中尤以中国佛教研究享誉学界。本文从冉云华先生生平、其学术成就、“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的探索三个方面较为深入地展开论述；本文认为在其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围绕“佛教从印度到中国的转变及其过程”这一宏大的学术目标而开展诸多个案研究，后者是其佛教研究的初衷和一生探讨的主题。冉云华认为在公元8世纪形成了中国佛教的核心思想即“一心”的思想。这一思想最早由澄观(738-839)建立，由宗密(780-841)和延寿(904-976)最后完成。“一心”的概念首先由天台宗倡导，再由华严思想补充和丰富，经过禅教合一的酝酿，又加上禅宗，后来成为中国佛教主流的发展，终于成为中国佛教的核心思想。     

佛教戒律中国化的三重维度及其影响

<正>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一个涉及到佛教思维、思想与实践及其表现形态的系统性文化改造与重构过程。这种融合与重构,既是佛教中国化的推动力量,也是佛教的思想、学术和实践活动的多重展开过程。其中,戒律中国化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化佛教能够形成的价值观基础和制度性保障。     

佛教与社会关怀

由台湾中华佛教百科文献基金会和台湾现代佛教学会联合举办的“佛教与社会关怀学术研讨会”，其论文集由前者在１９９６年１月结集出版。我们曾以《佛教思想与生态哲学》为题，摘编了其中《环境保护之范型转移过程中佛教思想的角色》、《从“境解脱”到“心解脱”》、《心...     

古印度那烂陀寺教育管窥北大核心SSCI

那烂陀寺是古印度在佛教文化教育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印度佛教从起源到衰落都与那烂陀寺密切相关,它是研究佛教及印度各种学问的重要教育中心。那烂陀寺的学术代表着当时印度文化的最高水平,并广泛传播至亚洲多个国家。如今虽然业已衰落,但该寺曾经培养出众多学识渊博、德才兼备的学者和思想家,其在教育方面的宝贵经验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文殊信仰发展的主脉——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

从佛弟子到被奉为诸佛之师,从代表般若智慧到代表整体佛教智慧,是印度佛教中文殊信仰发展的两条主脉。从争论文殊与普贤排名到提出"三圣圆融"学说,从确立五台山为文殊根本道场到建成佛教朝拜、修行、研究和弘法圣地,是文殊信仰中国化发展的两条主脉。特例性质的文殊信仰在中印佛教中均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是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     

文殊信仰发展的主脉——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北大核心CSSCI

从佛弟子到被奉为诸佛之师,从代表般若智慧到代表整体佛教智慧,是印度佛教中文殊信仰发展的两条主脉。从争论文殊与普贤排名到提出"三圣圆融"学说,从确立五台山为文殊根本道场到建成佛教朝拜、修行、研究和弘法圣地,是文殊信仰中国化发展的两条主脉。特例性质的文殊信仰在中印佛教中均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是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     

思想史的演进与转化：读《〈大乘起信论〉思想史研究》有感

正如果说要探寻哪部著作对中国佛教乃至东亚佛教的思想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大乘起信论》(以下一般简称《起信论》或"此论")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无论是从信仰出发的注疏诠释的学术传统,还是从西方学术研究范式的角度,从哲学的、文本学的、历史的等等方面的研究入手,《起信论》无疑是一个贯通古今的公共研究话题。     

亚洲佛教的美国弘法与本土化 评《美国佛教:亚洲佛教在西方社会的传播与转型》

继《欧美佛教学术史——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系统探讨了佛教学术传统在欧美的大致发展轮廓后,李四龙教授又进一步通过文献研究与实地调查,出版《美国佛教:亚洲佛教在西方社会的传播与转型》一书,叙论结合,介绍了亚洲佛教自19世纪伊始在美国发展和学术探讨的过程。本书关注美国佛教的视角,也正是为了反思亚洲佛教自身的发展理念,以及宗教在现代社会的     

方法与领域:佛教研究在中国的新进展

<正>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学术界,在佛教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突出的成果。在经历了上世纪60、70年代的学术停滞以后,佛教学者一边小心地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一边也在努力思考、总结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笔者在十多年前发表《佛教研究的方法、领域及其学科建设》[1],认为佛教研究需要两种相结合,一是文献学与哲学的相结合,二是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主张佛教兼具宗教与哲学的特点,由此而有诸多新的研究领     

武则天与唐代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后,自隋唐进入黄金时期,从武则天执政走向鼎盛阶段。这一盛况的出现显然是与武则天分不开的。所以,研究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不仅是揭示武周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个重要方向,而且可从中深入了解五台山佛教发展的原因和背景。一、武则天对佛教的发展武则天从光宅元年(684)执政到长安四年(704年)让位唐(?)宗李显,二十年中对佛教给予了大力     

20世纪“佛教与古代文学”研究述评

在多种文化思潮和学术思潮的统摄下,二十世纪"佛教与古代文学"的研究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衍变历程.前期主要是在西方知识体系的参照下,参与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不少文学史著作甚至以佛教的传人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共和国建国后,由于宗教被视为"鸦片","佛教与古代文学"的研究淡出研究者的视野.随着二十世纪80年代方法论探索、宏观研究和文化热的兴起,"佛教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迅速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产生了很多重要的成果.二十世纪的"佛教与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二百余部专著和一大批论文,在佛教文学的综合研究、佛教与六朝文学研究、佛教与唐宋文学研究、佛教与元明清文学研究四个领域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本文将通过对代表性论文的分析来阐述这一专题研究的内在理路,并作简要评价,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     

史料、民族意识与瑜伽教——《云南与巴蜀佛教文化研究论稿》评介

云南是中周历史上唯一有南传、汉传和藏传三大部派佛教共同传播和发展的地区.巴利语系佛教从东南亚地区传入云南傣族地区,藏语系佛教从西藏、四川等地传入云南藏族、纳两族地区,汉语系佛教从内地传入昆明、大理等汉族和白族聚居区,悠久的历史和复杂的民族关系,使得云南佛教既带有鲜明的部派特点,又有较为复杂的民族性和人类学特征,信仰形态异常半富,也由此令云南佛教的研究在中国佛教研究领域备受学界关注.在相关诸多著述中,新近出版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侯冲先生所著<云南与巴蜀佛教文化研究论稿>(下文简称<论稿>),是目前所见颇有学术功力和史料创新意识的一部著作.该书在史料考证基础上从宗教与民族意识角度对云南佛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日本学者谈日本佛教与佛教研究

日本学者谈日本佛教与佛教研究１９９３年５月２６比日本东京大学末木文美士副教授应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进行学术座谈。会议由佛教研究室主任杨曾文教授主持。会上，末木副教授介绍了下列情况，１．日本的佛学研究日本研究佛教的学术机构很多，仅...     

冯友兰中国哲学“三史”中佛教研究的方法论转向

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的框架内理解和诠释中国佛教,胡适与冯友兰用现代学术的方法分别作了佛教“化中国”和佛教“中国化”两种解读。冯友兰历经一生写成的中国哲学“三史”中,对佛教研究在叙事方式上经历了由史论结合、以史为主到史论结合、以论为先而明其学脉,在理论分析上经历了从新实在论等西方哲学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佛教哲学而得其宗旨。其一以贯之的主线是从揭示中国佛教的本位性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中国佛教哲学,这不仅反映了冯先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转换,也深刻体现了他的世界观转向。     

“脱欧入亚”才是我们的使命——与亚洲各国互相沟通是当前首要的任务

佛教大学在日中友好佛教协会和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两个协会所属各组织共同目标下开展日中友好交流活动。特别是佛教大学与中国佛教协会之间,不仅在学术上进行交流,而且有着共同的信仰,彼此心心相印,利用一切机会,加深同道之间的关系。佛教大学以学术研究为中心进行独立工作,同时与中国佛教协会进行格外亲密的交往。中国佛教协会也在积极推动佛教学术研究工作。我们的研究与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院进行的     

陈垣与近代佛教历史研究

随着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宗教学术的建立,史学成为考察中国宗教传统的重要方法。传统佛教历史书写的范式逐渐被系统化、理论化以及“世俗化”的现代历史叙事所取代。本文以陈垣为例,考察其佛教历史书写与自身信仰立场、学术背景和方法论视野的关系,以及其研究在当时学术语境中的典范性与例外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近代历史学家如何参与宗教知识的构建,为人们对宗教的理解提供重要的外部视角,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评述历史学的方法论视野在宗教研究中的意义与困难。     

佛教“空有之争”的嬗变及哲学义涵

"空有之争"作为佛教哲学的基本问题,主要是为了呈现佛教缘起论的根本义,也是为了揭示佛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或世界的终极意义与本质,从而为佛教的解脱信仰提供理论基础。空有之争在近现代佛学研究中备受关注,成为佛学研究的主题之一。空有之争有其历史渊源,在印度佛教时期,它主要作为对佛教根本义的彰显与深化,具有强烈的宗教和宗派意义。佛教传入中国后,受中国传统文化圆融思维的影响,通过调和空有之争,既拓展了传统佛教的缘起论,也在中国文化中挺立了佛教自身的特质,开出了与儒、道并列的哲学新路向,使空有之争具有了新的文化意义。到近现代,在西学东渐、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背景下,对佛教空有之争研究的三种思路以及由此产生的学术论争,都具有通过探究佛教根本义以凸显佛教特有价值以参与社会文化转型的意义,并为近现代佛教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哲学理论、学术基础和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