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科技伦理治理的相称原则

伦理治理与科技创新的关系问题是科技伦理治理框架的制定和实施中的重要议题,相称原则为应对这一问题提供了一条平衡之道。相称原则要求在科技创新中关注目的与手段的平衡,要求在避免极端负面后果出现的同时,鼓励科技创新,并确保科技创新造福于人。在科技伦理治理的语境中,相称原则可以细化为四个基本要求：伦理治理与科技创新相称,治理力度与风险程度相称,治理方式与风险类别相称,国家治理与国际治理相称。     

原则主义的理论进路、伦理争论及其启示

原则主义作为全球生命伦理学最有影响力的理论进路,是对生命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问题的回答,也是经典哲学理论在该领域中脆弱性的必然结果。然而,自产生伊始,原则主义就深陷批评和质疑的漩涡之中,包含原则一致性、常识道德问题、道德地位和方法论等。对这些争论的回应和批评性意见的包容、选择性吸纳,使原则主义释放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原则主义本质上是对于生命伦理学的思考,对于我们参与全球生命伦理学发展提供中国话语给予深刻启示。

     

论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原则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革命性、颠覆性的高新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塑造着人与社会。在伦理道德领域,人工智能的研发、应用提出了许多新颖的问题,引发了剧烈的伦理冲突,特别是对人自身的道德主体地位提出了挑战。直面这些尖锐的新问题、新挑战,既有的一些伦理原则彼此缺乏联系,并没有作出应有的整体性回应,同时又很少顾及对人工智能发展的积极伦理支持。立足于智能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智能化趋势,在准确研判其伦理后果的基础上,可以构建一个以人本原则为核心、包括公正原则和责任原则在内的整体性的伦理原则体系。它力求对人工智能的研发、应用予以必要的引导和伦理规制,实现其为人类服务、促进人与社会发展的崇高价值目标。     

彼彻姆和查瑞斯的生命伦理原则主义进路评析

彼彻姆和查瑞斯的原则主义是现代生命伦理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伦理分析进路,它在得到广泛支持和认可的同时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有关彼彻姆和查瑞斯原则主义的争论凸显出道德境遇在生命伦理分析中的重要性,同时也暴露出彼彻姆和查瑞斯原则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一些弱点.尽管如此,彼彻姆和查瑞斯原则主义基于自身的一些合理性与必要性仍有可能在未来的生命伦理学领域以不断改进了的形式发挥重要作用.     

原则主义在医学伦理学领域的出场逻辑

原则主义在医学伦理学中出场逻辑的前提是伦理学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道德原则及其作用。传统规范伦理道德原则始终是解决现实道德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医学伦理学也不例外;然而医学伦理学不仅只是承认和应用道德原则,而且筛选出一些原则作为基本原则,然后将这些基本原则建构成原则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用来解决医疗卫生领域中出现的道德难题。原则主义在医学伦理学中的出场和应用确实解决了一些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道德难题,推动了医学伦理学的新发展。但原则主义并没有像其提出者所设想的那样完美地解决所有道德难题,它本身也存在着理论上的缺陷,而且很多情况下,在实践上不仅不能解决道德困境,而且引起新的道德困境,因此需要得到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医疗人工智能科技异化及其伦理风险探析

医疗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现代医疗形式。医疗科技的日新月异,大大推动了人类医学的发展进程及诊疗模式。与此同时,医疗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出现了异化现象,并由此带来了人和社会的异化,诸如对人与类人机器的角色定位不清,人对技术的依赖性过度增强,医疗全生命周期中的责任伦理缺失,技术价值失衡等社会问题。以这些异化带来的伦理风险为进度,探析在医疗人工智能使用中的隐私安全与数据使用的边界问题,人在医疗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问题,“医生-人工智能-患者”的共同决策体系构建问题,构建医疗人工智能科技向善理念及法律问题。     

医学人工智能应用若干问题的哲学思考

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应用已触及众多方向,从医学影像、病理诊断、精神卫生,到康复医疗、居家健康支持等都有所进展,也引发了广泛的哲学及伦理思考。在医学哲学视角下,探讨人工智能机器道德主体地位争议、机器使用所产生的多重关系的界定,以及人工智能技术价值判断及信任考量、数据获得性及隐私保护现状。进一步指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应用场景下,人工智能可能引起的不公平、歧视与风险责任,呼吁建立与技术深度融合的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和协同治理机制。     

生命伦理中的利益限度分析

法律或道德律令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消解利益冲突问题,怎样解决利益冲突,也一直是现实生活中的关注焦点.寻求最佳的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方法,需要一个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并能够认真遵守的行为法则,而这个法则的确立需要人们对冲突中所涉及的利益边界有一个深入地分析,即对矛盾冲突进行利益限度分析.目前对我国影响较大的生命伦理学原则有"二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等[1]."五原则说"即生命价值原则、善良原则、公正原则、说实话原则和个人自由原则.这些原则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利益限度原则,突出地表现为利益自主、利益互赢、人人有利的特征,此三者即为利益限度的整体形态.     

数据主义与人本主义数据伦理

数据化催生了数据主义,数据主义是数据化的一种哲学表达。数据主义主张数据流最大化和信息自由是至善,其实质是从以人为本走向以数为本,用数本主义取代人本主义,从强调人的自由走向强调数据的自由,用数据主义取代自由主义。为避免数据主义的弊端,应倡导人本主义数据伦理,尊重人的自由和权利。     

浅析皮浪怀疑主义的伦理意义

皮浪怀疑主义是对晚期希腊哲学的独特总结,在把伦理学作为理论归宿的晚期希腊哲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它旨在追求人生的幸福,并探索出一条求得心灵宁静的独特途径——悬搁判断.     

彼彻姆和查瑞斯的原则主义进路及其改进

在全球化、多元化背景下,彼彻姆和查瑞斯通过寻找普世原则来容纳道德多元主义和避免道德相对主义,进而为医学伦理学提供一系列清晰、明确、有效的道德规范的努力无疑是可贵的,但其原则主义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反思平衡方法在实践中不能有效解决根本性的道德冲突。针对这一不足,我们尝试提出解决道德冲突的更有希望的思路。     

医乃仁术：中国医学职业伦理的基本原则

中国古代医学道德具有悠久的传统和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医学史上著名的“医乃仁术”的命题,充分体现了医疗实践的伦理价值。它不仅反映了医学技术是“生生之具、活人之术”,而且也表达了中国古代医生的道德信念,即通过行医施药来实现仁爱爱人。济世救人的理想。中国传统医学十分重视医学的伦理价值,“医乃仁术”被普遍信奉为职业伦理原则。然而,尽管历代医家也提出过一些医学伦理准则和规范,但并未形成一个类似于西方医学史上“希波克拉底誓词”那样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公认的誓言和准则。“医乃仁术”的普遍原则更多的是体现在强调医…     

公共卫生监测中的伦理原则及标准

从理论上概述了各时期监测定义的演变以及相关伦理辩论,列举了公共卫生监测所引发的普遍的伦理问题及适用的主要伦理原则,揭示了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中伦理问题的不同。人权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共同基础,因此,也可能是临床伦理和公共卫生伦理的共同基础。最后,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公共卫生监测中伦理问题的指南》及其他文献列出多种公共卫生伦理标准,试图在实际工作中帮助评估公共卫生监测方案在伦理上的可接受性。     

论性爱的伦理原则

性虽然体现的是人的生物本能,但人类之性毕竟不同于纯粹的动物之性,其特殊性就在于人的社会属性赋予了人类之性以理性精神。依靠这种理性精神,人类为自身之性建构了行为的伦理原则:性爱统一原则、平等自愿原则、无伤害性原则、权利对等原则、责任承担原则等。这些伦理原则不仅帮助人类找到了性的行为尺度,而且还帮助人类在最终意义上超越了动物。     

神经干预中的伦理等价原则

伦理等价原则是神经伦理学中一个重要且唯一的伦理原则,为解决神经干预中最具争议的伦理问题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方法,但它完全不必建基于延展心智论题,从而陷入理论争议的漩涡。认知与环境是相互作用和联系的,技术和环境都是负载价值的,这是伦理等价原则不断完善的重要理论前提,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弱EPP Ⅲ,成了神经干预道德合理性分析的强而有力工具。     

现时代的生命伦理问题

结合现时代临床,提出医疗要回归“初心”,“初心”就是“人命贵”,这是医学伦理起点,也是医学的最高宗旨;而要贯彻“初心”,又应讲究医疗科技和医学人文及伦理之间形成合力。分析认为：现时代医学伦理可能以“生态伦理”更为合适;应区分重大疫情、急性抢救、慢性病纠治等不同情况,考虑“合力”所涉及的不同方面之轻重缓急;并针对生命伦理的有利原则,指出“有利”只是动机及出发点,还需深入思考,确立动机的基线和起点;就基线而言,要搞清楚是本然“有利”,还是科学“有利”,并做出一定区分;应在科学“有利”和本然“有利”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与平衡。

     

公正原则,防治艾滋病主要伦理原则何以成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道,截至2003年底,全世界共有3 400万-4 600万人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地球上每天都在制造着16 000个新的感染者,即每过1分钟就会有11人刚感染上,而每天又有8000人死于艾滋病.艾滋病是目前尚无有效治愈办法,死亡率极高的高危性传染病,我们一般把它界定为"交往性传染病".我国正处在艾滋病真正大流行的前沿,艾滋病感染者估计累计人数为100万,目前存活85万,而我们现在发现的只有4万多例,发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也就是说,95%的传染源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内在的主要原因是感染者的人身权利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侵犯,对他们的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很不公正,所以公正原则应成为防治艾滋病的主要伦理原则.     

论敬畏生命与生命伦理共同体

随着生命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已有的伦理学理论已不能时当代生命科技发展带来的问题给出满意的回答,生命伦理亟须理论创新.以敬畏生命为基本伦理观念,从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在达成差异共识的基础上,构建当代生命伦理共同体,是解决当代生命科技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可能路径之一.     

人工智能情感的伦理风险及其应对

人工智能情感技术迅猛发展,不断提升着机器模拟人类情感识别、表达与应答功能的能力。在便利生产生活的同时,人工智能情感加剧了情感生活的数据化、工具化、机械化,冲击着情感的私密性、真实性、体验感、意义感,衍生出情感隐私泄露、情感欺骗盛行、情感控制加剧和情感能力退化等伦理风险。这些伦理风险的背后是资本逻辑的驱动、情感算法自身的局限性、伦理观念的相对滞后与工具理性的泛滥。应对人工智能情感的伦理风险,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合理规制资本、推动科技向善。具体而言,应实行敏捷治理、健全伦理法规、深化人文反思。     

科技与伦理的思考

科技的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福祉和惶恐不安 ,使人们思考科技与伦理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换言之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否应该有道德价值的导向。文章从历史上对科技与伦理关系的思考、科技与道德的辩证关系、科技发展的道德制约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