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五个着力点

<正>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一种已然存在的文明新形态,也是一种处于持续建构之中的文明先进形态。而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重要内容和伦理内核的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它既是中国创造的具有实然性的伦理文明新形态,也是处于动态建构之中、具有应然性的伦理文明先进形态。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建构涉面极广。它不仅要求当代中华民族具有卓越的实践智慧和能力,而且要求当代中华民族具有心系人类、放眼世界的广阔视野和高远境界;既要在坚持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积累精神文明、道德建设和伦理治理的智慧和经验,也要在中国特色伦理学理论创新中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着力点。一是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明观。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明观是建构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认识前提和观念基础,既是推动传统伦理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促进世界伦理文明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的要求。“伦理文明观”是“对待文明”的伦理理念,即以伦理对待文明。“观”既是“看待”也是“对待”,是观念也是态度,     

德性伦理及其现当代价值

现当代是否只适合发展规范伦理,而德性伦理注定趋向衰落?本文在分析德性伦理与道德特质、中国古代与西方德性伦理传统、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德性伦理以及如何应对德性伦理所面临的挑战和冲击等问题的基础上,认为德性伦理在现当代仍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仍是伦理学研究与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新现象学的情感伦理

施密茨以新现象学的情感理论为基础对情感伦理进行了讨论。他把具有空间性、客观性的气氛特征的情感作为一个权威来理解,为伦理学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视阈。情感作为整体性的气氛提出了一种绝对的要求,成为道德准则的最后一道防线,加强了道德准则的约束力。这种情感在"人的回归"中产生,在"人的解放中"成长,人在情感中审视自我,进而完善自我。作为超越道德的伦理——德性是一种身体性的践行,是在情绪震颤中阐明的。施密茨的情感伦理赋予了自然德性,又用具有社会性的客观性的具有气氛特征的情感作为最后的权威作用,既返璞归真,又没有脱离社会实际存在,具有积极意义。     

把握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必要维度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是对应人类文明新形态而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我们可以从四个重要维度对其进行把握：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是人类伦理文明发展新形态中的当代中国形态；它要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伦理问题进行新探索；它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生成；它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本质，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生成特征。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机理

<正>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形态表现。它具有丰富内涵,既有异于中华伦理文明旧有形态,也有异于外国伦理文明形态,尤其是与西方资本主义伦理文明有着根本区别。探明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机理,是推进“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研究”的根本和关键。一、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生成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它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略论制度伦理与德性伦理的关系

制度伦理的核心是伦理 ,其对德性伦理起作用的方式也应该是制度中的伦理因素而不是强制性规范。制度伦理以其内涵的伦理精神以及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来影响个人德性。制度伦理与德性伦理相互作用并相互转化     

立志的“自己本位”及其提升

立志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政治现象。它通常以德性论的伦理样式塑造着人的志业追求和精神生活。然而,个体德性论视阈中的立志只是在与自我相涉层面,关联着我们做人的观念,一旦扩及更广大的社会和人类意义上的事业追求和精神生活,往往遭遇诸多理论与实践上的困惑。故澄清立志之为德性的本质,还需拓展其文化政治意义。儒家有千年一贯的立志德性传统,其德性诠释的逻辑是"以‘心’‘之’‘道’而成‘德’"。然而,其自己本位的个体德性论局限亦颇为明显。故欲超越传统德性论诠释,就需要将立志的个体德性论视角与时代总体性文化政治意义相结合。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毛泽东的立志范例提供了经典诠释。立志的文化政治意义在于:立志活动只有超越个体德性论视角,才能走出自我中心主义的阈限,将个人志业的追求和人类解放的事业结合起来。     

道义论伦理学谱系考

道义论(义务论)伦理学虽然受到了美德伦理学的不合情理的无辜批判,但作为经典的伦理学类型,依然要对自身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论证时刻保持哲学的反省能力,对各种"批评"具有开放性对话的能力,从而让其理论与思想更加切合伦理生活世界,继续起到引导和规范的作用。详细梳理道义论伦理学的思想谱系,考察它为何不在古希腊而在斯多亚主义中才兴起的原因,它在西塞罗伦理学思想中的内涵以及义务和德性的关系、行为和行为者的关系,德国伦理学为何要采取义务论的形态以及康德义务论与德性论各自承担着怎样的使命与课题,可以发现,对人性的洞察、对美德的崇敬、对存在之天空与深渊的复杂而艰深的知识与领悟,哲学史上莫过于西塞罗和康德。他们的伦理学并非只有道义论没有德性论,而是他们更为深刻地看到:人的德性不是天生的,是在生活和行动中随同人将本身"自然未完成"的自我,造就为主体性的人而生长与"自我造就"的。德性之本性即自由,"德性"的自由塑造本身使它不可能作为伦理的第一出发点而被言说,因为伦理生活和行动本身对于行为者的品质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更具有在先性。     

如何看待道德与幸福的一致性

从主观性维度看,有自我关注、自我—他者之间的关注和他者关注三种理解方式;以自我关注为中心,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敞开了试图决定如何生活的个人的主观性视野;介于自我—他者之间的关注,康德的义务论伦理涉及一个能够理解此主观性的"第三方"立场;以他者关注为重点,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凸显了他者面容的伦理意义及必须与他者"面对面"的伦理主观性视阈。依据关于道德探究的形态学预设,"道德与幸福"之一致性问题的探讨有三种形态分布上的趋向:指向"心灵秩序"的德性至善论;指向"行为法则"的道德自由论;指向"他者面容"的伦理责任论。它们构成了与"幸福"关联的道德探究的道德形态学分布的三条问题轴线:应当如何生活?应当做什么?应当如何在一起?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内涵要义和研究意义

“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概念被写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文明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达到新高度,也标志着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文明自信达到新水平。中华文明历来是以伦理文明作为核心内容的。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为了深入诠释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述,本刊特组织四位专家围绕“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这一重要主题展开笔谈。     

作为本体的良知及其多重意蕴

本文经分析指出，在王阳明那里，作为本体的良知有其多方面的内涵：在心物关系上，它是意义世界存在的根据；从成圣过程看，它构成了德性的本原；就心之条理（内在的规范体系）而言，它展示为先天的理性原则，从而，良知的本体义即表现为存在的根据、德性的本原、先天的理性原则诸方面的统一。良知的以上诸义不是彼此不相关，而是相互联系的。     

当代托马斯·阿奎那德性伦理研究的视阈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麦金太尔等人对德性伦理的复兴,托马斯.阿奎那的德性伦理作为西方中古时代德性伦理的一大传统受到了学术界的瞩目。鉴于阿奎那德性伦理的神哲学渊源和当代复兴背景,对它的研究应当基于西方德性伦理发展的历史脉络、神学背景和形而上架构以及当代德性伦理复兴这三个视阈,通过这三个视阈的综合或交融,阿奎那德性伦理的理论渊源、神学旨趣以及当代意义得以澄清和展现。     

海德格尔源始伦理学中的共在主体性

在胡塞尔现象学伦理学中,先验自我具有意向性之指向性与构造性特征,一切价值和意义都是出自先验自我之意识之授义活动,先验自我成为了一切行为之极点,胡塞尔现象学伦理学中展显出的主体性是一种"先验主体性"。海德格尔将"此在"作为突破口从三个方面对胡塞尔先验主体性性理论作出了发展改造。海德格尔从本质上把此在归结为与他人在世界之中的"共在"。因此,海德格尔现象学伦理学中展显的主体性是一种"共在主体性"。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伦理学是一门源始伦理学。共在主体在源始伦理中的本真生存即是领会良知的召唤、切近存在之真理以及诗意地栖居。     

儒家行为责任伦理论要

儒家伦理是一个多元一体的伦理系统,它兼具德性伦理和德行伦理、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儒家伦理学无疑是一种德性伦理学,但是它也是一种以行为为中心的德行伦理学。而儒家所阐发的行为伦理构成了儒家德行伦理学的核心,它所揭示的"行""为"和"行为"范畴的义理,鲜明地体现了儒家责任伦理所包含的做事、不做事、应做事等本质规定性,充分体现了高度的实践理性智慧。儒家行为责任伦理体现为三大层面:一是行为责任伦理的基本规定,二是行为责任的内容指向,三是行为的责任伦理要求。     

思辨现象学与实践现象学--从现象学视角诠释马克思哲学

马克思哲学与康德、黑格尔、胡塞尔等的思辨现象学思想的互释表明:思辨现象学有一种自我超越和回归实践的倾向,但在现实意义上却没有实现这种指归;思辨现象学在纲领、直观、世界、实践等方面脱离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学理式地指向哲学逻辑的根据;而马克思哲学则通过实践还原与实践直观对哲学逻辑的前提发问的根本转换而扬弃了思辨现象学的缺陷,赋予现象学以现实的存在学和历史学的纬度,确立了一种逻辑在先意义上的、具有本真“同一性”的科学实践现象学思想。     

礼乐的没落与重光——追寻儒家和谐秩序的生命韵律

先秦儒家把人理解为一种追求将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圆融无碍的德性的生命存在,而能够在整体上涵容和实现这一生命精神的是礼乐,其中乐的作用在于建立一种自然的心灵秩序,礼的作用在于建立一种伦理的行为规范。德性生命的自我圆成需要"致礼乐之道",礼乐之道是在礼乐文化—礼乐生活—礼乐政治的思想逻辑中展开的,因而礼乐精神的现代重光也需要在这样一种思想逻辑中作整体的思考。     

家—国伦理公正与“国家”文明形态

中西方文明都建构了以家庭和国家为基本结构的伦理世界,西方“country”文明中伦理世界的命运是“悲怆情愫”,中华“国家”文明的文化条件和伦理精神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不只是家庭精神,也不只是爱国主义,而是身家国天下一体贯通的伦理情怀。“国家”文明创生的家国公正的伦理智慧有日常智慧和“非常”智慧。日常智慧贯穿于人的生活与生命的全程,并通过各种民族节日呈现;“非常”智慧是调节家庭与国家矛盾冲突的伦理智慧,逻辑与历史地展开为两种传统形态,即以“国”为重心的“精忠报国”,以“家”为重心的“亲亲相隐”。家国伦理公正的课题与中华现代文明的百年进程相伴随,从中国革命到改革开放,呈现“伦理建构—伦理革命—伦理解放”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进程。现代中华文明依然是“国家”文明,但已经具有新形态,也面临新挑战,必须以伦理公正实现“国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做出新的“中华”贡献。     

基于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融合的人权观念探析

人权是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在当今德性伦理对规范伦理批判的背景下,人权作为规范伦理学的重要观点也遭到了质疑。以往那种从规范伦理学体系建构的人权既有其合理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德性伦理视角则从人的关系性的本质以及生存境遇等方面对重新理解人权有所启发。人权既需要普遍性和规范性的道德建构,同时也需要从情景本身出发考察人的道德能力以及对人权的具体运用。     

伦理德性、明智与共通感——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共通感意蕴

共通感是人文主义传统中的重要概念,它虽出现于古罗马,理论渊源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伦理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共通感表现为苦乐感,指人们在城邦生活中形成的关于善恶是非的好恶感。由于它的共通性,其中蕴含了一种规范力量,要求我们的行为和别人保持协调。伦理德性正是在这种共通感中形成的。但由于实践活动并不存在严格普遍的规则,故而一切伦理判断都是对个别事物的鉴赏。在此审美过程中,明智之人又在修正、补充和发展着共通感。如是,共通感、伦理德性和明智始终存在着诠释上的循环。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要义和样本特征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文明新样本，是中华文明演进发展的最新形态，是具有中国特色、反映新时代需要和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文明范式。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内容上包括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核心价值目标的物质文明、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文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精神文明、以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主旨的社会文明、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旨归的生态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根本政治保证，以文明要素创新为重要标识，以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为发展路径，以有机统一性为总体特征，以中华伦理文明为伦理内核，受内外动因驱动，兼具实然性和应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