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观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发轫于对现实生态问题的回应和对传统生态理论的反思。它的主要内容有:为了共同福祉,肯定人与自然的整体价值,人对自然负有道德义务;有机的生态思维,关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关注阶级问题,呼吁解决阶级不平等问题,促使优势阶级担负解决生态问题的责任;长远的整体视野,着眼人与自然的发展走向。它的价值在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建立生命共同体,为破解当前生态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新的生态的道德伦理范式。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的演进及其新时代形态

启蒙以降,工业文明与环境危机的“辩证法”引发了人们对于人、自然、社会、科技等关系的生态伦理思考。西方生态伦理学率先以生态系统中的自然规律为依据,建构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社会生态学等思潮基于环境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论证了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同构性;马克思以感性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的生存论基础,揭示了贯穿于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中的精神生态向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两个结合”为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性原则,基于“五位一体”的生态伦理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支撑。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进路及其新时代形态,既是人类现代化进程及其文明新形态的再现与预示,也是人、自然、社会、科技之间矛盾真正解决的时代智慧。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伦理观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现当代西方哲学思潮中生态伦理与生态道德建设的重要生力军,他们在批判现代性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毁灭性破坏的同时,倡导建设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符合生态伦理观的生态世界.探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所建构的生态伦理观,重新确立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生态文明,是走出现代性困境的可选择的“另一条道路”.     

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与生态伦理重构

在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所做的道德谋划失败以后,马克思关于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思想,既为重新确认生态伦理学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了正当理由,也为生态伦理以善恶为核心向道德权利以义务为核心的转向奠定了基础.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出发,生态伦理何以为善的根据不再是人的利益,也不再是自然本身的权利和内在价值,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正是这种物质变换决定了人类拥有向自然界提取自己所需物质资料以养育自身的道德权利,也规定了人类必须承担反馈自身的能量以养育自然环境的道德义务.     

人与自然和谐的道德基础——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生态伦理启示

人与自然的和谐有着道德基础。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为我们从道德的视角研究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建构现代生态伦理观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从道德的意义上,人与自然的和谐中人是道德主体,承担着全部道德责任,其行为是道德评价的对象。人对自然的适应与改造、尊重与利用是辩证的统一。     

人与自然的和解: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致思逻辑

致力于人与自然的终极和解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基本思路与价值追求,也是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得以构建与形成的致思逻辑。通过对现实生态恶化的境况反思与"生态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萨卡分别从自然与人的双重层面得出增长极限与道德沦丧是致使生态日渐恶化的主要原因。此种情况下,唯有生态社会主义而不是生态资本主义才能改变这一弊端,基于自然由因的考虑致力于实现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基于人的维度发展"新人"以作为生态社会和谐发展的伦理保障。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理论承袭与时代发展,尽管其某些具体观点与措施存有争议,但整体上对于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观探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早期的生态环境状况基础上,批判吸取历史上特别是同时代思想家有关生态环境思想的合理因素而创建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观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原则,以及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最终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观对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有着极为珍贵的启示,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理论来源.     

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意蕴

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出生存环境危机已成为关系人类前途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不仅直接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工业文明时代.全球生态环境并没有像今天这样空前恶化和引人注目,但是他们在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从理论上探讨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创立了生态平衡发展的完整观念,形成了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这一思想为当今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奠定了伦理基础.     

略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价值观——兼论生态伦理的制度维度

生态伦理学是伴随着全球性生态问题而产生于西方学术界的一门研究人和自然环境之间道德关系的交叉性应用伦理学科。对于应该如何研究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 ,西方“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论”的生态伦理学围绕着“走出人类中心论还是走入人类中心论”、“自然是否存在着内在的价值和权利”等价值问题而展开争论 ,这些价值争论有利于人类反思和正确认识人类实践的后果。但是总体看 ,它们都是一种脱离制度维度 ,抽象谈论人类生态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西方中心论”的生态伦理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观的突出特点是将生态伦理价…     

论西方环境伦理学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影响

以“人类是否对自然承担直接道德义务”的问题为根据,可以将西方环境伦理学划分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环境伦理学存在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背后却具有理论基础、价值立场的一致性。从理论基础的一致性看,它们都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使得它们不去探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是如何断裂的,进而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秉承的都是一种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从价值立场的一致性看,它们不仅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辩护的伦理学,而且漠视人民群众和发展中国家为了消除贫困追求生存的发展权与环境权,是一种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开始于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引进、评介,由此形成借鉴或认同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随着学术界对西方环境伦理学在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上的缺陷的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界提出了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理论主张,这也使得学术界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在吸收西方环境伦理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并最终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西方环境伦理学关于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观等问题的争论,对我国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都产生了影响,厘清这种影响不仅有利于促进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而且有利于我们建构一种能够既维护中国的发展权与环境权,又有利于促进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     

生态生产与绿色消费:生态文明时代的经济伦理观

经济伦理观是人们关于经济活动伦理的根本观点,包括生产伦理观、分配伦理观、交换伦理观和消费伦理观。从生产伦理观和消费伦理观来看,工业文明时代的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伦理观具有反生态的性质,最终导致生态危机频发,人类生存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威胁。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基础,是人类社会更先进、更高级的文明形态,其经济伦理观是生态主义的经济伦理观,它在生产领域体现为具有循环、可持续特点的生态生产伦理观,在消费领域是以适度为原则、以节约和俭朴为规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绿色消费伦理观。     

中国共产党百年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逻辑和理论品格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建党百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科学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作为党重要的理念、思想和方法以及治国理政、执政为民的重要方略。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探求、认知和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两个结合”的实践中,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启新、拓新与创新——论生态伦理学对伦理学的贡献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弘扬生态伦理,繁荣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对伦理学的贡献功不可没,主要体现为：开辟了伦理学研究的新领域,确立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原则,培育了人对自然的新态度,对传统思想展开了新的系统批判,明确了人类在自然生活中扮演的新角色,对伦理学基本观念进行了新阐释,制定了人类行为新规范。     

危机与生机：现代生态伦理的诘问与反思

面对全球生态问题,现代生态伦理学者试图阐明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了“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动物权利论、大地伦理学、生态整体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流派。虽然不同的生态伦理理论为人们理解和解决生态道德问题提供了多种视角和道德框架,但各种理论流派之间始终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间的“范式之争”,以致陷入了现代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困境。现代生态伦理研究要想获得新的生命形式,只有在消解“范式之争”中实现典范转移,以全新的世界观融通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才能引领构建新型生态伦理关系,从而为现代生态伦理的发展带来生机。     

环境立法的伦理评判

环境伦理思想自身的进程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国内环境立法和国际环境立法,以及环境立法的目的、程序、内容等各个方面。传统的部门法不合乎环境保护目的性的根源在于传统的伦理观对自然和环境之固有价值认识的缺陷,这是导致现代环境法兴起的法律根源和道德根源。承认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生态中心论环境伦理思想为处理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环境道德和环境法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环境道德的法律化和环境法的道德化。     

重思施密特对马克思自然观的阐释——兼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施密特的批评

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系统阐发了新唯物主义观点,力图通过对哲学元理论逻辑的辨析来表达对社会现实境况的批判,蕴含着潜在的生态分析与批判价值。施密特不仅阐述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双向中介关系,论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及其历史辩证法,批判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似自然性和非理性特征,并分析了马克思关于技术现代化和未来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观点,将社会主义社会描述为人与自然的现实中介的理性形式。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93年德文版序言中,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反思所提出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开创了从自然唯物性或物质统一性角度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可能性。福斯特和柏克特等人对施密特思想的批评在某些方面是有效的,但也存在诸多不公正之处,他们忽视了施密特唯物主义思想的合理性,并将批判理论误解为主张工具理性和支配自然的历史决定论。     

构建和谐社会的生态道德教育审视

生态道德作为一种新型道德,既反映着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也反映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不仅是人类道德进化的必然产物,而且是人类社会进一步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人类作为道德主体应当承担生态道德,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生态道德建设.生态道德建设关键在于生态道德教育,包括生态道德意识教育、生态道德规范教育、生态道德素质教育.     

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伦理之善

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不是对立的主仆关系,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辩证统一关系.在伦理层面,主张要承认自然的伦理尊严,摒弃人为自然立法的思想传统,实现人为天地立德,伦理之善的完成必须依赖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而,化解人与自然的道德冲突与疏离,这不仅需要满怀友爱大爱的生态道德情感,还需要变革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方式以及与之联系的整个社会制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解.这不仅是马克思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终极伦理关怀,更是他们为人类构建的生态伦理的至善图景.     

论张载的生态伦理观及其天道论基础——兼论张载生态伦理观的现代意义

在张载理学思想中,含有丰富的生态伦理观,包括"太和"之道、"天人合一"、"乾父坤母"、"民胞物与"等著名命题。张载的生态伦理观与社会伦理观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乃至一致性,而这二者又都是以张载的天道论或宇宙论哲学为基础的。以天道论或宇宙论哲学为基础的张载生态伦理观,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太和"之道、"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原理;其二,"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人与自然和谐的根源和准则。张载人与自然和谐观对于今天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理论特色与实践意义

能否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理论特色及其实践意义,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正确判断。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理论特色首先表现在,它以实现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作为其根本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另一个理论特色是它与近代“劝善的”伦理观相反,“劝善的”伦理观把个人意志放在首位,它主张意识不受生活的决定,“自由选择”不受社会条件的决定;而马克思主义则把社会关系放在首位,这是道德理论的根本性变革,因为有了这一规定性,道德理论才可能具有彻底性。在当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道德观念和道德理论,同时,运用这一理论为社会主义制度、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辩护,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