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公共辩护理念

公共辩护理念是理解罗尔斯整个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线索。从根本上说,公共辩护可以看作是自由平等公民间就他们在公共生活中采纳何种"相待之道"而进行的理由交换和论辩,它主要诉诸公民的实践理性,是公民彼此间要求理由和给出理由的一种实践。因此,政治领域的根本原则获得公共辩护的标准,不可能存在于某些理性无法理解的、未"祛魅"的实体那里;也不能等同于理论理性领域里的正确的逻辑推演或因果推导。这种检验标准只能是:在满足实践理性所有相关要求的条件下,它是自由平等、理性而又合乎情理的人们彼此都可以合理接受的原则。这个标准里蕴含着政治自由主义公共辩护事业的双重目标或双重要求:它试图为政治权威行使的正当性提供好的规范理由,但这些理由又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们可以合理接受的。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道德根基

正义理论是否存在道德基础,是当代政治哲学热烈讨论的一个议题。罗尔斯虽然把正义观解释为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不依赖于广包的宗教或哲学学说,但强调普遍的正义观念离不开政治文化的基础,包括道德基础,即人们所潜在地认可、普遍接受的那些基本理念和原则,如宗教宽容和反对奴隶制。正义原则的达成也预设了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协议,以及公民拥有的正义感和善观念的道德能力。正当优先于善并不表示正当完全排斥善,而是说两者是相互补充的,正义观念是从两者共同推导出来的。政治的正义观念与其他道德观念之间的区别只是观念应用的范围问题。关于国家中立,基本制度和公共政策虽然不是设计来偏袒任何特定的广包学说,但不可能强求正义制度的影响都是中立的,它所影响的美德是富有意义的。公平正义包括对诸如公民美德和宽容的美德、理性和公平感的美德等的解释。罗尔斯强调其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道德观念",它以最普遍的道德原则作为后盾,这里就包括尊重人、把人当作目的这个根本的道德公理。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道德观的启示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政治哲学领域发起的一场革命是:它通过解构,构建了一种与传统的互惠和平等的道德原理完全不同的、非互惠的友爱和关心的道德原理,并把这一道德原理视为正义的基础.德里达认为,基于传统的互惠和平等的道德原理之上的传统的道德观并没有真正把人当作相异的个体性存在来看待,这也造成了基于互惠的平等观念之上的现代法律的困境.本文分析和评价了德里达的道德观,并指出了他的这一带有解构意图的道德观所具有的积极的建构性的意义.     

论公民的尊重教育

尊重是对公民个体同属于“人类”共同体的基本属性和价值的肯定性态度和行为,是对公民人格和尊严的“认可”、“尊敬”与“重视”;“真实尊重”的形成有赖于真实平等的社会制度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真实平等的价值观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尊重与相互尊重不仅是制度对公民个体的道德诉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等交换关系在道德领域的现实要求,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大力提倡和加强公民尊重教育,将赋予公民个体强烈的责任感、义务感和权利感,进一步增强公民道德的内在基础,促进公民社会和谐人际关系与良好道德氛围的形成。     

康德哲学中的“人性公式”与尊严

历史上很多学者将康德的“人性公式”直接奉为尊严原理,主张“人性公式”的内容集中反映了尊重人之尊严的要求.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康德自己也说.人性本身就是一种尊严.由此,拥有人性就是享有尊严的前提和根据.事实上,人性的本质就是自由.作为道德法则的“人性公式”,其实质就是要求尊重人的理性能力.尊重人的自由,而这正构成了尊重人之尊严的核心要素.     

个人观念、正义及其证成 ——论罗尔斯个人观念的嬗变

近代以来,政治正当性的证成越来越依赖于一种政治的个人观念。罗尔斯自觉地承接这一传统,将政治的个人观念作为公共证成的基础。罗尔斯的政治个人观念经历了从寓于宗教共同体的存在者、平等的道德代表到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的发展脉络。这一观念的嬗变是随着罗尔斯关注点的变化而发生的,个人作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是由特定的政治目的——政治正义的公共证成所决定的。政治的个人观念并不旨在精确地描述"我之所是",而只是挑选出个人与政治正当性证成最为相关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的政治个人观念是功能性的。     

富勒论法律的道德性

法治一般分为实质性的法治和程序性的法治,前者强调善法、良法,后者则更注重形式正义.新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朗·L.富勒的学说即为程序法治论的一种.富勒认为法律与道德密不可分,并将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而义务的道德与法律相似.他提出法律具有内在的道德性,将法律的道德性分为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方面,而他主要阐述的是法律的内在道德,也称为"程序自然法",并将法律的这一道德定位于八项"法治原则"和达致法律的"目的性事业"的手段.     

道德要求转化为法律规范的基本条件论析

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不能无条件地将法律强制运用于道德领域。只有当特定道德要求属于基本道德范畴且违背这一要求的行为对他人或公共权益造成侵犯时,其才具有以法律进行强制的必要性;与此同时,只有当公民对这一道德要求的落实具有期待可能性时,其才具有以法律进行强制的可行性。对于与基本道德相对应的高层次道德要求,可采用授权性规范引导和鼓励人们践行。在对某一道德要求能否转化为法律规范进行具体甄别时,还应将社会主体的广泛认同作为德法转化可行性的现实参照。     

人的观念与全球正义

作为一种特定的人的观念,世界主义公民具有正义感和善观念这两种道德能力,拥有理智理性与合情理性的理念,是自由而平等的道德主体。这样一种人的观念也预制了全球正义的核心理念:全球正义是全球制度的首要美德;个人是全球正义的终极关怀单元;伦理普遍主义是全球正义的伦理基础;倡导平等主义的全球分配正义。作为世界主义公民的人的观念与全球正义理念是紧密相连、彼此印证和相互支撑的。     

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到全球正义:一个错误的跨越

把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扩展至全球范围,这是一种富有道德吸引力的理论尝试。全球正义理论强调富国及其公民们对于全球平等分配的道德责任,但作为一种个人主义的学说,它没有对国家代表公民们去行动的道德资格提供说明,从而没能证明富国的公民们为自己国家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的条件。这种理论的内在逻辑要求我们回到国家权力正当化的主题上来,而由于国家权力的双重强制性特征,将其正当化的方式就只能是找到公民们能够同意的原则。从平等的公民身份出发将国家权力正当化,这恰恰是罗尔斯式分配正义的真正理由。当国家权力以这种方式被正当化之后,我们就没有理由将国家边界继续视为一种道德上任意的因素,从而也就无法迈向全球平等分配了。     

重叠共识的公共性与辩护性

罗尔斯的后期哲学例证了一种公共辩护(public justification)的方案。作为这一方案的核心环节,重叠共识不仅需要展示正义原则是如何得到辩护的,还需要使这种辩护满足公共性的要求。许多学者基于"双重视角"的区分来理解重叠共识,认为它是从理性个体有偏袒的私人立场出发来对正义原则的稳定性进行检验的。这种观点既不能真正解释重叠共识的辩护性,也无法满足公共性的要求。事实上,重叠共识最好被理解为合理公民们从集体的公共视角出发,尝试调和正义原则和各种合理整全学说的动态过程,其最终目标是确立一种辩护的政治,而非展示正义原则理论上的正确。     

罗尔斯与规范性的寻求

遵循康德式的思想道路,罗尔斯始终强调人格理想在建构道德规范性这一重大课题上的核心地位。在他看来,存在着依赖于客体、原则和观念的不同欲望类型,他的正义理论和康德的道德学说主要基于原则和观念的欲望而生发的道德动机。具有实践理性(理性与合理性)的人所具有的人格力量(善观念和正义感),以及追寻自由平等的道德理想,是证成规范性原则的根本出发点。基于这一阐释,可以有力回应威廉姆斯有关"外在理由"和"抽象人格"的诘难。     

公共理由、公共理性与政治辩护

公共理性(由)是当代政治哲学中一个关键而又含混的理念,它可能包含的理性能力与公共理由这两个维度及其相互关系有待澄清。如果仅仅从公共理由的角度来理解该理念,我们无法超越实践理性的怀疑论,也无法为政治辩护提供任何公共理由。如果将其作为一般性道德推理的实践理性能力,我们则会因为推理主体与推理程序的模糊性而无法确定合情理性的最终标准。唯有基于民主的公民身份,在政治正义的领域来塑造这一理念,我们才能够把公共推理的能力与共享的公共理由完整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融贯的公共理性理念。     

谈教育方法

德育的最高境界是塑造美好的道德人格，道德人格的树立却是基于人的尊严，人的尊严是在尊重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而尊重的前提是平等。一句话，没有平等，就没有尊重；没有尊重，就没有德育；没有尊重的学校，是没有道德的学校；不懂尊重的老师，是决计培养不出人格高尚的学生来的。     

康德实践哲学的义理构建及其逻辑跳跃

康德的实践哲学具有一个完整的义理系统,贯穿其道德形而上学、实用人类学、教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等等,从本体与现象的绝对划分开始,为绝对的道德价值在理性世界确定其先天来源,开出法权学说和美德学说,在经验世界中考察人的自然禀赋在符合理性理念的政治国家中如何发展到与理性的自主运用相互协调的状态,并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人类作为一个总体而整体地道德化的无穷的进程。由于缺少物质实践的观念,其义理系统中也存在逻辑跳跃。     

协商民主的路径——公共权力制约的民主选择

协商民主理论主张以沟通、交往的理性实践观来实现公民主体与权力主体的平等交流,强调通过讨论、交流、对话等方式培养交往主体的公共理性精神,实现政治民主.协商民主以理性对话的柔性机制,创新了对公共权力制约的民主形式,符合当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转型时期社会稳定的需要,可以作为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重要路径.     

自利的契约论和非自利的契约论

契约论的基本思想是:道德应该仿效人们相互间所同意的互惠或地位平等的人之间的合作,或者预设于其中.一个行动是对是错必须取决于该行动是否符合或违反某些原则,这些原则是平等的人们之间达成的或者可能达成的合乎需要的契约的对象.自利的契约论认为,各方的平等状况仅仅是事实上的,各方对原则的选择也是以理性地自利为基础的.非自利的契约论则认为,合理的互惠或道德上平等的人们之间的公平性的一种理想.     

尤尼斯道德发展的实践活动观述评

尤尼斯等人关于道德发展的实践活动观强调青少年期的社会参与经验对其道德发展的持久影响,认为社会参与活动构成青少年公民同一性、政治和道德同一性发展的基础,而对人性和社会的尊重是道德行为的根本机制,道德教育的使命就是让个体通过社会参与活动培养起这种尊重的品质。尤尼斯的道德实践活动观是对艾里克森和柯尔伯格理论的继承和超越,但有关研究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论康德政治学说的道义论特征

道义论不仅可以用来说明康德的伦理学,还可以用来说明康德的政治学说。康德站在权利原则立场上批判政治的幸福原则,主张政治必须符合权利正当性原则,主张政治行为要以人为目的并实现人的尊严,这些观点都具有典型的道义论特征。康德的政治道义论作为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的演绎,在理论上具有合法地位,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康德的政治道义论既站在权利立场批判了发展的限度,又赋予权利以道德特征,更提出了政治的道德目标,这使得他的政治学说既具有重要现实针对性,也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价值标杆。     

反思平衡:罗尔斯理论转向的方法论基础

反思平衡的哲学方法贯穿于罗尔斯建构正义理论的全过程,其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普遍的道德原则与相关的背景理论,通过将它们进行反复比照、不断调整以达至内在的平衡状态,成为检验公平正义学说的合理性标准。但是,由于后来罗尔斯觉察到了自由民主社会之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正义观念上产生分歧的现象即合理多元论的事实,并将此种现象归因于理性的"判断的负担",因而他不得不使其公平正义学说从最初作为一种合理完备性学说转向一种作为各种合理完备性学说的重叠共识之结果的正义的政治哲学,以应对相关背景理论尤其关于人的理论所发生的变化。正因诉诸反思平衡的哲学方法,罗尔斯实现了其正义理论的政治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