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正义》的学术成就

要了解和研究孔子的思想,唯一可以引为信征的是《论语》这一文本。历代诠释《论语》的著作举不胜举。清人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是旧注中的集大成作,可惜研究者甚少。本文从四个方面,较为具体地论述了《论语正义》的学术成就。     

新的解读,新的开掘——读钭东星著《论语义说》

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钭东星先生 ,在多年执教的基础上 ,潜心钻研 ,写成一部约 60万字的《论语义说》(已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 ,值得一读。著者自称 :“仆素无凑热闹之兴趣 ,(‘义说’之作 )实出不得已而为之负重感。”(参见《体例说明》)基于一定使命感和责任心而着意重新解读《论语》 ,力图开掘其精义 ,确乎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学术态度与学术追求。著者在广博参阅的基础上 ,认真思考 ,细心求索 ,于旧注旧解多有突破 ,给人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论语义说》是重在说“义”的一部《论语》新解。全稿打乱原书的篇章次序 ,而根据作者的理解 ,…     

说"寓作于编"

一、从“述而不作”说起一般人对于古代中国学术的印象,往往是“述而不作”,这显然和强大的经典解释传统有关。注、疏、传、说、记、笺等虽各各不同,但它们从事的都是以经典为中心的述的工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源出于《论语》,是夫子自道之辞。述是传述,作是造作,前者是述旧,后者是作新。孔子自称只是述旧而非作新,当然有谦虚的意味,①却也不妨看作是一句大实话。他的确只是在述旧,述《诗》《书》,述《礼》《乐》,自己并没有造作出新的文献。②但如果仅仅是“述”,似乎不能解释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当然让我们重新思考述与…     

论韩愈、李翱之《论语笔解》

《论语笔解》并非伪作,它成于韩愈、李翱之手,曾与韩愈《论语注)并行于世。后《论语注》渐佚,而《论语笔解》独存。在《论语笔解》中,韩愈、李翱冲破“疏不破注”的解经戒律,大胆指斥前儒在《论语》字词训诂、文意解读方面的失察之处。主张越汉儒而直承孔孟,舍汉魏旧注而直究经文本义。为此,他们不惜改易经文、颠倒经文次序,所以,如果从忠实于文本的角度看,《论语笔解》自然被目为师心自用,标新立异,但如果从《论语》学史的发展角度看,《论语笔解》作为一家之言,在《论语》学从汉学系统转向新的宋学系统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亦不容抹杀。     

简评孔子的仁学

孔子的“仁学”,既是他的政治思想,又是他的伦理学说。孔子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下引《论语》只注篇名)作为他的伦理思想的总纲。他所说的“道”,有“天道”与“人道”的区别,作为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当然是指“人道”,是做人必须遵循的总原则、总目标,所以叫“志于道”。“道”见之于具体行动就是“德”,“德”是一切行动的根据,而“仁”是“德”的根本,“德”从属于并依赖于“仁”,符合于“仁”的才是道德行为。至于“艺”,包括     

“第二部《论语》”——《法言》述评

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探讨了《法言》的基本思想：（１）关于扬雄“广评诸子，归宗孔门”的思想宗旨及其对先秦诸子的评价；（２）关于扬雄“性善恶混，修身为本”的人性论及其伦理思想；（３）关于扬雄“礼法宜中，道有因革”的政治思想及其历史观；（４）关于扬雄“天道无为，生死自然”的自然观及其对神秘主义的批判；（５）关于扬雄“礼义立世、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本文认为，《法言》作为一部模仿《论语》而写成的著作，一方面有其一定的学术价值；另方面，它与《论语》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意义和影响，又是不可同日而语。其中缘故值得深思玩味！     

《论语》“蓧”字解诂

《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对句中“蓧”字,当今的《论语》译注本和古文选本、教本及与古汉语有关的大型辞书,多解为“古代耘田器”、“古代锄草工具”、“除草竹器”,有的学者干脆注为“锄头”。杨伯峻《论语译注》解为“古代除田中草所用的工具”①;金池主编《论语新译》译为“古代锄草的工具”②;李泽厚《论语今读》译作“锄草的农具”③;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则注为“耕田器”④;王力《古代汉语》注为“古代除草工具”⑤;《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注为“耕田用的农具”⑥;钱逊《论语浅解》:“蓧:古代耕田用…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新解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下引《论语》只注篇名）这句话如何解读，历来学者颇多分歧。朱熹《四书集注》与杨伯峻《论语译注》（以下简称为《朱注》、《杨注》）甚至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释。《朱注》称：“攻，专治也，故木石金玉之工日攻。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佛氏之言，比之杨、墨，犹为近理，所以其为害为尤甚。”《杨注》称：“攻──《论语》共用四次‘攻’字，像《先进》篇的‘小子鸣鼓而攻之’，《颜渊》篇的‘攻其恶，无攻人之…     

汉晋《论语》注的援《易》解经特色

在《论语》注释史上,援引《易》之经传以注解《论语》,是汉晋时期《论语》注释的突出特色。本文比较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这一时期援《易》注经的必要性、可能性、分类及其各自特征,并通过考察援《易》解《论语》中的孔子形象进一步加以补证。深人探讨汉晋《论语》注中的援《易》注经及其所彰显的时代风貌,并从中管窥孔子形象及其流变,既能显微出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的学术传承及其转向,更可对后者的中心问题——圣人观及其玄学家所发挥之玄学新义有新的认识。     

《论语集注》的“集注”体例及其意义

"集注"与"集解"一样都是经学注释的传统模式,在朱熹之前,卫瓘、孙绰、李充等都著有《论语集注》,朱熹注释《论语》历经《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论孟精义》等多种尝试,最后选定"集注"体例。本文通过对《论语集注》中所引三十五家注的所属时代、学术派别、注释重点及其风格等方面的分析,揭示了朱熹对《论语集注》的"经注"定位,也揭示了《论语集注》成为超越时代的经典之作的原因。     

《论语》成书的原因与其被御用的相悖

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大环境下的学术自由、学术批判是《论语》成书的重要原因。后世对孔子的“封圣”及与之相联系的对《论语》的教条化 ,严重违背了《论语》自身所表现出的学术自由、学术批判的精神 ,阻碍了《论语》所提出的积极思想的发展 ,进而束缚了中国人的创造力     

《论语》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表达方式

一《论语》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性著作，它被欧美学者称为“东方圣经”。自孔门弟子编定《论语》后，它就一直被作为圣人的遗训在儒家中传授、研习。历代有关《论语》的注释性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论语》一书，可以称得上是影响中国人二千多年的权威著作。然而从一些今人的眼光看来，《论语》一书缺乏对形上原理正面的、综合性的论述，其内容大多是随感而发的言论和日常生活行为的描述，是政治、伦理、生活的格言汇编。难道事实真的如此吗？朱表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论语序说》和《读（论语）、（孟子）法行D程子的话说：读《论语》，有…     

日本杏雨书屋刊布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论语》残卷叙论

日本杏雨书屋2009年刊布《敦煌秘笈》影片册,其中李盛铎旧藏《论语》之《雍也》、《子罕》、《卫灵公》残卷三纸,尚未经过整理。现对此残卷进行录文整理,并略作校勘。《雍也》残卷为《论语郑氏注》本,或为南朝梁代写本,保留了郑玄注本的原貌,可以补吐鲁番出土《论语》郑氏注相关篇目之阙字;《子罕》、《卫灵公》残卷为《论语集解》本。在抄录上各具特色。     

论孔子善恶混存的人性观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下引《论语》只注篇名),明确提出了人性的命题。而人的本性究竟如何,对此他的论述却是含糊的,正如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事实上,远在商周时代人们就已经有了关于人性的探讨,譬如“不虞天性”(《     

“耳顺”众解平议及我见

孔子有一段著名的自述 ,是讲说自己一生修道进德的过程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以下只注篇名 )历来学者对“耳顺”一解异议较多 ,虽多合孔子旨趣 ,便欠透彻。有少数人对“耳顺”一词在文中觉突兀 ,尤其是“耳”字 ,似不伦类 ,故怀疑文本有误。如韩愈说“‘耳’当为‘尔’ ,犹言如此也。既知天命 ,又如此顺天也。”(《论语笔解》)但正如程树德先生批评韩愈“好变易经文 ,已开宋儒喜谈错简之风 ,不可为训。”(《论语集释》)在没有明证前 ,不可轻疑文…     

王弼玄学四题

一、“圣人有情”论王弼字辅嗣，生于魏黄初七年（226），卒于正始十年（249），是中国哲学史上罕见的天才。虽然年轻早逝，但所著《老子注》及《周易注》都是后世人研究《老子》和《周易》的必读之书，此外还有《老子指略》、《周易略例》及《论语释疑》等著作（参见楼宇烈：《王丙集校释》，台北华上书局1982年版）。他思想的造诣之高，在魏晋是罕有其比的。何晏（19o－249）认识王粥时，三翰才十余岁，何晏便说粥是后生可畏，可以和他讨论关于天人之际的高深道理。有一次王粥在何晏家中，坐客盈门，何晏列举他自认是很得意的理论，叫王迅…     

孔子“与点”悬案试解

<正> 《论语》《侍坐》章中,孔子令弟子们各言其志,却唯独倾心于曾皙的回答。孔子何以“与点”?这已成为“两千年来争论不决的一件公案”(徐复观语)。前人的说法多是猜测:何晏《论语注》引周氏语曰:“善点独知时。”邢昺疏曰:“善其独知时而不求为政也。”这本来是合乎情理的推测,刘宝楠《论语正义》却将其批驳一通:“若以《鲁论》所说,则点有遗世之意,不特异三子,并与孔子问意反矣。”他硬说曾皙是要用音乐去和谐“民声”:“盖三子者之撰,礼节民     

孔子诗说辨原

<正> 《论语》虽然不是孔子本人亲作,但直接记录孔子即事言理的思想观点。因此,应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依据。基于这个前提本文主要依据《论语》来研究孔子的说诗。一、孔子说诗皆断章取义《论语》中涉及诗的共十七章,其中引诗句来说诗的有七章。(一)《八佾》: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二)《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王阳明的《论语》诠释

王阳明虽然没有专门的《论语》诠释著作,但他在《传习录》及《文录》中对《论语》诠释的方法及内容体现了其鲜明的心学特点。他在诠释的方法方面主张反之于心、向内求理、统合归一、诸经互释,在诠释的内容方面提出以理释礼、以理释知、以乐释学、以良知释无知、以去欲存心释克己。他在诠释的方法及内容上确立了以心解经的新典范,打破了朱子对《论语》乃至《四书》诠释的学术垄断,对明代中后期乃至清代初期的儒学经典诠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论语》书名新解——兼与敖晶先生商榷

《论语》之“论”作“伦理”解、圆通解、“选择”解、“讨论编次”解、“编纂”解都是不对的,而应当作“议”解。许慎《说文解字》释“论”为“议”。《论语》、《孔子家语》、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和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论”也应释为“议”。《论语》之“论”的动作实施者肯定是孔子,而不是此书之编者。与《论语》相同时期的其他著作中也出现了许许多多作“议”解的“论”字,“语”具有“言说”和“辩论”之义。《论语》书名之义就是:孔子的言论及其与弟子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