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对宋明新儒学的误读及其思想的时代意义——兼对心之诸能力的阐发

戴震是十八世纪清代考据学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把考据学的方法与对义理的阐释结合起来,对儒家经典进行了重新解读：他以“血气心知之自然”言性,性无不善,然不免有“失”,所以必须通过对理义的学习以使同样是出乎自然的“心知”进于神明,如此方能使心之“反躬”在情欲之流行中把握到理。基于这样一种理解,他对宋明儒的心性之学,对他所以为的程朱理学身上的老、释、陆、王的成份进行了批判。然而这种批判却是基于对性、情、理、欲等一系列基本概念及宋明儒所谈论的问题的误读,这种误读使戴震在贯彻其思路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了解决这种困难,戴震最后对“心”的理解超出了传统儒家的立场,而使人心带上一种知性甚至理性的色彩,从而预示着近代哲学的发端,其思想的时代意义也正在于此     

朱熹“理”的价值内涵

“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和终结点。朱熹哲学是以“理”作为一以贯之的主线而形成其内在联系，建立其逻辑结构的。“理”在朱熹哲学中，涵义甚为丰富，其“本体”义、“形式”义、“规律”义，学术界论述颇多，而对其“价值’议，却探讨不够。其实，“理”作为价值范畴，在朱熹哲学中的重要性并不比它的“本体”义为低，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本体”义更为重要，更能体现朱熹哲学的基本特征。朱熹哲学中，“理”的价值涵义，概而言之，约有四端。一、“至善之理”是万物价值的本原朱熹以理为宇宙的本体，理…     

中国传统理欲观评析

作为伦理学范畴的中国传统理欲观 ,内容丰富 ,历时久远 ,影响巨大 ,梳理其主要观点 ,评析其利弊得失 ,吸取其经验教训 ,对于今天的思想道德建设 ,是有借鉴意义的。“理”具有物理 (即自然规律 )与性理 (即道德原则与规范 )双重涵义。孟子强调后者 ,开启了理、义并用与性、理并举之先河。他说 :“口之于味也 ,有同嗜焉……至于心 ,独无所同然乎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 ?谓理也 ,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盖理义之悦我心 ,犹刍豢之悦我口。”②认为理义为人心之同然 ,是一种道德普遍性。宋代程朱学派把理视为万事万物与伦理道德的最后根据。…     

浅谈班主任工作的“管”与“理”

一直以来我做班主任工作不仅注重“管”,更注重“理”。“管”,强调制度化,以条条框框约束人,能培养更多听话的好学生;“理”,强调沟通,更人性化,能增强班级凝聚力。如果对一个班的学生,有“事”就“管”他们,没“事”就不“理”他们,这样当班主任不仅是不合格的,而且是很失败的。我是这样“管理”我的学生的：一、确立一批“能听话、会干活”的班干部。     

荀子的“天官意物”与“心有征知”思想探析

荀子是我国先秦时期的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对中国古代哲学各方面都有重要贡献,在认识论方面尤其具有丰富的思想和独到见解。本文就其“天官意物”、“心有征知”问题作初步分析,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荀子认为,人“最为天下贵”。人何以最为天下贵?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人有认识能力,明确地把这种认识能力当作人的本性。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下引只注篇名)意思是说,能够认识事物,这是人的本性,可以     

试论戴震的心理学观点

戴震是我国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有丰富的心理学观点。他认为人性是人区别动物类的标志,人性善是指人具有比动物更优越的认识能力;他将人的心理分做欲、情、知三个部分;他认为有了物质才有人的心理,心理现象的产生是“物至而应”的结果;他认为“耳目鼻口之官接于物,而心通其则,”心是人体的主宰。戴震的心理学观点是十分可贵的。     

论戴震伦理学对乾嘉新义理学的引领

戴震改变了清代汉学家重考据、轻义理的研究学风,他以考据为手段,发掘儒学经典中圣贤立言之意,体贴出一整套有别于宋明理学的重视情欲的伦理学。在戴震由实而虚的伦理学研究理路的引领下,乾嘉时期涌现出大量的义理学专著,显示了清儒建立新义理学的努力。戴震循着"人道本于性,而性源于天道"的哲学思路,认为"理"指事物的条理,而社会中的"理"存在于礼仪制度之中。戴震"理存于礼"的思想直接启迪凌廷堪"以礼代理"思想的提出。戴震以"血气心知"言性,坚持人性一元论,并认为人之情欲是人性的基本内容,可以节,不可灭。戴震重视人之情欲的观点得到程瑶田、焦循、凌廷堪、阮元等人的认同和发挥,最终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宋明理学的乾嘉新义理学派。     

戴震哲学“道论”发微——兼评村濑浴也《戴震的哲学——唯物主义和道德价值》

“道论”为戴震哲学核心。前期 ,他所说的“道”更多的偏重于伦理学 ,中后期 ,他所说的“道”遍赅天人 ,具有指示“实体实事”和人伦的“仁义礼”等价值内容在其中。成熟时期的戴震哲学 ,以“道”为核心概念 ,以气、理 (分理 )、性、诚、才、仁义礼、善、权、自然与必然等概念、范畴为具体内容 ,构筑了一个自然法则与人伦规则为一体 ,同时又十分重视人类有别于自然特性一面的新哲学体系。因此 ,日本学者村濑浴也将戴震哲学后期“道论”看作是纯粹论述实体实事 ,而与价值无关的观点 ,是缺乏文本根据的。     

中西哲学术语的双向格义--以《论语》为例

“格义”原本是魏晋时期流行的解释佛经的方法 :“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 ,为生解之例 ,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对于这句话 ,《哲学大辞典》的解释是 ,“将佛经中名相与中国固有的哲学概念和辞汇进行比附和解释 ,认为可以量度 (格 )经文正义”。冯友兰说 :格义“就是用类比来解释”。① 既然是类比 ,当然不会确切 ,据说 ,“格义”之法被鸠摩罗什更加确切的翻译法所取代。但我很怀疑确切的翻译能够离开两种语言之间的类比 ,比如 ,汉语佛经中“有”和“无”、“空”等术语的意义 ,是否能够离开与道家思想的类比呢 ?“格义”在佛经翻…     

论戴震复兴儒学的努力

戴震是清代中叶县具个性的儒学大师，他在学术上、思想上的卓越建树，对他生活的时代和后世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梁启超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又说：“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足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梁氏甚至认为，戴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本质绝相类”以清代学术概论》）。胡适也认为，“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戴东原的哲学》）梁、胡二人都强调戴震在思想史上的创新，是很有见地的。侯外庐等学者则强调戴震哲学的启蒙意义。随着戴…     

探析《论语》“直躬”故事所体现的东亚正义观念

<正>在儒学中,凡是有志于圣学的君子都把“义”看做重中之重,强调必须懂得什么是“义”,并教诲我们若在“生”与“义”中选其一,必须舍生取义。《论语》所记录的孔子直接谈及“义”的内容充分展示了东亚正义的特征。~①其中叶公和孔子共同探讨的“直躬故事”展现了儒学中规定的正义为何具有那样的特征。叶公举了儿子告发偷羊的父亲的事例道破了正直的概念。(《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他认为因为亲情而为违法的父亲隐瞒是助长违法的行为。     

人心向善与人性本善——孟子心性论的伦理诠释

儒家人学的理论基础是心性论,儒家心性论自孟子始具规模.孟子心性论不仅是其性善论的义理根据,而且还由此开出了宋明新儒家的心性之学.对于孟子性善论的基本含义,大体上有二种理解:其一是“人性本善论”,其二是“人性向善论”.“人性本善论”者的主要理据,从根本上说,在于把性善还原为心善,然后进一步把心还原为理义之心,具有道德自觉的本然之善心;“人性向善论”者虽然同样把性善还原为心,但认为善只是人心的一种倾向,性善只是心善的理想状态,而不是实然存在.由此可见,对于孟子性善论的不同理解,源自于     

“义”“利”“害”观念的现代诠释——以叶适功利伦理学说为进路兼以朱学为基本参照

义利之辨,既为儒家的传统论题,在现代的意义世界里,也能转出它新的生命和新的形式。论语时代发轫的这一命题,与墨学的对峙与交通,经过董仲舒、程朱一系的补充或补订,兀然在有宋一代朗现出新的气象。水心环绕此命题所下的补正工夫,即是其中的一案。《水心别集》卷三说“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到了水心晚年来了个大的转换,一方面仍是义利并举,另方面则是利先义后,谓之“成利致义”。比照横渠、朱子用“心”来统贯“性”“情”二观念,水心在“义”与“害”的链接间,寻到了一个大写的“利”字:利,既可以是“义”,也可以是“害”,犹一剑双刃,较之“心统性情”,它是“利统义害”。故,就结果言,水心说坦荡地展臂拥抱墨学,却恰好造成对先秦儒义本学统的彰显,与小程子辨明兼别、融通儒墨的理一分殊说,有不二之妙。     

朱熹“格物”:即物穷理还是择善工夫——王阳明、张履祥的不同解读

朱熹把《大学》"格物"诠释为"即物而穷其理",又认为格物所求的"理"是"合内外之理",是善的,因此,朱熹又把《大学》的"格物"与《中庸》的"择善"联系起来,讲"致知格物便是择善"。阳明将朱熹的"格物"误解为向外求物理,是"析心与理而为二",并把"格物"诠释为"格心",讲"为善去恶是格物"。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不赞同阳明把"格物"诠释为"格心",强调以《中庸》"择善"通《大学》"格物"之义,讲"择善即格物之谓",反对阳明"为善去恶是格物",而且还把朱熹"即物而穷其理"的"理"解读为"当然之理",不仅还原朱熹"格物"之本义,以克服阳明的误读,而且对于今天重新解读朱熹的"格物",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的讨论

奥地利议会议员、奥共中央委员费舍尔,不久以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这篇文章原先发表在意共刊物《新生》上,后来转载于奥共刊物《道路与目标》。现在,在这个刊物上正围绕着这篇文章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论。费舍尔打着反对“僵死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幌子,歪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受时代限制的”,“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他借口“各国发展的不平衡”,说什么没有“一模一样的社会主义”,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规律;他说,“由于居民和工人阶级的结构有了变化,现代工人不再是马克思时代的赤贫者了”,企图抹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把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贵族说成是“新的工人运动核心”。他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认为,由于“工人阶级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过时”,“通过党的代表人物的正直、才智和吸引力,通过党所放射出来的民主、文化和人道的光辉”就会赢得群众,“逐渐埋葬资本主义”。费舍尔把马克思主义的党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什么意识形态”,而只是一种“科学知识”,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世界观,他主张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平共处”,胡说什么“不管我们愿望与否,意识形态都在共处着＂,而且在两种对立的思想中,有一种思想会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而让对手纠正自己”。米特艾克尔、格鲁士、菲恩伯克对费舍尔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米特艾克尔认为费舍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倒退到‘永恒正义’上去了,因为费舍尔主张完全离开阶级的属性,而仅仅用‘正确’与‘错误’来判断事物”。米特莱克尔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正确’和‘错误’只能由阶级立场来决定”。他反对费舍尔关于“新的工人运动核心”的观点,他认为,“大批的工人干部是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无可争议的中流砥柱”,转移“阶级斗争的重心就意味着剥夺工人的道义力量”。格鲁士认为“赢得群众要通过党的代表人物的正直、才智和吸引力,通过党所放射出来的民主、文化和人道的光辉,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他指责费舍尔企图“修正”《共产党宣言》。他认为,费舍尔主张“逐渐埋葬资本主义的实力地位”,其结果是与社会民主党相同的。菲恩伯克认为,费舍尔“把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混为一谈”。他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共处,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就没有什么共处,而只有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扬弃旧的思想在阶级社会里就其实质来说是一场阶级斗争”。巴赫纳同意并发挥了费舍尔的观点。他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解放人的哲学,它本身不是什么科学”。他认为思想论战是“不必要的”,“思想共处必须以容忍的态度来进行”。后来费舍尔又写了第二篇文章,为自己辩护。在这篇文章中他竟然认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指导工人阶级行动的,是阶级斗争的学说这两种提法,是多余的”。象资产阶级思想家歪曲马克思主义一样,费舍尔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     

朱子“生理”思想研究

朱子哲学中的"理",从静态的层次,可以分为"生理"和"原理";从动态的层次,则"生理"又可进一步分殊为天理、性理、伦理、物理,而朱子所说的"生理"具有本体义、发用义、流行义和主宰义。在本体的意义上,"生理"和"原理"是直接同一的。"生理"和"原理"也不是两个"理",而是同一"理"的两个面向。本文主要是为了突出朱子哲学中"理"的"生理"的面向及其本体、发用、流行的含义。"原理"不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纯逻辑的"原理",而且是作为存在论和价值论本原的本体。后世儒者之所以对朱子的"理"有各种争论,主要原因是没有突出其"生理"的面向,以及没有对"生理"进一步分殊,同时对"生理"所具有的本体义、发用义、流行义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和重视,更多强调了认识论意义上的"原理"的层次以及"形而上"的含义,所以对朱子哲学有各种曲解。     

论周敦颐《通书》之“神”——以朱子、牟宗三为中心的讨论

前贤未充分注意和深入研究《通书》之“神”及朱注、牟宗三的评论。周敦颐的《通书》明确以“神”为与“物”相对的形上存在,同时又有遍在性、微妙性、活动性。以“理”来诠释《通书》之“神”,是朱子注的重要特点。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是存有不活动的“但理”,以这样的“理”论“神”,失落了《通书》之“神”本有的灵妙性。牟宗三对朱子之理的认识有其片面性,但他对《通书》之“神”内涵的揭示有其思想的深刻性,不失为一种富有新意的创造性阐释。牟宗三把诚体、神体、理体、心体贯通为一,认为这是一个整体的生生不息的天命流行之体,这些阐释对我们重新理解北宋理学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戴震“德”论与人的福祉论初探

戴震的道德哲学主要讨论人的感性欲求与人类的社会伦理规范——仁义礼智的不矛盾性关系,并且将每个人的情感与欲望的充分实现看作理想社会的主要标志,他批评了宋明儒中"存理灭欲"一系的理欲观,以"圣人之道,无私而非欲"的新伦理学命题扭转了宋明以降"理欲对立"的伦理学问题意识。其"德性"论在原则上与中国传统的"德福一致论"思想相一致,他希望下层民众的个人福祉在整体上与其他人的福祉是统一的,虽然带有一定的幻想性,但却以道德哲学的形式表达了一种社会理想。戴震思想中的"美德"一词有三层意思:一是"生生不息"的天道在人性中的具体化,二是人类生活中坚守诚信的恒德品质,三是敢于坚持美德与正义的勇敢德性。这三层意思之间的关系如何,戴震本人未作过多的论证,但他在乾隆时代敢于批评"在位者多凉德",在个人的德性上表现了一个正直学者"勇敢"的美德。     

戴震哲学思想研究——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个案CSSCI

戴震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历史上的突出贡献,就是对于宋明新儒学的理论批判,而这一批判的代表性著作就是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个案,深入探索戴震关于"理""欲"关系的辩证思考和理论探讨,对于正确认识和合理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其中的伦理思想的优秀传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通过对西方哲学尤其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的借鉴,深度发掘戴震哲学思想的理论内涵和思想内蕴,则有助于揭示其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戴震哲学思想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只是历史的,而且也是现实的,是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不可规避的必由之路和不二法门。     

“仁”·与·“讱”

众所周知,“仁”是古代儒家道德修养的最高标准。春秋时代的许多著名人物,如管仲、子产、晏婴等,孔子都只肯定他们各自的长处,而不认为他们已经达到“仁”的境界。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司马牛向孔子请教“仁”的含义,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訒。”(《论语·颜渊》)意思是说:有仁德的人说话谨慎,不轻率地发议论。这样看来,似乎“仁”的含义又极其寻常了。所以连司马牛也奇怪地追问道:“其言也訒,斯谓之仁矣乎?”孔子回答说:“为之难,言之得无訒乎?”意思是有仁德的人说话时首先考虑到实践,考虑到实践就必须认真,不能敷衍凑合,这样,他说话怎么会不谨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