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道家和儒家的道德发生学说初探

一般地说,道家文化属非伦理型的,儒家文化是伦理型的,它们分别以道、仁（礼）为核心和价值源头。究其因,在于道家和儒家创立时其道德发生论的根本不同。一夏、商、周三代以天为宗,殷周之际的“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始对统治者提出道德要求。首先探究道德来源的,则是春秋末期道家创始人老子。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以下凡引《老子》,只注章名）,“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五十一章）,确立适的本原意味和至上地位。以道观人,老予肯定人作为社会主体相对于…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荣辱追求

古语云：生以辱不如死以荣。管子也曾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立身行世,荣辱大分,“荣”和“辱”作为一对基本的道德范畴,自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和文化精神活动之始便紧紧伴随着人类。所以,对荣辱的追求是道德理想的表现之一;求荣避辱,便是追求崇高道德理想的积极行动。然而,市场经济的建立对传统的荣辱观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人们的荣辱追求也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况。     

以生养心度老年

以生养心度老年刘喜珍,曾钊新生,乃生活。心,指道德精神。以生养心就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恰养道德精神,在道德内化中求长寿的活动。它是老年人幸福度过晚年的一剂良方。中国古代儒者“乐见善人,乐闻善事,乐道善言,乐行善意。闻人之善,如佩兰惠”,强调“仁者寿”（《...     

竹简《性自命出》的人性论问题

竹简上篇主要是“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论,下篇则已开始提出“性善”论,由上篇到下篇呈现自然人性论向道德人性论的过度;不论是《竹简》还是以后的《诚明》,都受到古代“生之谓性”传统的影响,由于《诚明》主要是道德人性论,并提出“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与天地参”,比之竹简向前发展一步。     

墨子“贵生”的伦理机制及其现实意义

墨子以“天下莫若身之贵”阐释了生命存在的伦理之义,并从“生,刑与知之处”的知性统一的视角,表达了对人之为人的自在与自为的“生”之内涵的洞察与感悟。这种感悟既是人之为“生”的一种道德境界,也是对人的“生生之道”在伦理意义上的孜孜以求。墨子对“生”的追求强调在普遍意义上的德性之欲,故而以“兼爱”为机制,在“兼”的社会化过程中来表达对“众之生”的尊重。所以,“兼爱”是墨子实现“贵生”的伦理设计,“兼”体现了墨子对人生关系、社会关系应该如何的一种德性之约,确切地说,“兼爱”是实现“贵生”的社会道德要求,更是人何以“贵生”的一种伦理手段,此与当代社会的和谐建设有借鉴之功。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研究与实践

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提出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为主干的伦理型文化。所谓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中国劳动人民和各阶层中先进代表人物的立志勤学、爱国爱民、惩恶扬善、褒勤贬懒、精忠报国、孝亲尊师、诚实守信、谦虚礼貌等方面的道德故事一代传一代,百世流传。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发愤忘食”的持生规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立     

浅谈“敬业与奉献”

“敬业”在我国古代《礼记·学记》中就以“敬业乐群”明确的提了出来。宋朝朱熹说：“敬业”就是“专心致志以事其业”。“敬业”是忠于职守、精益求精、德艺双馨、遵守职业道德,“奉献”为克己奉公、服务社会,助人为乐,造福于人类。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将“敬业”、“奉献”作为公民道德规范,用来规范公民与职业的道德关系,规范公民与社会的道德关系,并引出公民对待他人的道德责任。     

马克思主义中的“评价”问题——从“塔克-伍德命题”谈起

“塔克-伍德命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评价”问题,即“马克思是否对资本主义作道德评价;是否有非道德评价方式;这些评价方式的地位与关系”。经典理论在资本主义道德评价上呈现出矛盾态度,这应从“唯物史观内部本质与非本质层次划分”角度解释。按此,道德评价的可能是在一个特定意义上被承认。但通过对经典理论中具体价值评价的性质甄别表明,其中的价值评价主要是历史评价,道德评价既不占数量上的主导,其功能也主要是服务于历史观的巩固。故总体意义上,“不作道德评价”是经典理论对资本主义的主要理解。这一评价状况的深层原因是经典理论中“科学与道德”两种基本思维关系问题即两种思维是分开的,且科学思维是主视野。就此而言,以往反驳“塔克-伍德命题”的道德主义立场,其论证走向了另一极端,导致马克思主义科学思维的遮蔽。     

道教神仙与道德之关系

在道教中,道德信仰是其根本信仰,而神仙信仰则是其核心内容,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道教的情仰体系。 一、邀教神仙是道的体现 道教信仰体系中,道是最高信仰,神仙是最尊信仰。有时二者合而为一,融为一体。因而道教认为神仙是道的体现,是道的化身。在道教教义中,道是“先天地而生”的,它无所不含,无所不包,是宇宙万物的开始,是世界的本原,有了道才产生了万物。也就是说“道生万物”。《道德经》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也就是说：道生混沌一气,一气分剖阴阳,为一生二;阴阳运…     

论孙中山民主主义的服务道德

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的政治基础上,形成了他的民主主义的伦理思想,突出特色是他所倡导的“服务道德”。其要点是,以民主平等取代等级特权制度,这是服务道德的政治前提;实行人道主义、维护人的尊严,这是服务道德的基本要求;铲除皇帝思想、树立公仆观念,这是实践服务道德的基本途径。孙中山的伦理思想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他的“服务道德”思想仍然是值得借鉴的。     

当代中国政治腐败滋长的政治道德根源

当代中国政治腐败的滋长,有其复杂的政治道德根源,其一是当代中国政治道德信念的现实转变;其二是当代中国政治道德心理的部分扭曲;其三是当代中国政治道德机制存在着缺陷;其四是当代中国旧政治道德文化的不良影响。这些政治道德根源,有其特有的“远度”、“深度”和“广度”。从而也就决定了,要克制当代中国政治腐败的滋长,不仅仅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道德建设,而是一项巨大、复杂而长期的系统工程。     

道德建设三十年概论

回顾中国道德建设30年,其逻辑起点即是关于道德建设的科学定位。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必须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德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道德建设,必须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建设。在邓小平德治思想的指引下,我国道德建设呈现四大战略创新。一是提出“以德治国”方略。二是实施公民道德建设纲要。三是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四是道德建设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08年,我们夺取了抗震救灾的重大胜利,成功举办了第29届北京奥运会,形成了“抗震救灾精神”与“奥运精神”。这两大精神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30年的最新成果。     

道教、道德和精神文明

世界上大多数宗教,就其观念形态来说,都起了道德规范的作用。由于宗教与道德都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它们都反映了人类对更高尚、更美好的生活实质的梦想与追求。那么,在道教的教理教义中,“道”和“德”是什么关系呢?道家是如何解释“道德”两个字的? 早期道教主要经典《太平经》卷十八说:“夫道者何也?万物之元首,不可得名者。六极之中,无道不能变化。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也。”     

孔子的“义”概念：适宜权智还是绝对的道德原则或价值？

关于孔子乃至儒家的“义”概念,传统训诂多以“义者宜也”释之,其现代变体则有“情境适宜性”“权变”和“实践智慧”等诸种哲学诠释。实际上,从训诂上看,一律以“宜”训“义”是不通的;从德行上看,这些现代诠释混淆了“义”与“权”“智”的区别;从思想上看,这些诠释混淆了某种情境下具体行动的权变智慧与行动背后不变的道德原则或道德价值之间的区别。此种诠释看似抬高了孔子的智慧,实则是一桩美丽的误会。孔子“义”概念与其说是情境适宜性的权变智慧,毋宁说是绝对的不可违背的道德原则或价值理想。     

中西伦理学交流的新领域:道德和市场经济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80年代以来中国伦理学家开始讨论的道德和经济关系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显得更为迫切、更加重要。《哲学研究》开辟了“商品经济与道德进步”的专栏,“编者按”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发展市场经济是否必然地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果如此道德进步又从何谈起;市场与道德、效率与公平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道德是以何种特有的方式来把握和参与现实生活的。编者认为,面临着这些问题的挑战,伦理学家需要面对经济改革的现实,从抽象的思辨回到具体的实践,揭示出经济和道德之间的内在…     

道德形而上学与现实─—与何中华同志商榷

何中华同志的《试谈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见《哲学研究》1994年第4期。以下简称《试谈》）,从终极关照角度,提出了一种以“自律”为本质、以“只为行善而行善”为动机的道德尺度,在人们欲得利而求之、求又常陷无度量分界的今天,有积极意义,但其对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否定和市场经济与道德互斥的结论,未免过于消极;关于市场经济与道德间接统一和“严格划界”的论述,也显得无力,难圆其说。窃以为,这与作者采用的道德形而上学方法有关,与如何处置道德形而上学和现实的关系有关。本文就此谈些粗浅看法,求教于何中华同志。我同…     

“复杂社会”的多值伦理逻辑困境：一种恰当的道德态度何以可能

在自为的伦理不得不借助于外在制度约束的时代,现代社会道德个体的生存异常艰难,其所面临的是一种与“伦理真实的消亡”相伴而生的多文化因素交织、多值域情景共在、多权变随机制约的巨型“复杂社会”的情境.复杂社会充满了伦理的偶然和道德(动机、选择)的无常,甚至连基本的道德行为之确当与否的辨识和寻常事件的道德判断实践等都变成了一种无所适从的难言的尴尬.现代社会个体该如何“道德地存在”,才能获得作为健全的道德主体之应有的美好的道德生活体验和道德人格尊严?无疑,我们时代需要一种恰当而果敢的道德作为态度,促使“元规范本位的抽象教化的方式”转化为道德情感自主生成的“情景亲历和境遇体验的方式”,虽然后者常常是要付出难以言表的沉重的身心苦痛和代价的.     

自由优先于德性——罗尔斯伦理思想的一种解读

罗尔斯伦理思想总体上可归结为一种权利伦理学;“自由优先于德性”是罗尔斯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个原则以“自我优先于目的”为形式根据,以“正义(权利)优先于德性”为质料内容。罗尔斯权利伦理揭示了现代自由社会的道德特征和道德要求,提出了诸多新的伦理理念和伦理观点,但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     

审美境界与道德境界

审美境界和道德境界分属美学和伦理学两个学科领域,但又都是人生的正面价值体现,也是人生的一种理想状态。二者之间不应混淆,却又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审美境界不是纯然客观的形态,而是主体在审美对象召唤下产生的整体性心灵状态,其中包含着道德情感,古人称之为“胸襟”。人的审美活动之所之能臻于“境界”,恰恰是由于有道德价值的介入,否则无法达到境界;道德境界体现了最高的道德价值,以“至善”为其核心价值,儒家的“仁”或“诚”等都是达到了至高的道德境界。道德境界不是外在的约束而致,而是以内心的自觉来践行来达到,其中包含着精神的幸福感和悦畅感,同时,也有审美的因素在其中。     

儒家思想中的道德与伦理

道德与伦理的杂糅与僭用折射出“道出于二”的时代病候,从思想上贞定二者的分 际,意味着一种治疗。尽管黑格尔与李泽厚都以各自的方式处理这一分际,尤其是黑格尔提 供了一种理论性参照,但儒家对道德与伦理的思考具有值得注意的内涵,道德处理的是性分 问题,回答的是人是什么的问题,它指向的是主体与自身、主体与天道乃至世界整体的 关系;而伦理处理的则是位分与职分问题,回答的是我是谁的问题,它指向政治社会中人与 人的关系,以便为我的权责定位,因而它往往集中体现为人的名分。道德生活在伦理秩序中 客观化、现实化,并以调节者而非构成者身份参与伦理秩序的生成,同时也对陷落的伦理生 活提供抵抗与转化的资源。伦理秩序往往以身份或角色的名义,发动对人的动员,其目的在 于以规训的方式把个人转换为共同体的成员,对政治社会而言则是化“人”为“民”;与之 相反,道德所要求的则是超越具体社会身份与角色的完整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