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性善说的困难与戴震的自然主义解释

性善论面临性白板论、性善恶混论、性三品论以及性善待完成论等观点的挑战。性善恶混论和性三品论最难回应,在汉唐时期曾占据主流。程朱理学为性善论提供了一种形而上学辩护,将性善的本原上推到理,而将人性现实表现中的不善和差异归因于气质。但是这种形而上学辩护面临着类似"游叙弗伦两难"的问题:是因为性本原于理所以是善的,还是因为性是善的才被归本于理?戴震为性善论提供了一种自然主义解释,以对现实人性亦即血气心知之性所做的欲—情—知的心理学分层,代替了程朱理学的形而上学分层。对人性善恶的理解不仅应该考虑人性的构成部分,也应该考虑不同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戴震对人性层次及其关系的分析使性善论能够较好地回应性善恶混论和性三品论的挑战。     

《论语》之《公冶长》《阳货》《雍也》等出现的性说--兼论与“性三品说”的关系

中国的"性"的思想,是对"人本来是何种存在"这一问题的中国式的质疑和解答。这是春秋末期以来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论题之一。中国的"性"的思想主要讨论人"性"是善还是恶这一价值评价的问题,即战国时期儒家讨论的"性善说"、"性恶说"。到了西汉初期,在这些讨论中出现"性三品说"--即人生来分为上、中、下"三品"这一理论。自东汉至唐代,许多人以《论语》的《公冶长》《阳货》《雍也》为该理论的根据。本文从"性"的思想的诞生开始,关注春秋末期至唐宋时期约1500年间"性三品说"的成立、发展、消失的过程,提出《论语》的《公冶长》《阳货》《雍也》等不是经孔子之手而成的。     

斯图亚特·霍尔与英国马克思主义

斯图亚特.霍尔不仅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而且还是当今社会批判理论的过渡性人物,其思想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56-1964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霍加特、汤普森和威廉斯对其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1964-1978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霍尔主要吸收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葛兰西的霸权主义以及符号学理论;1970年代末以后,霍尔开始以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活跃于多个理论前沿。在文章的末尾,作者还对"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它取消了英国性这一问题,从而存在着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同谋的危险。     

“因信称义”与“带业往生”比较会通

基督教的"因信称义"与净土宗的"带业往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都强调他力救赎而非自力救赎。不过由于净土宗教义受到天台宗"三谛圆融""性具说",华严宗"事事无碍"、"性起说",唯识宗"唯识所现"、"种子说",禅宗"是心作佛"、"自性说"等理论的影响,因此其救赎前提乃是"同体大悲"而非"无缘大慈",在救赎方式上主张"带业往生"与"往生之后消业成佛"的自他合一,在救赎结果上有对"三辈九品"往生"四土"的系统建构,这些都比基督教的理论更加圆融。在世界文明对话时期,基督教神学家可以由此受到启发,在反观、坚守、发展自身独特性与纯正性的基础上,从"神爱说"、"福音观"、"终末论"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其"因信称义"恩典救赎的教义。     

文本诠释与理论转移--中国哲学文本诠释三例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孔子有一些道德概念可被发展成心性论,但他本人却没有成型的心性论。又如孟子有一些有关心性的论旨,但他本人却没有成型的“心性与天道相贯通”的形上学。寻求“了义”或“本义”除了掌握经典传统中的理论基型（包括基本概念与基本论旨）之外,也要确定某一被诠释的经典所包含的理论或可被理论化的论说是否经过诠释后满足一些理性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内部融贯性”、“架内指涉的相应性”及“完备性”等,其中“内部融贯性”更是掌握“了义”或判别有效诠释的一个至为重要的必要条件。经由此一判准,我们往往可以判定某一经典被诠释为包含某一理论之说法是否合理,以及是否有理论（的理性）重建及理论（的典范）转移的问题。本文分别以僧肇的《物不迁论》、张载的“理气论”及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说”这三个中国哲学史上三次经典诠释的个例,来说明违反“内部融贯性”而产生理论转移或歧变的问题。     

人性与嗜好——朝鲜儒者茶山丁若镛“性嗜好说”析论

朝鲜儒者茶山丁若镛提出了富有特色的"性嗜好说",他以祖述"洙泗之学"自居,直接挑战朱子以理气为主轴的人性理论。本文着重从哲学论理上对它做了检讨。本文认为,茶山的"性嗜好说"必须放在他的灵体三原理结构当中才能得到恰当定位。关于灵体三原理,茶山的表述前后有异,最后呈现为:乐善恶恶之性,可善可恶之才,难善易恶之势。茶山对"才"的理解不同于孟子,他将人的自由意志(权)与能力(能)一起纳入其中,体现了尊重主体能动性的精神,但因此也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喜欢善却不选择善?茶山用"嗜好"来描述人性之"性",实难准确揭示人性内涵。茶山意识到作为"性"的"嗜好"与日常语言中表示爱好、偏好、癖好的"嗜好"必须有所区分,最后提出实际内容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新的"二重嗜好论",在坚持以"嗜好"说"性"的同时,茶山对他所批评的宋儒二元人性论也做了一定的妥协。     

论钟嵘对陆机和左思的评价异同

钟嵘以九品制为参照将五言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在评价太康诗人时,钟嵘提出陆机当为"太康之英",但在重视"神韵"的严羽和沈德潜看来,这一评价是有失偏颇的,他们认为左思当为太康文学之执牛耳者。钟嵘如此标举陆机,与他崇尚《国风》、注重"物感说",偏好文气和谐的诗文理想有关。也与不同时期评论家产生的时代风气、存留的文本数量有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批评,不能以今格古。     

净土宗他自二力念佛法门

<正>一、净土三经的修持方法要点净土宗共有实相、观想、观像和持名四种念佛法,自明代至今,持名念佛占据主导地位。《无量寿经》四十八愿中,有摄生三愿,三愿分别对应自力、他力和自他二力三种修持方法。当然所谓的"自力、他力和自他二力"都是建立在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他力的基础上的,是相对而言的,不存在绝对的自力和他力;《无量寿经》同时开示了上、中、下三辈往生;《观无量寿经》开示了九品往生;《阿弥陀     

从“批判性讨论”的理想模型到具体情境中的论证性会话——“语用论辩术”论证理论的逐步发展

在本文中,弗兰斯·范·爱默伦对语用论辩术理论的发展历程加以了概述,清晰说明了该理论如何从建构理想的"批判性讨论"模型,逐步和系统地发展到对真实论证实践中基本论证模式的探究。首先,他介绍了语用论辩术之"标准"理论的基本内容,该理论是以"论辩的合理性"为旨归的。进而,他概述了一些旨在巩固和完善语用论辩术"标准"理论的经验研究。之后,他讨论了语用论辩术的"扩展"理论,该理论的特点在于增加了探讨"取效性"的修辞学维度。随后,他介绍了一些与"遵从合理性来达到取效性"相关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在"扩展"理论中所引入的"策略性操控"概念。最后,他说明了论证性会话所发生的"制度化语境"如何被纳入到了语用论辩术理论建构当中。进而,他对当前语用论辩术关于"典型论证模式"的研究加以了讨论,这些论证模式都关联于在特定语境中实施策略性操控的制度性先决条件。     

被给予性与现象之间隔——对马里翁被给予性原则的研究

马里翁的被给予性原则是其现象学的根本原则,他在新康德主义与现象学的被给予性问题传统下,批判性地提出了被给予性原则.而要理解这一原则,首先要澄清其现象学中被给予性与现象的间隔问题,这一"间隔"根本上处于新康德主义的"被给予性与存在者之间隔"这一问题域中.该间隔指出了自身给予与自身显示的不对等性,而这种不对等性产生的根本原...     

还原越多,给予越多?——试论马里翁第三次现象学还原的局限和突破

马里翁认为,在现象学发展史上出现过两次还原和三条原理,但仍遗留下来大量棘手的问题和内在的困难,为此必须进行第三次现象学还原即"给予性还原"并相应地提出现象学的第四条原理即"还原越多,给予越多"。马里翁的这一思路及其相关论证受到雅尼考、德里达、罗恩斯利、德普拉和贝努瓦等人的质疑和批判。本文认为,对胡塞尔直观概念的准确理解是正确理解各方观点的关键所在。以此为基础,文章一方面对各方的反对意见作了分析和批评,为马里翁的思路进行了辩护,另一方面在指明马里翁第三次还原和第四条原理的突破性意义的同时也对其中所具有的局限性作了深入的揭示。     

现代性的乌托邦与当代性的异托邦

乌托邦和异托邦是异质思维的两种主要形式,前者代表的是可以被同化的"异",后者展示的则是无法被同化的"异"。他者在现代性进程中有其相对他性地位,在当代性中则有其绝对他性地位。福柯重点关注的是现代性批判,但当代性描述才具有实质意义。他关于乌托邦和异托邦两者之关系的论述,为我们揭示了西方文化是如何实现从现代性向当代性转型的,他性从相对他性到绝对他性、从观念性到物质性的变迁则是这一转型的最重要的方面。     

董仲舒“性三品”说质疑

一、问题的提出 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董仲舒的人性论是主张“性三品”说的: 例如:“与孟子性善说以及荀子性恶说不同,董仲舒提出了自己的性三品说。其所谓‘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即以性三品为前提而发。人性的上中下三品,即《实性》篇所说‘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及‘斗筲之性’。这种三品说的荒谬,在于他把统治阶级的人性划为‘善’,而把贫贱的被统治阶级的人性划为‘恶’……最恶心的是他对万民之性的论述,所谓‘民之为言固犹瞑也’的命题,是古代奴隶定义的中世纪再版,所不同的仅在于农奴须待教化而已。”(《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第113—114页)     

象征的捕捉--论拉康的"象征界"理论

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拉康一度与列维·斯特劳斯、米歇尔·福柯和罗兰·巴尔特齐名为结构主义冒险四巨头.他对结构主义运动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其关于能指及"象征界"的理论上.在其"三界"理论中,"象征界"不仅具有一种优先地位,而且还具有某种至上性与支配性.     

完全还原的不可能性——兼论梅洛-庞蒂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差异

在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中,对世界本身而非认识本质的关注,使他并未追随胡塞尔寻求认识的彻底性。他援用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进一步追问,提出完全还原的不可能性问题。因为还原使他发现的不是胡塞尔所言的"明证性",而是本源的"两间性"。这看似是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否定,其实却是秉持现象学严格追问起源的精神,对胡塞尔现象学所做的改造。因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不仅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开放性所允许的,也是对胡塞尔现象学的丰富和拓展。     

实践范畴的审美性和历史性意蕴——卢卡奇行动概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解析

"实践"是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的一个重要而又具有特殊意义的范畴,这种特殊性体现在卢卡奇所提出的"行动"概念上。卢卡奇的"行动"概念主要是针对康德哲学中自由与必然的冲突问题而提出的。他为了解决自由与必然的冲突问题,借助费希特的行动哲学思想,从理智直观、艺术审美性和历史性来阐述"行动"概念的内涵。理智直观是卢卡奇与费希特行动概念的相通之处;而审美性和历史性则是卢卡奇行动概念的独创之处。遗憾的是,卢卡奇的"行动"概念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且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倾向,因此最终走向了乌托邦主义。只有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才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因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不仅仅强调批判,更是强调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深刻理解与把握,是革命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孟子性善论的思想进路与义理架构

孟子性善论的思想进路有两步:一是"即心言性";二是"以情论心"。这个进路有三个关键概念:心、性、情。它们是一体三面的关系,即性即心即情,只不过性是从自作主宰的存在而言,心是从性之自明自觉而言,情是从心性呈现及内在动力而言。由此就形成了孟子性善论"心性情为一"的义理架构。这个结构可以分别从心、性、情等方面来切入理解,于是就发展出中国哲学史上"以觉训仁""以爱训仁""致敬""致良知"等不同的进路和理论形态。     

宋代儒道“小同大异”论--以苏辙和范应元解老思想为视角

宋代"三教合一"思潮盛行,苏辙和范应元立足于自家立场,都积极倡导一种儒道"大同小异"论,将其贯穿在心性理论的建构中。本文以"小同大异"为方法论,通过"道"的不同理解、"圣人"的不同看法、"本心"与"性"的差异三种语义性考察,揭示了此种"大同小异"论的真实目的和理论缺陷,证实了宋代儒道实际上属于"小同大异"论。     

伦理学有第三种方法吗?

如果我们把伦理学理解为意在说明何为正确、何为错误行为的理论,那我们就无法赞成当代哲学界近年来普遍认同的伦理学理论的"三分"格局,即"效果论"、"义务论"和"德性论"的三分主张。事实上,伦理学理论是"效果论"和"义务论"的二分。"德性论"只是义务论的一种形式,即与"以原则为基础的义务论"相对的"不以原则为基础的义务论"。而如果我们把伦理学理解为说明德性的道德价值的理论,把焦点集中在德性的价值问题,而不是关注正确行为的概念,那么,德性伦理学作为一种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的某种人的理论便有了属于自己的理论空间。     

纯粹逻辑的贝叶斯主义及其哲学效应

"纯粹逻辑的贝叶斯主义",是C.豪森近年来发展出的一个研究纲领。他认为概率演算的布德诺.德.菲耐蒂公理化系统是纯粹逻辑的,而包含可列可加性的公理系统则破坏了逻辑一致性原则。基于"方程可解性"概念所建立的形式类比展示了概率一致性和演绎一致性之间的平行关系。这一纲领对逻辑全能问题、休谟问题以及条件化规则的合理性问题都提出了独到而统合的解决。然而,该纲领仍面临着"杜宾(Dubin)问题"的挑战,同时也回避了一些像简单性和真理的关系这样有意义的哲学问题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