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的儒学文化观及其历史意义

韩愈的新儒学理论 ,尽管后世有不少疵议 ,但现在人们讲新儒学史 ,大体都要追溯到韩愈。韩愈倡导的儒学文化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 ,韩愈站在维护儒学文化主体地位的立场上 ,排诋异端 ,攘斥佛老 ,成为后世儒学革新的动因之一。其次 ,韩愈对儒学基本精神的阐扬 ,以及对儒学精神传承脉络的爬梳 ,揭示了一条中华文化的发展主线 ,启迪后人。在儒学文化的各个层面中 ,韩愈突出对心性论的关注 ,开启了后世新儒学之先河。韩愈以后 ,很多新儒学家都致力于理论创造 ,发挥儒学奥旨 ,并以道统的继承人自居 ,推动儒家文化的向前发展。韩愈着重发掘儒学文化的基本精神 ,不为章句训诂之学 ,推动了儒学研究方法的革新。     

新儒家为什么出入“佛老”——兼论儒学在现代开展的途径

宋明儒家为什么出入佛老 ?2 0世纪学人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被其吸取西学以重建中学的现代性“前见”主导着。本文通过对于陈寅恪儒佛关系论的分析 ,揭示了这一点。接着 ,本文探讨了宋明时代儒家出入佛老的真正意图 ,并以此为起点 ,探讨了儒学在“佛老”大行其道的情势下开展自身的方式。最后 ,通过贺麟中西文化观的解读 ,对于儒学在现代的开展途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韩愈“道统”建构与荀孟地位变迁——中晚唐儒学之变革及结局

中晚唐时期,韩愈因感于儒学受佛、道二教的挤压,摩袭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且以其"排佛老"比诸孟子之"距杨、墨",推重孟子之学"醇乎醇"。相较而言,荀学则被指为"大醇而小疵",不列门墙,一场扬孟抑荀的变革遂与"道统"相伴而生。韩愈之后,伴随"道统"的发展,荀孟之间孰优孰劣的话题纷争不断,莫衷一是。至程朱学派兴起,以"道学"填补"道统",以道学家接续孔孟,"道统"定格;取性善说为心性论基础,孟子升格;因性恶说及其与法家之纠缠而贬抑荀子,荀学见黜。此中之得失,需作深入辨析与研探,荀学之复兴,或可期待。     

简论韩愈、柳宗元与佛学的关系

本文探究韩愈、柳宗元与佛学之关系。韩愈立足于儒家,引释入儒,启后世道统儒学的先声;而柳宗元对佛学则是另外一种态度:他糅合儒释,游刃于中。笔者认为,韩愈等人的融释入儒与柳宗元等人的糅合儒释,构成了佛学对中国士大夫影响的两种基本形式。     

宋代理学视域中的韩愈道统——以《原道》为中心的考察

宋代理学家高度肯定韩愈对弘扬儒家道统所作出的贡献,而对韩愈论道的具体内容评价并不高,这在宋儒对《原道》的批评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和突出。宋儒认为韩愈之道不够醇厚,其原因在于,韩愈把作文当作第一义,把穷理当作第二义。儒学史上的韩愈之所以具有很高的地位,与他大力弘扬儒家道统的努力以及推尊孟子之举有关。《原道》既是重要的儒学经典文献,也是重要的文学经典文本,对它的细致阅读,既是文学的审美享受,亦有助于推进对韩愈儒学以及宋代理学的深入探究。     

洪秀全反儒学本质论析

洪秀全对待儒学的态度和采取的行为颇为复杂,即前期并不反儒,1853年开始实行焚烧儒学经典,后来则是采取删改颁行儒家经典的反儒方式。但是,他一方面在反对儒学,另一方面又把一些儒家的基本理念奉为信条。分析洪秀全在儒学问题上的矛盾表现,可以揭示洪秀全反对儒学的本质:他反对儒学不是反对封建主义,而是在维护上帝教的权威。所以,他的反儒活动不具备进步的思想和政治意义。     

从伦理之道到本体之道——韩愈、二程道论与唐宋道学之发展

唐宋时期的儒学道论存在着由伦理之道向本体之道发展的趋势,这在韩愈、二程的道论上尤为明显。韩愈复兴儒学,建构的是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之道,具体表现在为政、为人等方面。韩愈以此为依据,从伦理道德入手批判了佛教;其"文以载道"以及"道统"论等思想,又阐述了伦理之道如何传承的问题。二程以"天理"为本体,"道"作为天理的表现形式,具有本体色彩;本体之道外化为具体的生生不息的自然之道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伦理之道。二程还以本体之道为基础,批判了韩愈的人性论以及佛教之道,延续和发展了韩愈文以载道以及道统论思想,建构了以"格物"为核心的致知论和以"诚""敬"为核心的修养论。从韩愈的伦理之道到二程的本体之道,是儒学之道本体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儒学为迎接佛老本体论的挑战而做的自我调节。     

宋儒道统论与士大夫的主体意识

在唐宋变革、儒学复兴的大背景下,宋代士大夫群体推动了儒学重建。他们作为"道"的承担者和主体力量,也积极致力于道统论的建构。宋儒的道统论是士大夫主体意识的表达和体现,与当时崛起的儒家士大夫群体及其主体意识的觉醒密切相关。它提出并努力解决的问题是:在儒、佛、道三教并盛之时,哪家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在儒学学统四起之际,哪一派是儒学的正学?在道统与政统、儒生与君王的共治结构中,由谁主导国家秩序?宋儒建构的道统论,特别是朱熹通过《四书》学而建构的道统论,在上述三个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论证和回答。     

论韩愈的道统观及宋儒对他的超越

韩愈提出的道统观，以及宋儒对此观念的消化与超越，是认识与分析宋以后中国思想演进的关键性起点。韩愈提出道统观，目的是斥佛祛邪，但手段是确立儒家之道。韩愈从整个生活方式，即广义的文化概念对儒家之道作出结构性分析，同时，又不使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消失在结构中，力求个人与社会的贯通。由此，韩愈的道统观使原来所关注的抵制佛教的目的转到了如何解释固有的儒家之道，以及基于这种解释而自觉展开的儒家文化重建。宋儒在接受韩愈以后，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对儒学作了推进，其一是从社会经济改造入手，其一是从个体价值挺立入手，前者的代表是王安石、叶适，后者的代表即是后来的正统理学。理解宋代儒学，不能帛裂此基本格局。     

从理学不同的反佛侧重到研究理学之不同进路——以张载、罗钦顺为例

儒佛关系是宋明理学中一种最重要的关系。不理解儒佛关系,就无法真正理解宋明理学的崛起。因而理学家的思想创造,不仅表现在其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诠释上,同时也表现在其对佛老的批评中。在这方面,张载与罗钦顺可以说是宋明理学中两种不同反佛侧重的典型代表。张载主要立足于人生价值观角度的反佛,因而他可以尽量吸取佛教的超越性智慧;罗钦顺则主要是从名相概念到理论方法层面的反佛,所以其反佛往往也就成为一种简单的外在排拒了。这两种不同的反佛侧重,不仅表现了理学发展中的宋明之别,而且也促成了清代汉学的形成与所谓汉宋之学的对立;直到今天,这两种不同的反佛侧重仍然决定着人们对宋明理学不同的研究进路。     

陆贾的“无为”观及思想史意义

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汉初"无为"政治源自黄老道家,而陆贾的"无为""有启文景萧曹之治者",理所当然属于黄老道家。其实,其"无为"是以儒家"道德导向无为"为主干,以道家"自然无为"、法家"法术势无为"为补充。这为重新审视汉初"无为"政治的思想渊源及儒学在其中的地位提供了新视角。汉初"无为"是道、儒、法三家"以秦为鉴"提出的相似治国之策,故"文景之治"仅仅归功于黄老道家显然不妥,儒家也起了重要作用。同样,汉初儒学也并非学界通常所认为的处于在野地位,而是早已开始和王权结盟,"独尊儒术"只不过是二者结盟水到渠成的最终结果。     

论宋学禁欲取向的根源及其在思想史上的结果──从韩、李异同说起

本文集中探讨了宋学的产生问题。文章指出,儒学复兴运动的核心是排斥佛老、在 政俗两方面清除宗教迷狂与重塑儒家的身份认同、确立儒之为儒的根据,而这两点与“宋学群体” 的兴起,是一个同步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韩愈、李翱以及北宋的新学、蜀学、洛学等都 在寻找着对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其中,洛学由于最能满足宋学的总体趋向,因此,最终成为一般 思想界的普遍共识,因而被普遍接受为“真理”。     

道统说辩难

本文认为原始儒学的真谛在于修己以安百姓。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所谓的道统并不与此契合。前者的缺失在于“内圣强而外王弱”,后者的误区在于将原始儒学的内圣化、万能化和玄学化。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的理论体系不惟没有使原始儒学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发展的契机,反而遮蔽了原始儒学之真义,失落了原始儒学的人文精神。     

儒佛之辨与王阳明三教思想的变化

三教异同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与朱子学主张的三教三道、"本天"与"本心"之分不同,王阳明认为儒佛道三教同出一源,三教一道,圣人既"本天"又"本心","本心"即是"本天"。儒家与佛老的差异不在以心为学,也不是认心为性,而是在于见道有偏全,以及由此产生的经世与出世之分。"虚无"也并非佛老专属,圣人也讲"虚无","虚无"既是良知的本然状态,也是境界上的无执无着。王阳明对儒佛道三教思想异同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宋以来理学儒佛之辨的致思方向,加深了儒佛道三教在心性论上的互动与融合。     

论高奣映、朱熹理学思想之融通

高奣映是清初滇西少数民族杰出的学者,朱熹是南宋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探讨二人理学思想的异同,对于把握高奣映与朱熹的思想、了解儒学在边疆地区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高奣映的理学思想是在反驳朱熹关于"无极而太极"训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仔细分析比对,二者在本体论、理气关系乃至工夫论有许多融通之处。二者同属儒家思想一脉,都是排佛老、建构儒家道统的内在需要与必然结果。     

李翱论“诚”

稍晚于韩愈的李翱 ,是韩的侄婿 ,与韩愈的关系介于师友之间。其为文“辞致浑厚 ,见推当时” ,是当时著名散文家 ,也是韩愈所倡导的新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和韩愈同样以孔孟道统的继承人自居 ,在儒释道争立的斗争中排斥佛道二教 ,捍卫儒学 ,并且抬出一个孔门心传的性命之学 ,提出复性学说 ,丰富了儒家哲学中心性论的内容 ,给宋明理学很大影响。李翱所作《复性书》是他复性思想的最全面表述。在此文中 ,他讲性善情恶、讲复性 ,受佛道思想影响已无可讳言 ,但他的心性论也有一点与它们大不相同的地方 ,就是他极重“诚” ,“诚”是《复性书》…     

明教契嵩与儒家四书

北宋高僧明教契嵩对儒家四书极为重视,透露出在理学酝酿和兴起之际儒佛关系的某些新动向。契嵩著《中庸解》五篇,将“中庸”解释为一种崇高的道德品格、一种高妙的人生境界,着重探讨了中庸与礼及人性的关系。契嵩研读儒家的经典和义理,主要是为了辅助佛教的弘扬和传播,从而促使儒家的学者理解和信仰佛教。其以儒家四书辅助佛教的思想特色在《辅教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为了反驳那些以韩愈为首的排佛学者,契嵩著《非韩子》三十篇,大量引用四书的话,对韩愈的名作“排佛论”进行了驳斥。契嵩的博学和智慧为佛教争得了一定的思想空间。其广引四书,对儒家四书学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韩愈《原道》篇写作时间新证

韩愈《原道》篇是研究韩愈儒学思想的重要文献,研究宋代儒学亦必溯源及此。《原道》篇的写作时间至今未能定谳。韩愈发扬儒道的思想确立极早,他的道统论在其入汴、徐幕时趋向成熟,但其时并无著书传道的条件。韩愈在任四门博士期间,大力奖掖后进,热衷于传道解惑,这是他著书立说的绝好时机,《原道》篇正是作于这一时期。韩愈《送浮屠文畅师序》与李翱《复性书》的写作时间均可作为这一观点的佐证。     

试论唐代孔庙祭祀系统对韩愈道统思想的影响

关于韩愈道统思想的来源，学界意见不一，论者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韩愈道统思想是受佛教启发还是源自《孟子》的争论上。结合考察韩愈所处的历史语境和韩愈道统思想的特征，可以看到韩愈的道统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当时国家祭祀系统的启发，而唐代孔庙祭祀系统的变动对韩愈影响尤大。不论是韩愈揭发儒家道统论的动机，还是韩愈道统思想的具体内...     

论潘平格对理学的批判北大核心CSSCISSCI

潘平格从体与用、本体与工夫等基本用语和理气心性论、工夫修养论等基本理论方面对整个理学都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批判,认为理学的这些用语和理论都是来源于佛道,而不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他的批判触及了儒佛道相互关联的一些基本问题,对于纠正理学的空疏无用、虚玄放任的流弊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大多还停留在简单类比的结构表层,在具体内含方面则缺乏深入细致的论说辨析。他批判理学的目的在于恢复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传统,但只是指出了这一方向而已,并未能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套新的儒学理论,这或许是他到后世湮没无闻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