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幸福感的心理学解读：基于中西比较的视角

幸福感是文化定位的,因此幸福感的研究必须本土化.佛教是影响中国人最重要的三种文化传统之一,正确理解佛教独特的对于幸福感的理解也能够进一步推动幸福感研究的本土化进程.笔者通过对佛教教义的梳理,重点阐述了佛教对幸福的认识是“苦乐圆融”.佛教“苦乐圆融观”主要从“苦受”和“乐受”两方面入手,其核心是“苦受”,关键在“圆融”.最后,通过与西方幸福感研究的比较,加深对佛教“苦乐圆融观”的理解.佛教幸福感的研究作为一个新思路,不但丰富了幸福感的研究,也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佛教生态观研究现状述评

学术界、佛教界十多年来关于佛教生态观的研究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回应西方生态文化思潮的基本理念,从传统佛教经典、教义中挖掘、整理佛教生态观的相应内容,从佛教整体观、无我论、生命观、内在价值论、慈悲观、净土观、传统佛教生态伦理实践等方面大体勾勒出了佛教生态观的整体轮廓。不足之处是缺乏理论深度,未能把握佛教生态观区别于西方生态文化观念的理论特质,从佛教理论自身的观念出发建构具有佛教自身特质的生态理论体系。相比较而言,港台佛教界关于佛教生态观和环保实践的讨论更为深入。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杨惠南关于建立人间佛教的深层生态学的主张、“心、境并建”的环保实践观念,以及杨惠南、林朝成等对佛教环保实践社会政治层面的关注等。其研究从大乘佛教理念出发,不仅是对当代佛教生态观和环保实践的批判,而且触及到传统佛教偏重心灵解脱,忽视外在环境建设的偏向,相对而言更深刻、更具有现实针对性。     

佛教死亡理论的建构——《佛说死亡：死亡学视野中的中国佛教死亡观研究》评介

佛教的死亡观集中反映了死亡学视野中佛教的终极关怀,反映了人类面向世界寻求自我的过程。从死亡问题出发,运用古典文献资料,对佛教的死亡观进行梳理和研究,认为佛教死亡观是对传统死亡观的承接和拓展,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主要推动因素,是知识体系和超越体系构成的理论框架。     

“五观若明金易化，三心未了水难消”——僧尼的用斋

佛教寺院往往有一座名日“五观堂”的处所。五观堂是僧尼用斋的地方,又称“斋堂”。泉州开元寺的五观堂的石门楹联写着：“五观若明金易化,三心未了水难消”。佛教的“五观“是：计功多少,量彼来处;忖己德行,全缺应供;防心斋过,贪等为宗;正事良药,为疗形枯;为成道业,方受此食。“三心”是：贪、嗔、痴。     

近代文明对话中东亚佛教知识的重构——以“大乘佛教”为中心

作为近代东西文明对话中反映在东亚佛教领域的知识重构,"大乘佛教"概念的形成及其演变,能够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东方佛教学者、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木村泰贤的"大乘佛教"观,带有强烈的日本佛教意识,其强调在家主义、批判出家主义,目的在于为日本佛教的在家主义倾向寻找"合法性"依据。西方哲学家、世界轴心文明论者雅斯贝尔斯积极吸收当时欧洲和日本的佛教研究成果,关注佛教的哲学智慧,主张"大乘佛教"是佛教的一部分,其在亚洲的传播,印证了佛教是一个宽容的宗教。雅斯贝尔斯的目的,在于建构一种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和基督教中心主义的全新的"历史哲学"。二人的文化背景和学问取向尽管不尽相同,但透过他们的言说,可以从一个侧面对比了解佛教知识在近代东西方是如何被重构、如何回应现代性的。     

二谛圆融 唐代僧人对儒家价值观的融合

正佛教从古印度传入中国后,产生了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现代解释学家伽达默尔认为,人只能以自身已有的文化视角去审视异质文化,理解始于"前理解"而完成于"视域融合"。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即是中国人以中华文化不断理解和述说佛教的过程,必然会融入中华文化之中。佛教在唐代初步完成了佛教中国化进程,形成了具备"儒式出世观"特点的中国佛教形态,即"佛教儒行合而为一"。这亦不违背佛教"二谛"建立,胜义空性("胜义谛")建立于世俗缘起("世俗谛")之上:构成中国僧人"前理解"的中华文化即是"世俗谛",在唐代就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体系,这是唐代中国社会的约定俗成,而"二谛"建立本身就是"视域融合"。     

养生贵养心，生活即养生

佛教说“人身难得”,一个人来到世间,是多少因缘和合的结果!护生养生,可以说是每个人的本能诉求。 佛法说“人生是苦”,这是佛教对人生特质的基本判断,居于佛教“四圣谛”之首。如何将这苦的人生活出健康、活出快乐、活出价值与意义,是古往今来所有养生学的主题。     

生态环保与佛教素食观的拓展

当代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兴起素食主义潮流，人们开始认识到素食对于缓解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的价值；当代西方动物保护思想和素食观念相对于传统佛教素食观而言具有自身的思想内涵和理论特性；当代佛教应在继承传统素食思想的同时，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吸收融合西方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观念，拓展自身的思想内涵，积极推行素食。     

西方最早的佛教故事

一般认为西方人接触佛教是18世纪以后的事。其实佛教或与佛教有关的故事,传入欧洲,最早发生在公元之初的几百年间。我们猜想这同古代的商业贸易与文化交往有     

做好基层佛教工作的若干思考

<正>做好基层佛教工作,要引导佛教教职人员提高自身宗教造诣、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佛教中国化。山西佛教的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有所谓"地上文物看山西"的说法;而阳泉佛教寺院众多,是山西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中国佛教讲经交流会在山西举行。这对于山西佛教而言是一件大好事,对于山西佛教工作定将产生极大的     

吕澂对佛教心性论的现代诠释

在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的过程中,就理论上的贡献而言,吕(?)对佛教心性论的新诠释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他看到了佛教处理宇宙人生问题心性化的特点,他才能够进一步揭举出中、印佛学的根本差异。因为对于“宇宙心性化”的处理,本质上必然包含着泯灭欲望、安于保守（性觉）和满足欲望、积极进取（性寂）两种倾向。在吕(?)看来,这正是中印佛学心性论的根本差异。这种说明实际上是站在实现佛学现代转换的时代高度对佛学所作的新的诠释。当然,他的新诠释是通过对“观行”与“转依”这两个佛家人生实践中核心命题的分析而作出的。     

释印顺“人间佛教”思想之特质评析

虽然传统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已经具备了一些“人间佛教”的性质,但并没有真正的理论意义上的说明。一般认为近代“人间佛教”思想肇始于民国时期释太虚的“人生佛教”理念,而成熟的“人间佛教”理论形态则是在释印顺那里才得到明确建立。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佛教思想家之一的释印顺,其著述卷轶浩繁,但他的思想有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即对“人间佛教”思想的阐发与激扬。释印顺版的“人间佛教”思想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人本性”,这可通过五个基本概念予以略观:一者“人”概念,二者“人间”概念,三者“佛”概念,四者“佛教”概念,五者“…     

从文化适应到理论融会:当代佛耶对话研究的新视角

自民国以来,不少基督徒学者曾主张通过同中国大乘佛教的对话来加强基督教的文化适应性,并由此淡化其"洋教"色彩。随着对佛教态度的转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进一步融会或吸纳大乘佛学的思想资源来诠释自身的经典教义,甚至尝试建立一种有别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大乘神学"。虽然这一高度开放性的佛耶对话研究迄今仍处于摸索阶段,但透过他们的理论尝试,可以看到大乘佛学的智慧对于促进当代基督教中国化的理论建构的借鉴意义。     

从文化适应到理论融会:当代佛耶对话研究的新视角CSSCISSCI

自民国以来,不少基督徒学者曾主张通过同中国大乘佛教的对话来加强基督教的文化适应性,并由此淡化其"洋教"色彩。随着对佛教态度的转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进一步融会或吸纳大乘佛学的思想资源来诠释自身的经典教义,甚至尝试建立一种有别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大乘神学"。虽然这一高度开放性的佛耶对话研究迄今仍处于摸索阶段,但透过他们的理论尝试,可以看到大乘佛学的智慧对于促进当代基督教中国化的理论建构的借鉴意义。     

自悯与佛教慈悲观的自我构念差异

西方自悯的思想主要来源于佛教的慈悲观, 后者体现为在困境下个体对自我的认识和评价：在自我认知维度, 慈悲意味着客观认识自己以及自他关系; 在自我体验维度, 慈悲意味着以慈悲喜舍等积极情绪应对不利情况; 在自我调控维度, 慈悲意味着通过行为的自我约束及觉知力实践训练建立稳定健康的心理功能。西方自悯因其自身的哲学思维限制没有触及佛教慈悲观核心理论, 而佛教慈悲观的自我构念梳理有助于拓展、完善西方自我观的功能。     

佛教的烦恼观及其当代价值

如果每个人都注意减少自己不好的一面,那么从整个社会来看,好的方面就会不断增进。从这个角度而言,佛教的烦恼观可以在道德教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佛教的烦恼观在佛教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佛教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待烦恼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与佛教整体风貌的改变相呼应。在早期佛教时期,佛教对于烦恼持排斥、打压的态度,将其视为敌人一般,整体上表现出逃避、远离和寂灭的色彩。到大     

“批判佛教”背景下的佛教生态观思考

国内大部分学者在进行佛教生态观的理论建构时,仍停留在单纯移植西方生态理论,或者发掘经典教义中有关生态的论述进行诠释上面,而忽略了佛教生态观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于此借用“批判佛教”所引发的问题,对国内学者进行佛教生态观的理论建构时的若干盲点进行反思。生态保护问题,绝不只是人类群体与大自然间的技术关系问题,它严重地深刻地同人类的社会问题纠搅在一起。它既是科学技术的,也是文化的宗教的,更是政治的社会的问题。因此,在进行佛教生态观建构时,应深入发掘佛教原有的强烈地批判意识,更好地加入社会实践层面的批判。     

佛教的接受与传统命运观的改变

佛教的接受与传统命运观的改变［日］中隆藏一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接受作为外国思想的佛教时，最大障碍之一，是佛教赖以成立的命运观和当时中国人习惯的命运观之间所存在的巨大隔阂。东晋末的戴逢、齐梁时期的范缜、陈朝朱世卿等，他们有的不信仰佛教，有的攻击佛教，表现的...     

明清五台山境域修庙“善人”群体研究——以繁峙县为例

五台山境域很早以来村落庙宇众多。繁峙位于五台山佛教道场北麓，当地村落庙宇多为佛教寺庙。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民众也频繁地进行佛教寺庙的修缮。在明清修庙碑刻记载中，凡参与修庙的民众皆被称为“善人”。从“善人”群体的社会构成及其修庙“善举”可见，对于当地佛教信仰而言，“善人”的称呼是佛教话语对民众修庙行为的认可，更是民众接近佛教的通行证；对于当地村落生活而言，“善人”群体的实质为民众，“善人”是沟通佛教信仰与日常生活的纽带。“善人”称呼的泛化及“善人”的修庙行为，体现了明清五台山境域民间信仰佛教化与佛教信仰生活化的特征，有助于深入分析村落佛教信仰的内在意涵。     

甜蜜何以是一种悲哀?——阅读《甜蜜的悲哀》

萨林斯《甜蜜的悲哀》旨在探讨西方犹太-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的宇宙观(或人观),梳理其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科学概念的深刻影响。笔者拟就这一主旨做一深度的思考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