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孔教与现代社会——以康有为思想为中心

儒学与宗教的关系应该包含儒学宗教性与儒学宗教化两个问题。康有为对孔教的建构即是儒学宗教化的一种尝试,亦是康有为思想中的一条轨迹。其孔教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其孔子观念,他终其一生致力于赋予孔子教主的地位。康有为主张政教分离,现实中却经常与政治相纠葛,这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在康有为的视域中,孔教具有独立的运行轨迹,即庶民信仰主体性的逐渐建立。儒学若要在现代社会获得发展,必须重视个体信仰的主体性。     

平等与父子：康有为平等思想之检讨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最早反思家庭伦理的思想家之一。他将平等看作人类社会的普遍公理,并试图以此改造不平等的三纲,但在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平等与父子之间的巨大张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康有为将两者放置在“三世”说的理论框架之中,在以平等为根本原则的历史进化过程中,以父子为代表的等级关系被限定为据乱世和升平世之法,从而在获得历史合理性的同时也丧失了价值普遍性,成为一种相对的价值。在《大同书》中,康有为通过追溯家庭、父子和孝道的起源,将三者还原为历史现象,并最终通过制度设计在大同世界将它们彻底消解,从而实现了平等对父子一伦的改造。康有为关于平等与父子的理论思考,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儒家的伦理基础,也开启了近代中国家庭革命的序幕。它提示我们,如何恰当处理平等与父子或个体与家庭的关系,仍是价值建设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论康有为、谭嗣同的荀子观

康有为、谭嗣同都对荀子倍加关注,并对荀子褒贬参半而以贬为主.这些展示了两人荀子观的一致性,也使两人一起成为近代排荀的主将.事实上,康有为、谭嗣同的荀子观既隐藏着不同的理论初衷,又流露出不同的学术意趣.这使两人对荀子的审视维度、思想解读相去甚远,排斥荀子的原因也大相径庭.这些决定了两人对荀子的评价态度,并且构成了两人荀子...     

康有为谭嗣同的新仁学

仁,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也是中华民族历代思想家对人际关系的沉思和伦理道德的调适。从“孔子贵仁”,到孟子“仁政”,再到朱子“仁统四端”,直到近代康有为、谭嗣同论仁,都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追踪时代的脉动,不断更新其内容。从发展形式上观察,中华仁学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新陈代谢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孔孟儒家的仁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意义上的仁,而康有为论仁尤其是谭嗣同著《仁学》一书则是把儒学近代化,用近代价值观念对古代儒学进行了新的诠释和重建,把儒学的思想核心仁从传统引入现代。从仁思想发展的价值取向总体上判断,康有为谭嗣同对仁的新解说,标志着中国古典仁思想的终结和近代仁思想的形成。本文把康有为谭嗣同的仁思想称之为“新仁学”,以区别于前此的中世纪“旧仁学”,并从本质与特征上进行必要的归纳与演绎,以便从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审视它推动中华民族价值观念进步的意义。     

游侠之风与晚清道德重建——以谭嗣同、章太炎为中心

晚清士人社会中有一股强烈的游侠之风。在这一时代风潮中,谭嗣同和章太炎起到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他们通过梳理学术史,将历来处于边缘地带的游侠重新纳入主流视野之中,并以之作为重建道德、革新政治的重要手段。晚清盛行的暗杀风潮作为游侠精神的一种激烈表现,与他们的提倡及其自身的烈士形象有密切关系。而游侠的尚义轻生所指向的,则是他们重建生死观、重新理解个体与他者关系的理论努力。     

论康有为、谭嗣同的《论语》观

近代哲学家对《论语》倍加关注,康有为、谭嗣同也不例外。近代哲学家对《论语》的审视和解读既围绕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展开,因而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又受制于各自的哲学观、国学观和文化观,因而呈现出差异性。一方面,作为《论语》的近代视界,康有为、谭嗣同的《论语》观带有与生俱来的时代性和一致性。另一方面,两人对《论语》与孔子、曾子关系的认识呈现出明显分歧,对《论语》在孔学中地位的认定和对《论语》的评价相去甚远。康有为、谭嗣同秉持不同的范式解读《论语》,建构了不同形态的《论语》观。     

“中体西用”:儒家宪政思想的中国叙事——以康有为为考察中心

"中体西用"是在西潮东渐的转型期对中西文化的一种定位,是儒家宪政思想的追求。康有为提倡"中体西用",选择渐进改良,并建构了儒家宪政制度安排:制约权力,保障人权的君主立宪制。康氏采取"通古今之变"的论证模式构建其政治图景,保持了历史连续性,反映了过渡人的文化焦虑。百年后的大陆新儒家与康氏有相似的历史际遇,行走在康氏开辟的论证道路上,如同康子一样选择了"中体西用"。康氏的儒家宪政思想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宪政模式选择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民族共同体、现代国家与新兴世界体系——以康有为民族论为考察中心

晚清以降,康有为等士大夫群体期望能合满、汉、回、蒙、藏诸民族构建一“华族”,以现代国家的身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所谓“华族”“五族共和”乃至“中华民族”,本质是具有现代意味的“民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族群”。康有为等志士仁人虽未直接运用“共同体”理论,但在思考中能洞见疆域、文化、经济对社会改革的重要性,并依此对中国当时状况及未来给予深刻省察。康有为等努力倡建的“民族—国家”不啻为与新兴世界体系相对接的“现代共同体”。迨至今日,尽管民族国家是唯一得到国际承认的政治组织结构,但它仍是一个需要不断改进的概念。在新兴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不仅要维护本国国界以内“国族共同体”的利益,更应在共同价值理念的框架下,努力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新文明的构建路径与未来趋向。     

平等与运气:以德沃金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运气均等主义理论--当代平等理论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最为著名的代表,罗纳德·德沃金将运气分为"原生运气"与"选项运气",并认为町以通过虚拟保险市场这种思想试验将原生运气转化为选项运气.实际上,德沃金对选项运气与原生运气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同时德沃金通过虚拟保险市场将原生运气转化为选项运气的努力亦是不成功的.虽然如此,原生运气和选项运气仍是运气均等主义理论的重要分析概念.     

论康有为的“人道”思想与其孔教观——以《康子内外篇》为中心

《康子内外篇》成书时间晚于《教学通议》与《民功篇》,是康有为脱离章学诚影响后,思想真正形成体系、走向成熟而具有独立性的标志。而《内外篇》集中体现了以戴震为代表的清代汉学思想家在人性论及人性论背后的自然—人为之辨向度上对康有为产生的巨大影响,康有为由此接续了荀子以降至西京经学以"血气心知"论性的思想传统,进而将之在人之为类的"人道"层面上加以重构,而最终以之为其五运转移、三世进化的孔教观奠基。     

王船山实践观的近代影响——以维新派谭嗣同、梁启超为例

王船山的实践观,既赓续了先秦时期即身显道特质,也继承了湖湘学派"学贵力行""致知力行互相发"的传统,同时受到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影响,将实践的内容渐渐拓展到了自然科学的领域.谭嗣同运用船山的易学、实学并融合西方自然科学理论来构建哲学思想,梁启超吸收了船山思想中的实证主义因素,形成了"求是"与"求实"的科学实践观.从对维新...     

浅析康有为与仁学思想

康有为是我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作为站在历史变革、中西方文化冲击交融、新旧文化转化的潮头人物,他的贡献是巨大的。而《大同书》是康有为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在其中我们看到了康有为对儒学思想的新的发展,新的诠释康有为将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归结于儒家经典道德“仁”。并对“仁”赋予了博爱、平等、大同等新的意义。     

中观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以龙树的定位为中心

本文在分析并明确“中观思想”一词含义的基础上,从西藏传统的学说纲要书的视角、历史与文献史的角度、哲学与思想史的径路三个方面考察了龙树的定位问题,勾勒出印度大乘佛教思想史中龙树的位置——龙树是确立“大乘阿毗达磨”学说的最早论师,并且探讨了龙树与初期瑜伽行派思想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印度中观思想史初期、中期、后期的不同发展状况.     

晚清“翼教”思想与儒家政治哲学——以《朱蓉生侍御答康有为第一书》为中心

晚清维新变法时期,以朱一新为代表的"翼教"派思想家极力反对康有为维新派的变法活动。长期以来,"翼教"思想尚未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翼教"思想不仅揭示和反映了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和深远关切,而且也揭示了政治哲学的基础性问题。在"翼教"思想看来,哲学与政治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作为政治基础的思想应该"平实"而不是"虚无";思想家个体研究的"学问"与作为政治基础的"学术"有着显著区别,所以当思想家面对政治的时候,必须谨慎节制地对待思想及其表达;政治必须要有一个可靠而坚实的基础和土壤,任何政治实践切忌破坏之,否则将导致政治品质的败坏等问题。研究"翼教"思想,对于深入了解儒家政治哲学和反思现代政治哲学都有重要的意义。     

谭嗣同《仁学》与基督教思想

谭嗣同30岁前后接触基督教,与傅兰雅、马尚德、李提摩太等传教士交往,从基督教思想中吸收了许多观念。在他看来,孔、佛、耶三教完全能够会通,而且基督教、孔教与佛教将会依次盛行。他对孔教充满信心,希望孔教更加宗教化,并且效仿基督教来传播孔教、改革孔教。基督教思想对《仁学》的建构有重要意义,除从中引入"以太"概念外,他还将"灵魂"概念引入"仁学"体系,加深了对"仁"的思想阐发;引入"博爱"与"平等"的观念,形成"仁-通-平等"的这一"仁学"体系核心思想。     

易简与体用——以“易简”诠释的思想变迁为中心

在易学哲学史上,学者们对《系辞》中“易”“简”的思想诠释几经变迁。首先,汉唐注家往往将“易”“简”解为“无为之道”,并将其视作对乾坤体性的摹状;而朱子认为“易”“简”更偏向“动用”一端。从《系辞》本义来看,“易”“简”分说不能简单地从“静体”和“动用”的角度来理解,“易”指乾以动为本,但同时又兼虚静;“简”指坤以虚静为本,并兼动实。而“易简”合说又是对生生道体的摹状。其次,《易纬·乾凿度》提出了“虚无感动”说,易简的“道体”义被进一步强化。但此道体也不应以“体用”论之,所谓虚静、昭著只是易简之德的不同面向。最后,现当代新儒家对“易简”的讨论可视为易简诠释的新发展,其中蕴含着超越体用论并进一步推进“易简”讨论的可能。     

罗钦顺的易学思想——以《太极述》为中心

罗钦顺认为《周易》的宗旨就在于"穷理尽性"。《太极述》是罗钦顺在易学上的一个创造,其中讲述了太极之义、太极之全体、太极之妙用,及人物之性、圣学体用之全等问题,建构了一个宇宙万物及人生性命的演化的总过程。     

康有为的辩证法思想初探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著名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个充满着复杂的矛盾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的特点,具有明显的调和矛盾的性质。在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也包含着一些宝贵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在辩证法思想方面,他提出了关于事物矛盾和发展的见解。     

平等需要被证明——卢梭平等思想的启示

卢梭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只有平等地对待他人,才能平等地得到他人的对待。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平等地追求幸福的权利,每个人对一切幸福的手段也都有平等的要求。然而,我们发现,在人类社会中平等是千百年来人们所追求和赞美的理想目标,是人的一种理性的诉求,平等本身变成了一种幸福的追求,平等的追求是理想的追求。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一部不断追求并逐步实现平等的历史。     

吉藏的华严思想——以《华严游意》为中心

三论宗僧侣对于弘扬《华严经》有着重要的贡献,而吉藏所撰之《华严游意》便是此系华严思想的重要研究成果。通过对《华严游意》的考察,重点分析了吉藏对于化主一异与本迹问题、净土四义与净秽二土问题、同明因果与因果不同问题的诠解。既关涉到《华严经》的核心经义,也体现出三论学派尤其是吉藏对于《华严经》的特色诠释。吉藏以三论宗特有的论辩模式、根本预设、四句及二谛理论等,借《华严经》经义而畅游本宗之宗义,这可说是吉藏华严思想之特色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