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选义务论——公选公正的道德基础探究

公选义务是公选公正的主体内在担保,确保公选商谈的基本原则得以维护.参与公选工作的专家、公民、专职公选部门、政治领导四者,尽管在公选中承担不同的公选职责,但都应以公民的身份肩负起公选的道德义务,主要包括勇猛精进、承诺于心、公于公选.这三项义务是他们进入公选领域的根本要求,也是由公选活动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共同支撑着公选公正的价值目标的顺利实现.     

论孝养义务的伦理基础

孝养义务是指成年子女对父母所具有的照料、陪伴及满足合理需求的道德义务。就其伦理基础而言,一种主流的观点是感恩理论,即认为,子女应该孝敬赡养父母是因为父母对子女有生养之恩。然而,这一观点面临诸多挑战。感恩理论总的说来是基于"生养有利论":把一个人生下来并(或)把这个人抚养长大是有利(benefit)于这个人的。正因为子女从父母那里得了利,而且是很大的利,所以才应该感恩回报父母。针对这一观点的批评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一个婴儿来说,被父母生下来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算是得利。另一方面,感恩义务的来源是超义务的行为,而抚养子女是父母应尽的道德义务。父母仅仅是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子女不需要因此感恩父母。如果,"生"不算是利,"养"又是父母的道德责任而无需被感恩,那么,子女似乎不必对父母具有孝养义务。面对上述挑战,本文尝试对感恩理论进行修正:子女的孝养义务源于父母的抚养之恩,但并不是所有抚养行为都应该被感恩。只有超出抚养义务要求的行为才值得子女感恩,也才是子女孝养义务的来源。     

人权与道德

王锐生在《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撰文认为,作为上层建筑因素的人权以经济状况为其现实基础,它同时又受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其中包括道德的制约。人权与道德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人权的产生以一定的社会道德状况为前提,而人权的产生和实现本身反过来又标志着和推动着人类道德水平的提高。人权的每一点进步都意味着社会道德的进步。把人权的根据归结为抽象人性,从而片     

论制度性消极义务及其道德重要性

义务可分为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后者比前者更重要;消极义务又可分为制度性消极义务和非制度性消极义务.制度性消极义务要求制度参与者捍卫正义制度,改革不正义制度.那些制定和参与了不正义制度,给他者带来了严重伤害,自己却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的个人或群体,违背了制度性消极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不正义的制度给社会成员带来的伤害远大于个人间的侵犯,因而制度性消极义务具有更重要的道德意义.     

休谟论道德的基础

休谟的道德哲学主要致力于对道德基础的研究。他通过对理性和情感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的分析,得出道德决定于情感的结论,这一结论可以看作理性在道德领域的自我限制,它对元伦理和规范伦理的发展都有深远的意义。     

论感激义务的道德应当及履行

感激义务的道德应当来自人的生存与发展的要求,在现实生活中缘起于人 们之间的相互关爱,这种关爱往往体现在为他人所提供的帮助或好处。但是,并非所有的帮 助 或好处都能获得感激。对于无意识、被胁迫、无正当理由的帮助或好处,以及以不正当方式 给予的关爱,被施与人就不应该背负感激义务。感激义务的条件是他人正当的关爱。一旦被 他人给予关爱,无论接受与否,都应该按照自觉性原则、适度性原则和合德性原则履行感激 义务。该尽而不尽感激义务是忘恩负义。对于忘恩负义,除了批 评和谴责之外,还应通过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感恩教育、加强制度供 给机制、强化感恩文化等途径进行治理。     

道德义务与超道德的行为

区别道德义务与超道德行为对于我们认识道德的本质和合理的道德要求具有重要意义。一个人的行为是否道德取决于它是否满足了道德义务所要求的,而不取决于它是否满足了超道德的要求。满足了道德义务的行为是道德的行为,违反了道德义务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行为,而没有违反道德义务的行为或者不为道德义务所禁止的行为则是道德上可允许的行为。将超道德的行为混同于道德义务会导致超道德的要求,在实践中会引起种种弊病。     

论社会主义婚姻的道德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婚姻的道德基础既不同于封建主义的只强调封建义务而无视爱情的道德基础,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只强调个人的情欲(资产阶级的所谓“爱情”)而无视社会义务的道德基础;它的基本要求是使纯真的爱情和崇高的义务辩证地统一起来。换句话说,爱情和义务的统一构成了当前社会主义婚姻的道德基础。     

论“见危救助”的道德义务

人们负有见危救助的道德义务,这一义务的基础在于人权理论。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生命、健康与安全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一权利,当有人处于险境需要救助时,在救助行为不会损害救助者巨大利益的情况下,目击范围内的潜在救助者有义务对受害人实施救援。当目击范围内的潜在救助者不止一人时,救助义务在所有潜在救助者之间分担。救助义务的分担遵循"有或无"的原则:当有人处于险境而无人救助则有;或者有人救助但还需要进一步的帮助则有;当受害人脱离险境则无。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门红卫市场经济要实现健康、文明的发展，必须要有内在的文化支持，尤其要有适当的道德基础。我国目前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某些病态现象，从根本上说与缺少现代市场经济的文化支持和道德基础有关。文化因素虽然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却...     

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相关性问题

权利和义务往往被视为一对形影相随的范畴。然而 ,权利和义务的相关性并不像通常看上去那样容易把握 ,在涉及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时更是如此。对权利和义务的相关性 ,罗斯所概括的四个独立的陈述应该说比较全面。它们包括 :1A对 B有权利意味着 B对 A有义务 ;2 B对 A有义务     

公开亲昵与人权道德

近年来在一些大城市的公共场合,时常可以看到一些青年男女在旁若无人地亲昵,从搂肩搭背直到长久接吻。看到这种景象的人,不外乎有四种反应:有人反感,认为是伤风败俗,呼吁舆论及治安部门予以谴责甚至制裁:有人觉得与自己无关,视     

普列汉诺夫论利益是道德的基础

普列汉诺夫多次指出,在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最难说明的是意识形态。他在《唯物史观的艺术论》中写道:“政治是从经济里来的——这比较的容易懂得”,“然而这里最重要的是解释意识形态”(参看《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1108页)。社会意识形态是否也是从经济里来的呢?如果说是的话,那“经济的枯燥的骸骨……怎样为人类的观念、感觉、意图和理想的血肉包裹着。”(《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54页)要回答这     

论行政权力运行的道德基础

政府是通过行政权力的运行来发挥它对社会生活的组织和管理作用的。在现代社会中 ,一个为民众所欢迎的政府应该是高效、廉洁的政府 ,而这取决于行政权力的运行是否有着良好的道德基础。行政权力运行的道德基础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科学地认识行政权力的本质 ,正确处理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 ;把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确定为行政权力运行的惟一目标 ,明确行政管理的社会公共性质 ;确立“管理就是服务”的公共行政理念 ,在行政权力运行的整个过程中贯彻服务精神 ;密切联系民众 ,最大限度地降低行政成本 ,建立人民的廉价政府。     

论政府公共决策的道德基础

道德和政府公共决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道德构成政府公共决策的重要基础,它影响公共决策主体和公共决策客体的活动,渗透到公共决策过程的各个环节.这表现在道德是政府公共决策权力的一种制约机制;是政府公共决策过程的一种调整机制.公益、正义和责任是政府公共决策的道德基础的具体表现.     

论大学生成才的诚信道德基础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做人做事的基本道德,也是一个人发展成才的重要基石。目前,高等学校中间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大学生的诚信问题,这与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信用状况有密切关系,但是青年学生的可塑性很大,作为大学教育者和管理者应该使大学生在走上社会之前就具备较为完善的信用观念、培养起健全的诚信人格,成为合格的“四有”人才。     

论人权的道德性——兼与莫纪宏教授商榷

有关人权究竟是法律权利还是道德权利的问题是人权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莫纪宏教授提出了"人权的非道德性"观点,但是否定把道德作为人权的本源并不能推出人权与道德权利没有相关性这一结论。道德是为了调整人们现实的利益关系,满足个体的利益和需要而产生的。这里的利益不是狭隘的、自私自利的个人利益概念,而是人类共同的、天然的、相通的利益,这决定了道德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人权,正是这种人类共同的、相通的利益的抽象表达和诉求,道德的利益基础决定了人权构成了现代道德的基础和核心,决定了道德与人权的相关性。人权是法律之合理性的必要前提,是作为法律之根源的道德之最核心、最本质的内涵。     

非权义务与道德绑架

近年来,道德绑架问题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关注。道德绑架最普遍和最典型的形式是胁迫行善。道德上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或者说非权义务的区分有助于我们辨析道德绑架问题。道德绑架的实质是把道德上的非权义务等同于完全义务。道德绑架严重侵犯了个人的权利,有损社会的法治秩序,也会伤及道德自身。依法保护人的各种法律权利,增强人的权利意识是防范和消除道德绑架的重要途径。     

公益视阈中的道德义务

公益视阈中的道德义务作为道德义务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有着其特有的不同于其他视阈中的道德义务的规定性。从道德义务的主体看,公益视阈中的道德义务主体是从事公益活动的人,既包括参与公益活动的个体,也包括参与公益活动的组织。从道德义务的内容看,公益视阈中的道德义务主要是指对弱势群体实施无偿救助,维护和保证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帮助他们过上合乎人类尊严的生活。公益主体切实履行救助弱势群体的道德义务有着十分重要的道德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