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何以正当的最早论说——明清之际西人之证言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中西思想文化首次发生全面而直接的对话,其中的重要产物之一,是"中国哲学"之名的最初建立。从"中国哲学家"到"中国哲学",是耶稣会士学问的推进,并凸显出"人文"和"理性"的面向;从"中国哲学"到"中国哲学史",则开始有自觉的方法论反思,进而开启了成为一门学科之可能性。这是西方知识界对"中国哲学"的认定、理解和研究之最初历程,也就构成了对中国哲学正当性最早的充足证言。"中国哲学"是全球化进程中成立的一门新学问,其实质是"哲学"进入"中国叙事",它深入参与到了四百年来人们对普遍性哲学的思考,而且至今仍在进行之中。     

宗教哲学的中国意义

##正##在中国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背景下,加强宗教哲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有什么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或者说,有何种"特殊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走向低碳社会:价值观的变革与伦理挑战——2010年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年会综述

##正##2010年8月21-22日,由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承办的"2010年中国环境伦理学年会"在济南市召开。     

中国技术哲学元研究30年

##正##技术哲学是人们对技术的哲学反思,是运用哲学的视角和方法研究技术所建立起来的一门学科。198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年鉴》,在"研究状况和进展"栏目中首次刊出文献综述《技术哲学研究简况》,将技术哲学列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领域。学术界通常认为,陈昌曙于1982年10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科学与技术的差异和统一》一文是中     

共同谱写中印尼伊斯兰文化交流新篇章

##正##首先,我要高兴地告诉大家,"中国·印尼2010伊斯兰文化展演"活动今晚将在雅加达卡尔蒂尼展演大厅隆重揭幕。在这个"胜利和光荣之城",中印尼两国伊斯兰文化像并蒂     

从一多之辩到有无之辩——《天方性理》本体论问题意识的转变

刘智《天方性理》图传的"最初无称图"中设了三个问题,并以三个问题的逻辑推进为线索解释苏菲认主学的最高本体论原则"最初"或"真体",即绝对存在、本体。所设问题表现出显著的中国哲学问题意识。本文着重从文本上分析刘智《天方性理》"最初无称图"中所设的问题,并在苏菲认主学语境下与本经首段之所从出的《昭微经》进行对比,考察刘智在中国哲学语境下问题意识的转变和丰富。藉此以洞察先贤在伊斯兰中国化过程中进行形上体系建设的智慧。     

张岱年与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

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探讨了一种有别于一般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研究的形式与方法,并以这样的形式与方法在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学术成果.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实情况来看,张先生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在对传统的中国哲学的考察中"深悟其精义",启发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内容的正确理解,同时,也能够给予我们多方面的方法启示,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哲学问题的角度去关注、总结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拓展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促进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建设.     

如何在当下激活古典思想——一种德勒兹主义进路

##正##一、晚近"复古"思潮及其两种进路晚近十年,中国思想学术界,被一种复古思潮所包裹。本土的"国学"和西方的"古典思想",都成为学术研究的热门。这股新千年以来的复古思潮并非凭空而降,它的迅猛兴     

我们应从黑格尔哲学中吸取什么思想资源

如何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思想遗产,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尤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在此问题上,我们必须相对区分"实然"与"应然"两种不同的向度,前者侧重于"学术的对象",后者则侧重于"思想的事情"。从"应然"向度理解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意味着我们要自觉地反省黑格尔哲学中"死的东西"与"活的东西",尤其要对黑格尔哲学所包含的"历史理性主义"与"总体主义"思维定势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具备与之告别的敏锐和勇气,而黑格尔哲学对现代社会本性、困境的深刻反省,对一切把知性规定终极化和绝对化的知性形而上学的深刻反省以及由此所蕴含的批判力量,则是我们应吸取的、具有深刻当代意义的重要思想资源。     

20世纪伦理-经济范式与道德哲学的理论创新

伦理-经济关系是道德体系的哲学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课题.20世纪的中国道德哲学的发展,历史而共时地存在三大理论范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韦伯新教伦理的"理想类型",还有所谓"经济伦理".三大理论范式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合理性,但也都内在着深刻的矛盾.21世纪的文明将是生态文明.21世纪道德哲学和道德体系的形而上学基础,既不是机械的"决定论",也不是抽象的"气质论"和"立法论",而是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辩证法精髓,融摄三种范式并扬弃它们的内在局限的"生态论".辩证合理的伦理-经济生态既是21世纪道德体系的建构,也是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中国化必须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哲学话语权”研讨会述要

<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走向全面现代化的实践之路上取得了辉煌业绩,同时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如何破解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已成为中国哲学界亟需解答的重要的时代性课题。为此,2015年11月26日下午,由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主办的"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哲学话语权"学术研讨会在中央党校召开。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地方党校系统的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就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中国问题与哲学话语权等议题展开研讨。     

良知与认知的中国之辩——从“以真导善”与“以善启真”的互动观之

利用比较哲学的方法,从"知什么"(knowing that)和"知如何"(knowing how)的区分出发,以陆象山和王阳明思想为考察中心,重思知与德之辩。从孟子的良知到王阳明的致良知,从四端始发的小良知到涵盖宇宙的大良知,其中的中介环节就是陆象山的"吾心"。王阳明的良知既非"知什么",也非"知如何",而是一种良觉,即对至善的一种道德直觉。既然致知非知,那就揭示出德性之"尊"与问学之"道"的张力。关键问题在于,从陆象山到王阳明恰恰割裂了德性之"尊"与问学之"道",并试图用前者去涵盖与包纳后者。尽管从陆王心学开端就已割裂德与知,如今恰恰要找回认知与良知的本然关联,这也是中国哲学可以贡献给世界的独特之处。从人类的真善关联来看,"以真导善"与"以善启真"恰为真善关联的两个基本维度,中国古典哲学尽管更倾向于在"以真导善"上逡巡反思,但也在"以善启真"上给当代发展以诸多启示。     

中国哲学史:问题与视域

哲学按其本义表现为对智慧的个性化、多样化的探求。在中国哲学中,智慧之思具体展开于性与天道的追问。对性与天道追问内在于中国哲学的不同学派、不同人物之中。从哲学层面看,用"以道观之"来扬弃"以技观之"、"以器观之",既在普遍维度上表现了哲学不同于对世界的知识性的理解这一特点,又体现出了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中国的现代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存在着历史的联系,现代中国哲学既从新的层面上回到了智慧,又以新的形态延续了智慧的沉思。     

"中国哲学","道术",还是可道术化的广义哲学?

将中国古代学术中的某一部分叫做"哲学",并按照冯友兰先生的主张,认为"科学的方法,即是哲学的方法"[1],然后循名责实地建构出一个"逻辑的、科学的"中国哲学,这条道路已将中国古学研究和使古学当代化的努力引入了困境.最近受到关注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的讨论只是它的一种表现.这困境可比拟于用现代西医的方法来使中医"科学化"的情况.强迫实施"中西医结合"所导致的是中医思想源头的枯萎,被"废医存药"(其实"药"也在被现成化和胶囊化,或者被危险地"有效成分"化).于是,中医的本来面貌和它的当代活力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中国哲学语境中的本体论与形而上学

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本体论"概念的误置屡见不鲜,因为源自古希腊哲学的"本体"和"存在",并不符合中国哲学语境中的"本体"。澄清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于:要想准确而内在地理解中国哲学理论范式,就必须从心性论层面把握中国哲学语境中的"本体"。同样地,中国哲学中的形而上学独具特色,迥异于古希腊哲学以来的metaphysics(形而上学)。以道家哲学为例,"道"不仅不出现于时空之中(无象、无形),亦不出现于语言之中(无名),具有明确的"非实体性",而古希腊以来的metaphysics则掺入了更多的物理学思考的特点。中国哲学语境中的形而上学体现为心性论、实践智慧与境界理论,而不是本体论、逻辑学和知识论。     

综合创新之路的探索与前瞻

张岱年先生1987年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了.这次会议以"综合创新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走向"为主题,我想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以及涉及到的一些主要方面,同时也借此机会深切怀念已经辞世三年的张岱年先生.     

当代中国哲学的境遇、自我理解和任务

一哲学何在?哲学作为智慧之学,曾被马克思誉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被黑格尔誉为"人类所具有的最高的光明"和"人的本质的自觉"。但是,在中国现阶段,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哲学不仅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远离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被严重地疏远化和边缘化了。这种状况的存在有其主客观的原因。     

“君子观”与“人的全面发展观”——中国传统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契合点

不论是中国传统智慧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关注人的发展问题。"君子"是中国传统哲学所强调的重要人格范式,几千年来,其在中华文化数千年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受到上至历代思想家、文人士大夫,下至社会各阶层普通百姓的广泛认同与推崇。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所有人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本文将通过比较"君子观"与"人的全面发展观",分析中国古典哲学美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的这一重要契合点以及其最新发展态势。本文以"立德树人"为研究出发点,在梳理中国古代经典对"君子观"的阐述之后,以清华大学的百年校训为个体案例分析材料,分析中国古人"君子观"中"德"与"正"的关系问题,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哲学美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的发展视阈内的具体对视,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内容。     

中国哲学的意义之维与方法选择

试图抛开"中国是否有哲学"的本根性追问与"中国哲学是否合法"的语境性设问,也暂时搁置"中国哲学如何建构"的宏大叙事理路,是因为我们必须回到我们依然"在场"的真实内心,必须面对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与问题",那就是"中国哲学意义维度为何"以及用何种方法使之恰切地呈现。当下的"中国哲学",有三种连续性的意义:一是奠基性的中国古代哲学(也许说"思想"更理想),其意义自在于经典文本与传统中,它的本真呈现应运用经典解释学方法;一是生成性的中国近代哲学,其意义他在于与西方哲学比较中,它的确当表达应运用哲学解释学方法;一是展示性的中国当代哲学,其意义自为于激越当下的生活世界中,它的理性提升应运用现象解释学方法。     

儒门内的王弼——对王弼哲学派别归属的一个阐明

王弼哲学,学界一般将其归为"玄学"或"新道家",亦即道家哲学在魏晋时期的重新展开。从中国哲学史的逻辑发展来看,这种观点有待商榷。王弼哲学的问题意识是如何接续先秦汉代儒家的"本原追问",以及如何扬弃逐渐固化、异化的"名教制度";王弼哲学的核心主张是"崇本举末",无论是深具道德性的"自然"之"本",还是内发不可为的"仁义"之"末",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向孟子传统回归的趋势。由此,尽管王弼哲学借鉴了老子哲学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方法,但就内核来看,其仍属儒家,是儒家哲学的自我批判、内部调适和更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