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论规范性的本质

规范性问题是当代哲学特别是元伦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思想和现代生物学中的功能解释理论,在规范性的解释上具有开创性。该理论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做出"事物是好的或坏的"的评价判断以及"某物应该如何"的指令判断,是由事物本身的特定功能或属性决定的;我们之所以有"某人应该做某事"这样的指令判断,也是因为人具有类似的"功能"或"规范类型"。如果人或者物不执行相应的指令,就意味着他们是有缺陷的,因而缺陷是理解规范判断的核心概念。     

技艺与德性中的实践智慧——基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当代伦理学自然主义的比较

亚里士多德在其古典伦理学中讨论了作为制作活动的技艺与作为实践活动的德性以及二者所依赖的实践智慧的联系与区别。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以及当代认知科学,这一类比研究延续到当代自然主义伦理学及其反思中。自然主义伦理学主张技艺与德性及其实践智慧之间存在着某种类同关系,源于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辩护者则主张技艺行为与德性行为的实践智慧在诸多方面存在区别。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技艺行为和德性行为的实践智慧应当有效地整合,即技艺行为的实践智慧可能使人们对整体生活目标的反思更为正确,同时,技艺行为的实践智慧也同时应当遵从基于"好的人类生活"的更高规范标准。     

公正何以为"一切德性的总括"——亚里士多德公正观的内在理路探析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正既是道德德性的一个类型,分有道德德性产生及其演变过程的显性特征,也是一切德性的总括;其中,总体的公正通过对法的遵守在规范的来源方面统领着诸道德德性,具体的公正通过对外在善的适度标准的把握从判断标准和目标追求两个方面统领着诸道德德性.亚里士多德对公正与道德德性、公正与适度以及作为守法的公正与作为平等的公正等关系问题的讨论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贯穿其中的是基于幸福生活为目的的德性统一性原则,厘清亚里士多德公正思想的内在理路是呈现该原则的基本途径.     

陈康论亚里士多德的分离问题

陈康先生的博士论文《亚里士多德论分离问题》可谓是中西学界首部系统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分离问题的专著。他不只是系统梳理了亚里士多德有关理念与可感物的分离观以及分离的不同表达形式,而且他宣称亚里士多德在分离问题上不是柏拉图的反对者,而是柏拉图的追随者。一方面,国内学界认为陈康对分离问题的独特贡献不容忽视,但另一方面,他的观点迄今为止并没有在学界引起很多讨论。为弥补这一缺憾,本文尝试对陈康有关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分离问题的论证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他的观点进行评议与反思。     

论当代天主教新自然法学派的行为观

行为观是当代天主教新自然法学派道德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础。该学派特别强调自由选择在决定自我中的作用,强调人类行为是一种受理性控制的活动,认为行为的对象、行为的目的和行为的环境是判断人类行为道德性的三大因素,但同时又指出人的内在意愿在判断行为的道德属性时居于核心的地位。     

具身的形式灵魂:亚里士多德与梅洛-庞蒂

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是特殊的形式,是生命躯体的第一现实性。生命躯体的种种精神能力属于灵魂。它们是生命体作为形式(灵魂)与质料(躯体)的结合体的与身具有的功能活动。形式的灵魂是具身的。但是,形式何以能够从肉身中产生却深深困扰着亚里士多德。梅洛-庞蒂服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灵魂的思想,但利用现象学的方法改造了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属性的灵魂,而把形式视为是神经系统的现象与结构。即形式产生自我们的肉身并构成了行为的结构。行为是具身的行为。     

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养成的始点

如何理解"习惯"概念及其在"德性养成"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引发了《尼各马可伦理学》研究者们的诸多争论,而亚里士多德关于"习惯是德性来源"的说明为我们回应上述争论留下了余地。如果"习惯"经由"品性"而与"道德"相关,"品性"是家庭和城邦对个体灵魂的塑造,那么人的灵魂就呈现出向家庭和城邦敞开的特质。在理性判断尚未完善之前,儿童和青年人通过"模仿"家庭和城邦中成员的行为而形成自己的感知模式和判断。"品性"源于"习惯","习惯"以"模仿"为起点,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勾勒出亚里士多德探究"德性养成"的思路,并为我们正确把握"德性养成"的始点提供了理论参考。     

“意志”缺席?“谁”来负责?——回应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一种批评

黄裕生、聂敏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展开批评,他们的逻辑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从根本上看以"知识"或"理性"为基础,因此错失了更为根本性的"意志"或"自由意志",其结果是无法"落实责任主体"或无法克服"普遍的责任危机"。故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在确立人类的伦理规范上"未曾有与儒家伦理学以及犹太-基督教相比拟的贡献"。本文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其实践哲学中阐明了远超出"理-欲"二元结构的丰富且复杂的灵魂结构与行动机制,其中在行为者实践生活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相似于康德后来称之为"决意"与"意志"的"情愿"与"明智希求"。实际上,康德与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大致是同心通理的。因而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不能"厚今薄古"或"厚古薄今",而应采取对所有大思想家的思想都友好而同情的"人类文明主义"态度。     

人何以致善——就亚里士多德有关思想与本耶特教授商榷

一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致善”(to become good)(Aristotle,Book II,2;下引仅注卷章序号)是人的道德成长的最高境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善人或恶人并非天生,而是在出生以后的现实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善人因其践行了美德行为(virtuous acts)而成其为善人,恶人因其践行了邪恶行为而成其为恶人。由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理性的思辨而在于实践,亦即“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知道何为美德,而是为了成为合乎善的人”(同上),因而,有两个问题便合乎逻辑地在整个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理论中居于实质和核心的地位:第一,什么样的人…     

直接经验对自主学习意愿的影响：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应用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自编直接经验、自主学习意愿等量表,以武汉地区402名中学生为被试,系统分析直接经验对自主学习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直接经验的积累可增强学习主体参与自主学习活动的意愿;直接经验对自主学习意愿的积极影响可通过行为态度等核心变量发挥间接效应实现,也可通过直接路径实现;直接经验与自主学习意愿的关系不受行为态度等核心变量调节。这些结果表明,直接经验是自主学习意愿的重要影响因子,对培养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具有重要价值。     

德性复兴与道德教育——兼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对德性伦理复兴的启示要求

德性伦理学复兴的要旨在于对规则伦理学的拒斥,通过对后者的行为评价体系进行一种德性论的"还原",以给行为评价提供一种前道德的评价依据;当代代表性的德性伦理学家都不同程度地对亚里士多德的带有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德性论具有排斥倾向;建立一种基于人性、德性和自然三者走向同一以及人生的意义与自然的意义走向同一之上的德性伦理学,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德性论对德性复兴运动深刻的启示要求,可能为伦理学研究的不利现状指出一个崭新的前进方向;德性伦理的复兴对我们的道德教育也提供了反思的契机,为道德教育提供了真实的理论依据和正确方向。     

自然本性与理性选择——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及其问题

现当代关于德性伦理学的研究从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了重要的资源,亚里士多德本人的伦理学概念系统则在现当代的讨论中得到了继承与重构。但其中很多细节问题却无法在讨论时被完全兼顾。对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中本性与理性这两个重要要素做出考察,可以一方面展示它们在思想史上的传承和推进,另一方面探讨其中蕴含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试论奥古斯丁著作中的意愿(voluntas)概念--以《论自由选择》和《忏悔录》为例

文章力图从对《论自由选择》和《忏悔录》的分析出发，重构奥古斯丁思想中的意愿概念，以及他在这一观念基础上对人的行为和道德责任的理论解析。奥古斯丁对恶的起源问题的神学关注赋予了他重思自由意愿这一古老问题的契机，他强调意愿作为灵魂能力的独立性，由此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对人的道德行为做出了不同于希腊罗马理智论传统的原创性分析。同时，意愿的独立性也确保了人选择不同行为模式的自由和实现自身本性的自由。正是这一自由确保我们成为自己行为的主人而为之承担颂扬或是责难，亦即道德责任的基础。奥古斯丁这一意愿理论也足以回应当代英美哲学尤其是Gilbert Ryle对意愿概念效用的责难。     

以行为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

近年来,德性伦理的复兴为伦理界注入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资源。致力于这个主题的人主要在关注亚里士多德以及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思想。米歇尔.斯洛特教授则认为,某种形式的以行为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也已经有了真正的希望和可能性。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斯洛特教授详细阐释了以行为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的可能性。作者详细分析了以行为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的基本内涵、分析并反驳了各种可能的对这一思想的反对意见,论证了以行为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的建构方法以及具体的应用性。     

“无意之罪” 何以归责?——哲学与精神分析论域下的“无意识意愿”及其伦理意蕴

从古希腊以来,行为的自愿性或有意性便被视为道德归责的依据,而经过基督教哲学对意志及其自由决断的探讨,人的道德主体性开始被明确奠基于自由意志之上。在此过程中,作为相关理论学说的试金石,并非出于自觉的意愿而导致的罪过即"无意之罪"的问题一再以不同形式被提出。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对于"不能自制"问题的分析,还是奥古斯丁对于情感最初波动之罪的考察,实际上都对意愿或意志活动的无意识维度及其伦理意蕴进行了揭示。时至现代,作为精神分析创立者的弗洛伊德通过对"无意识"的系统探究,深化了对于意志问题及其复杂性的理解,并正面勾勒出了某种"无意识意愿"的雏形。在此基础上,拉康在驳斥对欲望的自然主义解读并赋予欲望以特定伦理内涵的同时,也通过重新界定欲望、意志与理性的关系,并构想一种自愿为他者揽责而实现的自由,从而实现了对西方传统的哲学心理学与伦理观的创造性重构。     

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心理与行为的影响

采用工作不安全感问卷,对不同企业的223名员工进行调查,探讨了工作不安全感中各维度对员工心理与行为的具体影响。结果表明:(1)在工作执行和人际关系不安全感上,男女性别差异显著;在工作丧失、人际关系不安全感、群体组织公民行为以及留职意愿这四个维度上,不同企业类型差异显著。(2)工作丧失、工作执行,人际关系不安全感均对留职意愿有正向预测作用;过度竞争不安全感对群体组织公民行为及个体组织公民行为均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自愿、决定与品格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论道德责任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中,亚里士多德对"不自愿"行动的两个条件——受强迫和无知——重新加以了界定,由此推进了古代哲学对于道德责任问题的认识与探讨。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少数极端情况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受强迫"而做出的不自愿行动,多数混合性的行动尽管也受到外部压力,但是仍然可以归于自愿行动的范畴,行动者需要为此类行动负责。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区分不自愿的行动与非自愿的行动、出于无知的行动和处于无知的行动,亚里士多德将自愿性的焦点从柏拉图所强调的"真知识"转向行动者对于具体环境的把握与判断,并进一步转向行动者的品格。亚里士多德的讨论成功地避免了柏拉图理论中存在的不对称问题,在继续捍卫知识对于行动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前提下,也要求行动者同样为自己的美德与恶行以及品格的形成负责。这一观点不仅更加符合日常道德直观,同时也为道德哲学和道德心理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宗教信仰影响生育意愿吗?基于CGSS2010年数据的分析

随着我国低生育率时代的来临,学界对民众生育意愿的研究日甚,且形成了以经济学的视角为主导的分析路径,然而,面对我国宗教快速发展的现实,鲜有关于宗教信仰之于生育意愿影响的探讨.国外学界此领域的成果颇丰,并提出教义影响假设、社会性质假设和少数群体假设等经典判断.本研究基于CGSS2010年数据,立足于国情与国内研究现状,提出宗教教义、信徒内化以及宗教处境的分析框架,探讨宗教信仰对18-45周岁间的民众之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信教者的意愿生育数要高于非信教者;基督宗教信徒生育意愿要高于中国传统宗教信仰者;对于信徒来说,其宗教活动参与程度与意愿生育数呈正相关;宗教对个体的生育意愿有着独立的影响,但人口学、社会经济变量以及男孩偏好价值观等世俗因素亦影响其中.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国外学界的教义影响假设与社会特征假设之争,也证明了在生育意愿影响因素探讨中,经济学视角之外宗教观念影响路径的可能.     

初中学生道德推理、移情反应、亲社会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

抽取上海市初中三个年级217名学生为被试,通过对道德判断推理能力、移情反应、亲社会行为的测量和问卷调查,考察初中阶段学生在这三个方面的发展规律,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显示：道德判断推理与亲社会行为、与移情能力之问没有显著相关;移情能力中的个别指标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相关显著;在移情反应、亲社会行为水平、以及助人动机、帮助方式等方面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故事呈现方式不同会对故事与自己相关程度产生影响。     

从现代逻辑观点看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

§0 引言亚里士多德的直言三段论在逻辑史上具有不朽的价值。国际知名学者卢卡西维兹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中,从现代逻辑观点对之作了创造性的研究,开辟了用现代逻辑的工具研究逻辑史的新道路。但是,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有一些重要问题需进一步研究。本文第一部分讨论这些问题,提出了与卢卡西维兹的研究结果迥然不同的新观点。第二部分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原文,重新构造了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一个自然演绎系统,证明了一切有效式,排斥了一切无效式,并且十分简单地解决了判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