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圆融——马一浮心性论体系的建构与展开北大核心CSSCISSCI

马一浮的心性论体系在现代新儒学中颇具特色。他不仅视心性为传统文化的精髓,提出了"心兼理气、统性情"的逻辑架构,而且标举作为心性本具之理的六艺,通过对宋明心性论的整合与扬弃,体现了新儒学的心性义理精神。     

论儒学的真诚性与创发性——兼评当代儒学的“三偏”与“三正”

儒学在当代中国近三十年来有长足的发展,就儒学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显然有贞下起元的趋势。但当前儒学能否面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同时挑战,既克制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又基于理性建立整体的价值观点;既超越个体化的自由任性,又能在群体性中激励个体的创新,应是儒学当今追求的方向。事实上,儒学也面临着当前存在与发展的困境,这显然是儒学对自身的发展的历史不能有效掌握,对儒学的反思精神以及本体与宇宙的基础性不能有深切的认识所致。何以至此?固可以做出诸多解说,但如果未能维护儒学本有的真诚性,又未能持续发展其创生性,在自然有为的生命意义的自觉中,发挥儒学本有的德性精神与实践力行精神,贯注于理论的建设与文化价值的创建,则即有所获也必"既得之,必失之"。本文指出海峡两岸儒学发展各有一偏,一为唯识化的心性哲学,一为经学化的政治哲学,加上外来的只着眼关系主义的角色伦理,构成了当前儒学发展的"三偏"。相应此三者,本文提出了"三正"之说:相对于心性哲学,可以发展更具积极性的生命哲学;相对于经学政治哲学,可以论述易学与儒学的交互整合,形成一套向往以德法为本体的政治诉求;同时,可以提出生命责任伦理来规范极易流于表象主义与自欺欺人的角色伦理,合称"三正"。     

反思儒学的真诚性与创发性:兼论当代儒学的“三偏”“三正”与其精神信仰

儒学在当代中国近30年来有充足的发展,就儒学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显然有贞下起元的趋势。但当前儒学能否面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同时挑战,既克制现代性的工具理性而又基于理性建立整体的价值观点,既超越个体化的自由任性而又能在群体性中激励个体的创新,应是儒学当今追求的方向。事实上,儒学也面临着存在与发展的困境,这显然是儒学对自身的发展的历史不能有效地掌握,对儒学的反思精神以及本体与宇宙的基础性不能有深切的认识所致。至于与其他传统的哲学理念如何沟通而实现其独特性与独立性,更有待相互认知对等的深化。何以至此?固可以做出诸多解说,但如果未能维护儒学本有的真诚性,又未能持续发展其创生性,在自然有为的生命意义的自觉中,发挥儒学本有的德性精神与实践力行精神,贯注于理论的建设与文化价值的创建,则即有所获也必"既得之,必失之"。海峡两岸儒学发展各有一偏,一为唯识化的心性哲学,一为经学化的政治哲学,加上外来的只着眼于关系主义的角色伦理,构成了当前儒学发展的"三偏"。相应于此的"三正"之说是:相对于心性哲学可以发展更具积极性的生命哲学;相对于经学政治哲学可以论述易学与儒学的交互整合,形成一套向往以德法为本体的政治诉求;同时,可以提出生命责任伦理来规范极易流于表象主义与自欺欺人的角色伦理。     

真德秀《心经》与韩国儒学

所谓心法学,即系统阐释儒家圣贤认识心性、修养心性、自觉地把自己纳入道统谱系的学说。《心经》是真德秀辑录传统儒家经典与程朱理学关于心法学理论而辑成的一部有关心性修养的书,它始终围绕"治心"的主题,集中阐发了儒家的心性之学,极力倡导儒学心性修养工夫论,表现为与陆王心学迥然不同的心法学传统。1592年,程敏政附注《心经》并很快传入韩国。李退溪是韩国大儒,自称通过《心经》而把握朱子学乃至儒家心性之学的实质与精髓。退溪对《心经》的尊崇深深影响了韩国儒学的文化生态,促使韩国儒学心性论一步步走向心法学,并自觉地排斥陆王一系的心学范式。退溪在研究与接受《心经》心法学思想过程中,通过对门人弟子讲授《心经》及其"附注"而形成了退溪学派对《心经》的推崇,并影响到以栗谷为宗的畿湖学派和以丁若镛为代表的实学派。可见,《心经》和《心经附注》已成为韩国心性之学的阐释与建构的重要思想载体,对韩国儒学影响至深。     

儒学心性论的历史进程

儒学心性论在历史上有一个相循相续的发展过程,孟子强调心性的合一性,荀子突 出心性的相分性。程朱认为心性通而不同,有荀学的痕迹;陆王坚持心即性,以孟学为旨归。在现 代新儒学中,冯友兰走的是程朱的路,其学是程朱之学的延伸,熊十力、牟宗三走的是陆王的路,其 学是陆王之学的发展。     

在传承与创新中推动儒学的开展——基于“人类精神生命”维度的思考

正儒学在当代的开展虽然如火如荼,但实际效果仍然不够理想,以致人们褒贬不一。那么,儒学应该怎样开展呢?这里拟借助"人类精神生命"维度,基于"传承"与"创新"内涵,尝试性地提供些许或有积极意义的思考。儒学为什么要传承?有些朋友较多强调其特殊性,即儒学对中华民族的意义。这种思路自然值得肯定。但儒学之所以应该被传承,或许更应从其作为"人类精神生命"的维度来肯定。这是因为:其一,传承儒学是对人类精神生命的珍惜和尊重。人类文明的创造,开始于人类在地球上的生     

“心性之学”与无神论

中华民族具有无神论的文化传统,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心性之学"。它产生于我们对人的"天命"的追求;要想实现人的"天命",人们就必须走上"大学之道";对"天命"的追求使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我们现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则是这一传统的延续,所以就应当继续坚持儒学所开辟的正确方向,深入认识并实现人的"天命"。     

儒学之真精神探讨 ——记上海文庙第七届“与孔子对话”学术研讨会

正何为儒学之真精神?或曰何为孔子之真精神?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人们所批判的孔子只是"假孔子",而"真孔子"的面目已被历史所遮蔽。于是,他发誓要恢复孔子儒家的本来面目——"孔子之真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现在的情况当然已非昔比,"复新儒学"成为儒学研究的潮流。但对孔子、儒学的解读和观点却五花八门,其中又有所谓"汉学主义",用西学来解读中国传统儒学,弄得孔子和儒学面目全非,也出现了真孔子、假孔子还是洋孔子的现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儒学之真精神"的问题。这对于儒学研究和     

儒学与宪法三题

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儒学面临了全面的"去建制化"困境,民初制宪中的儒学"入宪"与"出宪"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在儒学最终告别宪法后,中国的法律制度在形式上彻底地"去儒家化"。但宪法是现代政治最重要的价值载体,复兴中的儒学不可避免地再次面临其宪法定位的问题。现代的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正式重启了有关儒学宪法性意义的讨论。不过,两者都过分地偏重于儒学直接的宪法性意义。而实际上,儒学间接的宪法性意义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它亦是儒学在现代宪法中最有可能的定位。儒学应该以"公民宗教"的身份间接地支持中国的宪政主义,同时,它还应保持其独立的价值系统的地位,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形成外在的批判、制约。     

重提儒家心性论的现代化课题

从先秦思孟学派到宋明儒学,再到现代新儒学,心性论一直占据着核心和枢纽的地位。牟宗三在康德道德哲学的参照下,清楚地揭示了儒家心性论中所蕴含的道德主体性观念,但他同时也难免将康德的那种先验思维和话语移植到儒家心性论中来。然而,心性论诠释中的先验话语应当受到经验话语的限制,理解儒学心性论应当是理解其形上学及宇宙论的基础,而不应该反过来,首先根据某种形上学或宇宙论立场来定位儒学所论之心性,赋予后者以先验的或超越的性质,忽视它们在经验心理学意义上的真实来源和运作方式。自然主义在当今世界哲坛风头正劲,儒家心性论研究也有必要采纳自然主义进路,破除人—动物、社会属性—自然属性、生物性—道德性等二元论,重视人之心性的发展性与复杂性。将儒家心性论自然化,是儒家思想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心性论与早期中国儒家哲学”高端论坛综述

正2016年10月22~23日,由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心性论与早期中国儒家哲学"高端论坛在山东济南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大学、安徽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华侨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浙江省委党校、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4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围绕儒家心性论总论、先秦儒家心性论、宋明及港台新儒家心性论、早期儒家心性论与西方思想比较等议题展开了     

孔子“中庸”的“时中”境域——兼评当代新儒家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条路径

当代新儒家存在着心性儒学重良知本体与政治儒学重王道仁政的分歧,但都较少关注孔子"中庸"的"时中"维度。实际上,孔子"中庸"的"时中"思想正是中国先秦儒家本原文化对世界思想史的独特贡献,它所蕴含的从"慎独"到"群治"的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平衡,构成了对于当代西方个人主义和党派政治所存弊端的纠偏。孔子"中庸"之"时中"至少具有这样几个维度:一是"时"与"位"相称的"正名";二是"时"与"学"相契的"好学";三是"时"与"教"相合的"教化";四是"时"与"权"结合的"权变"。从这几个角度切入,可望打通儒家的内圣外王之路,解决当代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分歧,并令孔子的"中庸"思想在当代思想世界重新焕发光彩。     

原道书院成立 学者座谈回应 李明辉关于大陆新儒学的批评

3月28目,原道书院在北京成立。书院主办者是中国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陈明,在中国当代新儒家中素有"南蒋庆,北陈明"之说。其中的北陈明是《原道》创办人,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书院建于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常乐村,书院门上有陈明撰写的门联:"翠湖有雨吟洙泗,云过西山诵舞雩"。陈明介绍,"翠湖边,西山下,这是地望;洙泗、舞雩都是儒家符号。选择舞雩二字,一方面有对夫子‘吾与点'之境界的向往,表达的是我自己的个性气质;另一方面则是有对天之神圣性的信仰和崇敬,也可以说是对大陆儒学的宗教学话语范式的呼应吧。"李明辉是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也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弟子。其学术研究方向以儒家哲学、康德哲学和伦理学为主,著有《儒家与康德》《儒学与现代意识》《康德伦理学与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当代儒学之自我转化》等书。2014年12月,他受邀至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授"中西哲学中恶与原罪",期间接受了澎湃新闻的独家专访表达了对"大陆新儒家"说法的不认同。他指出,现在所谓的"大陆新儒家"是主要以蒋庆为中心,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的自我标榜。此外,他也不赞同"大陆新儒家"对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的区分。在他看来,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在儒家的传统里本来就无法划分开来。在原道书院成立当天举行了学术座谈会。与会学者纷纷发言回应李明辉关于大陆新儒学的批评。现将座谈会有关内容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兼别之辨”与先秦儒墨论战的几个诠释维度

先秦时期,儒、墨同为显学,墨子批判周、孔,后来的孟、荀又批判墨子。20世纪以来,儒学几经波折,然根基从未断过;墨学不温不火,却亦有复兴之迹象。近年来,儒、墨两家在思想形态上又有新的发展:其一,新儒家内部当中,"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间的论战愈演愈烈;其二,在应对现代性问题上,以新墨家为代表的新子学开始跃跃欲试,正逐步跻身主流学术交锋的行列。基于以上内容,从逻辑、义理两个角度出发,即可得出"兼以易别"乃墨家思想之逻辑起点的结论;而以"兼别之辨"为切入点,可便于探讨古今儒、墨两家论战当中所涉及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先秦儒家心性论的伦理特征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现代研究儒学的许多中外学者常把儒家学说概括为道德哲学、伦理哲学,这确实抓住了儒学的重要特点。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就会发现儒学的这个特点是由它的心性论所决定的,因此也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心性之学,它具有道德理性主义的特征。心性论是研究人的本质、本性和自我价值及其如何实现等问题的哲学理论。它探讨人与自然(天)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说明人的生命、情欲、知觉和道德理性,精神自由以及心性修养方法     

梁漱溟的人生态度与"心性"说

梁漱溟在探索人生价值和中国出路两大问题的过程中,运用直觉的、理智的、理性的方法,构建起自己的"心性"学说和"无私的感情"等道德伦理观念,为新儒学伦理思想提供了理论上的新方法.     

儒学意蕴新析

儒学称谓始于汉，“河间献王德……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儒学，简言之是指儒家的学问、学说的总和，进而追问儒学的主旨是什么?是指以周孔之学的发生、发展、演变为对象，以求索自然、社会、人生的所当然和所以然为宗旨，以仁礼贯通天、地、人为核心，以天人、义利、心性的融突和合为目标，以成圣为终极关怀的学说。     

北宋心性之学的发展与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北大核心CSSCISSCI

面对佛道之学的挑战,宋初儒者认识到必须弥补儒学心性论的缺陷,建立起与佛道之学相颉颃的心性理论。为此,他们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心性论领域,展开心性理论的探讨。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中庸》、《孟子》逐渐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论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四书》成为儒家重要的思想学术资源,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四书》进行了阐释、利用与发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四书》学。     

佛教“敬”的内向语义发展与程朱持敬论

宋明儒者承继先秦儒学提出持敬论,把"敬"看作人格修养的方式之一。在先秦儒学中,"敬"主要表示谨慎谦卑、严肃认真的处世态度和行事方式,是道德伦理层面的要求,与宋明理学的"敬"有较大距离。考察佛经译本中"敬"字语义的变化发展,可以发现佛经中的"敬"除了表"礼敬"之外,还常常与"信""爱"等抽象心理动词连用,并由此感染了信奉、喜爱、爱戴等词义。这种语义发展的内向性特点,显然与佛教的心性论和工夫论有关。理学心性论受佛教的影响较大,可以说,佛教"敬"的内向语义发展为程朱持敬论的提出做了语义上的准备。     

明代儒学气学传统的回归及走向——以“太虚”诠释为中心

明代学者对"太虚"的诠释,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气学的风格取向。具体而言,在"后理学"视野下,明代儒者批判性地继承了"太虚"概念,对太虚进行了本体论建构,表现出回归气学的倾向。在此基础上,又将"太虚"与"心"并论,呈现出以气论心性的学术路径,并最终将"太虚"作为伦理价值的归宿。从中可以看出,"太虚"内涵是一个逐渐深化丰富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反映了明代儒学演进历程中对以往气学传统的继承。梳理这一过程,不仅为理解明代学术变迁及宋明儒学转承的内在理路提供一个视角,也可为解读儒学内部的气学传统及儒学史的演进开辟新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