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圣”即“王道”——荀子思想的还原与建构

从秩序确立的角度看待荀子思想,伦理层面的"圣人"与政治层面的"王道"无疑是最终指向。但从秩序确立的最终依据来说,无论是荀子的"性恶论"还是"礼"思想都无法作为上述二者的普遍化价值根据。也正因此,相关研究在努力为"圣人"与"王道"寻找稳固价值根基的同时,还要试图证明荀子思想成就"圣人"与"王道"的方式如何与先秦儒家基本理路保持一致,亦即通过个人道德自化来实现良性政治。事实上,这种尝试不仅直接关涉荀子思想在"道统"脉络中的重新定位,而且还可以从政治实操性的角度重新理解汉代荀子思想传承脉络与"经学"最终确立的相互关系。故而,为荀子伦理及政治思想寻求统一的价值根基,并进而证明荀子德性伦理政治秩序的内在理路,就成为关键环节。事实上,荀子思想中的人间秩序既不来源于现实时间线索上的先王法度,也不植根于抽象逻辑链条中的某一先天概念,而是通过对三代以来"宇宙论"秩序模式的翻转而来。在以"六经"所构筑的秩序模式下,只有人世间的统治者才能从天地之间获得"圣人"与"王道"的相互统一。但在荀子思想的秩序模式下,每一个"涂人"都可以从天地之间获得接近"圣人"的资格,继而通过自身实践活动获得人世间差等秩序架构中的具体位置,并最终成就"王道"政治。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不仅荀子思想中"性""礼""心""群"等概念得到还原与建构,证明了德性伦理政治的理论贯通;而且荀子还以这种诸子式的理论创构完成其对"六经"的重新解读,并进而体现出最初"经子关系"的实质涵义。     

礼制的规范与人性的理解——荀子人性新论

荀子对"性"概念的界定是属于"生之谓性",是指人基于其自然生命之上种种生理及心理的本能和欲望。孟子的"性"是基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而立言,而荀子的"性"则相反,其所指恰恰是人与禽兽之共通性的属性而言。从广义上来说,荀子人性论内涵心、性、情、欲四者;从狭义上来讲,荀子人性论主要是指情与欲二者。荀子通过外在的"礼"与内在的"心"实现了人性的自然性向符合社会规范的社会性转换,这也是人的自然性向社会性转变的过程。     

略述荀子的道法自然观——兼论荀子思想以道释儒的特点

学术界关于道家与荀子关系的研究颇多,对其中荀子的"道法自然"观研究则相对匮乏。"道法自然"观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对荀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荀子的"道法自然"观由他的"道"论和"自然观"组成,体现出"道法本身的自然"特点,并以此来指导他的人性论和政治思想。荀子的"道法自然"观突出人为因素,并用儒家修养方法和"礼法并举"的思想改造自然人性和"无为"政治,是一种以道释儒的过程。荀子"以道释儒"使"道法自然"观与儒家思想体系更加契合,对汉代儒道融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有为排荀及其原因

康有为早年推崇荀子,将荀子与孟子一起并称为孔门战国时期的"二伯"。后来,康有为转向"美孟而剧荀",荀子的地位一落千丈,变成了从内部破坏孔子大道的罪魁祸首。康有为也由早年尊荀转向了排荀。康有为排荀具有复杂的深层原因和心理动机,归根结底受制于他的孔学观。具体地说,康有为对荀子的态度取决于对荀子与孔子关系的认定,并且是伴随着对荀子与孟子的比较完成的。因此,探究康有为排荀的原因,不仅可以窥见康有为思想的变化,而且可以从中体悟荀子在近代的命运。     

论旬子与《周易》的关系兼及"六经并称"的时代问题

刘向称荀子"善为<易>",但文献所载<易>的传系中没有荀子.本文对荀子易学的渊源、荀子引<易>说<易>的特点、荀子与<易传>的关系以及"六经并称"的时代问题进行了探讨.     

惠栋微言荀子蠡测

惠栋喜微言主要是因为满清的文化高压,微言荀子乃是为探究"礼"背后的义理根据,以期典章制度的革故鼎新。惠栋微言荀子的大意有三:第一,指出宋儒所谓的"十六字心传"实际上渊源于荀子;第二,调和孟荀;第三,荀子的"礼学"渊源于子夏"礼后"之说,乃孔门真传。惠栋微言荀子极大地推动了清代中叶的荀学复兴,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出官方结论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重新研究和评估《荀子》扫清了障碍。     

荀子思想中的“友善”资源探析

荀子思想中蕴含着有助于培育"友善"价值观的丰厚资源,荀子"礼"的思想对当代中国以"规范"促友善风气的养成有启发;荀子"不怨天、不尤人"的人生态度对引导当代人树立积极的社会心态、营造有利于友善实施的心理环境有借鉴;荀子所倡导的君子行为方式对指导日常生活中的友善行为有教益。培育友善价值观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滋养,荀子的这些思想符合社会心理发展的一般规律,契合当代中国道德治理的基本路向,值得重视。     

性朴、性恶与向善:荀子人性学说的三个层次

荀子将人性定义为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包括人的欲望、情感、材质和能力等内容。荀子的人性学说包括三个层次:其一,性朴是荀子对人性的基本认定,这是对"生之谓性"古义的继承;其二,性恶是荀子人性学说的独特贡献,这是关注人性消极的层面(欲)的结果;其三,人性向善是荀子对儒家基本立场的坚守,包括人性应该向善、愿意向善、能够向善等内容,并给出了礼义、师法与乐等向善的途径。荀子的人性学说层层递进、逻辑清晰,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诠释荀子的人性学说时,首先要注重其层次性,其次要处理好文本上的"矛盾",再次要跳出以孟判荀的窠臼,最后要掌握好诠释的度。     

“法儒”还是“儒法”?——荀子与法家关系重估

荀子与后期法家(李斯、韩非等)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史课题。荀子对法家人物采取批评的态度,对法家的法、术、势理念也并不认同,是能守住儒家之为儒家的根本价值的。诚然,荀子构建的制度化礼学,包含有一种强势性和僵化的可能,所以是"大醇而小疵"。而后期法家虽然对儒学进行过系统学习,但因根本出发点的不同,反而以此为资源来排斥儒家,并建构了法家自身的理论。因此,荀子和法家之间更多的是距离感,而不是亲和关系;荀子当为"法儒"而不是"儒法"。     

义势两辨荣辱相分——荀子荣辱观及其当代启示

荀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系统论述荣辱观的思想家,他在<正论>篇里提出了著名的"义荣"、"势荣"、"义辱"、"势辱"概念.先秦儒家三大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在荣辱观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荣辱观主要通过荣誉感的激励功能与羞耻感的约束功能发挥其道德评价与选择功能.荀子以先义后利为荣,追求内在的义荣的思想为我们当前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

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主要围绕两个方面:第一,对思孟学派的"法先王"思想进行批判。荀子不仅提出"法后王",也主张"法先王",并认为"先王之道"与"后王之道"是相同的,而其主要内容是礼乐制度。思孟学派主张"法先王",主要内容是效法先王的"禅让"与"仁政",因此受到荀子的激烈批判。第二,对"思孟五行"进行批判。"思孟五行"具体所指,历来众说不一,新出土的简帛材料揭示了思孟五行的内容。战国初期的子思比类原始五行思想创建了关于人的德行的"五行"说,这在荀子看来是"无类";又因早期《五行》没有解、说,因此被荀子批判为"无解"、"无说"。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是儒学在发展过程中依时代不同不断调整的结果,同时也促进了儒家学说的不断完善。     

荀子“礼”教的伦理秩序向度及其逻辑

与孔孟不同,面对战国末期伦理秩序的深度危机,荀子重新阐释了"礼",并以礼为核心系统重构了儒家的伦理与教化理想。荀子高扬儒家之礼教乃缘起于他对"人"的重新认识,从"人生不能无群"和情欲的恶之趋向来强调礼教的必要与紧迫。荀子的"群"是个体经由礼之普遍化而向之归复的伦理共同体,"和"与"一"是"群"的旨向与价值特征。但荀子认为"群居和一"的价值合理性不源于天道,而源于人道的觉醒。荀子视"礼"为人道之极,从"道"的高度揭释"礼"的本质,从而使礼之教化与人伦秩序落成获得内在的价值皈依。最后,荀子以礼定分以别异,以乐治心以合同,礼乐之统使教与化、规范与德性、秩序与和谐相互融通而落实于人心。     

朱熹视域中的荀子人性论

朱熹在对性之内涵及其与心、情、欲之关系的理解上与荀子相异。朱熹最为指责荀子人性论的一点在于其不能接受荀子将人性设定为恶,他坚持性理本体的善的绝对性,而只承认恶是由后起的气质所引起。在修养论和工夫论方面,朱熹与荀子却有诸多相通之处,他们都强调学习、致知的重要性,并且朱熹认可荀子提出的对"偷则自行"之心的拟制和对"使之则谋"之心的塑造。     

从"性"、"命"概念的演化看《易传》的著作年代及思想渊源

本文通过对先秦儒学"性"、"命"概念之演化与发展的历史考察,指出:《易传》的性命之论与《中庸》、楚简、孟学相契,而与荀学不类;《易传》的创作年代是在荀子之前之思孟学派形成和兴盛时期,而不是在荀子之后。     

荀子的政制设计与学派归属

以往学者判断荀子的学派归属,或基于其心性论,或基于其道德观;而单从心性论或者道德观,似不足以对荀子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做出评价。为此,本文引入政治体制的维度,从其政治思想与道德思想的内在关联出发,重新审视荀子的学派归属问题。本文认为,荀子号称"审周道"以建制,但它所建构的政治体制并非周制而是秦制。荀子考察秦国之后,对其治道赞赏有加,对其"无儒"深表遗憾,试图通过"治人"将儒家道德植入秦国的"治法"之上。但是,由于他的礼义过度政治化、外在化和形式化,导致荀学中的礼演变为与法相类似的强制性规范,从而使儒家道德发生异变,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蜕变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可见,荀学中"治人"与"治法"的矛盾,是法家政制与儒家道德矛盾的外化,最后不是儒家的治人驯服了法家的治法,而是法家的治法扭曲了儒家的治人。因此,从道德和政治思想两方面来看,荀子很难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儒家,而是受儒家影响的法家即"儒法"。荀学的出现,适应了秦以后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君主专制模式的思想基础。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建立,必须超越荀学的"卡夫丁峡谷"。     

荀子“性”概念的元伦理学考察

基于以荀解荀的方法论自觉,本文取一种元伦理学的进路,在荀子本人"共名与别名"的逻辑架构之下,内在于荀子哲学的固有脉络考察和分析了荀子"性"概念的多重意涵,揭示了荀子人性理论的多层次性,进而在道德主体的理论层面探讨了荀子人性观念的语境、意义及其哲学重构的可能性。本文以如下三个基本问题为线索:第一,荀子的性恶观念在何种意义上是成立的?第二,既言性恶,则善从何而来?易言之,善在荀子那里是否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先天根据?第三,如果对第二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否就意味着荀子人性理论中存在着结构性的悖论和矛盾?通过对这样三个基本问题的讨论,本文认为,荀子的"性"概念乃是一种结构论的人性观念,而非本质论的人性观念。     

荀子法治思想研究

<正>荀子"隆礼",但又"重法"。他往往将礼法并提,说:"治之经,礼与刑。"(《荀子·成相》,下引《荀子》只注篇名)"刑"也就是"法"1。他认为治理好国家的关键,就在于礼义和法制,"礼"和"法"是治国的最高原则。又说:"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道》)"至",极,使……成为最高。"至法",使法制高于一切。这是说推崇礼义,使法制高于一切,那么国家就会正常,就会太平。在"礼"与"法"的关系上,我们知道,"隆礼"是荀子思想的核心,礼治主义是荀子政治学说     

从《汉书·艺文志》看荀子的学派归属

《汉书·艺文志》最早对"儒家"概念作出明确规定,并认定荀子属于儒家一派。荀子提倡读经,精研"五经",以经典为理据,对《易经》也多有研究,称其"游文于六经之中"合乎实际。荀子"留意于仁义之际",对儒家的仁义之学多有创造性阐释,"祖述尧舜"不遗余力,其"法后王"之论即《汉志》所说"宪章文武"。在与孔子的关系问题上,荀子是继孟子之后又一"宗师仲尼"的典范。《汉志》将荀子划为儒家学者具有充分的理据。     

《劝学》教人学什么?——荀子对孔子“君子学”思想的继承与阐发

《荀子·劝学》不仅开篇的论述别具深意,暗示了荀子的教诲是对"有志于成为君子的人"说的,而且整个篇章全面继承和阐发了孔子的"君子学"思想,鲜明地揭示了孔子"由礼行仁"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荀子承续孔子的思想见识,既区分无心向学的人与有志从学的人,又辨明立志向学者的德性或知性品级的差异,强调对不同德性品级的人应该实行不同的教诲。由此进一步,荀子不仅揭示了成为士君子的修学途径与内容,而且指明了有志学人从学受教的原则,即亲贤师与隆礼义。荀子希望通过礼义教化培养出德行完美的儒家士君子,并谨防有志学人因不懂得修学礼义而误入歧途,学成了一个陋儒或散儒。     

重建社会秩序的荀子思想

荀子认为,"群"使人得以生存,重建社会秩序的目标是"群居和一",包括群的质量保证和群的规模扩大。"明分使群"是荀子建构社会秩序的形式,"分"使"群"成为可能,社会等级秩序和职业分工体系构成了"明分"的主体内容,二者纵横交错,构织成一张社会秩序网,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在这张网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义"又使"分"成为可能,"义"代表"公",也就是"群"的利益和价值;"义"的对立面是"利","利"代表"私",也就是"己"的利益和价值;荀子希望建立群己之间的和谐关系,表现为他重义轻利但不弃利;荀子比孔孟更加无条件地强调社会利益,比孔孟更为右倾。荀子认为"礼"使"义"成为可能,"礼"是荀子重建社会秩序的"主路","乐"和"刑罚"是荀子重建社会秩序的两条"辅道";和孔孟不同的是,荀子认为"礼"对于社会成员来说是外在的、人为的、强制的行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