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中国逻辑史”学术研讨会

2016年9月2—3日在中山大学召开,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主办,台湾大学哲学系协办。来自全国2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4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围绕逻辑观与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中国文化与中国逻辑史研究、中国哲学与中国逻辑史研究、中国科技史与中国逻辑史研究等议题展开讨论,对中国逻辑史原有的研究对象,如《公孙龙子》《墨经》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并将中国逻辑史的论域扩展到了算学、医学等领域。     

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三种立场

先秦时期有没有逻辑,如果有逻辑,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自从梁启超开始研究墨家论理学(逻辑学)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就开始了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西方逻辑学的争论.例如,梁启超、虞愚等学者认为中国先秦时期有西方那样的逻辑学,当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先秦时期没有西方亚里士多德那样的逻辑学.建国后,关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中国逻辑史界一直存在着分歧.自1980年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在广州成立以来,开始了有组织的学术讨论和集体研究,使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史的研究以前所未有的成果面世,出现了大量的论文、著作和教材.从这些著作和论文看,20世纪80-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国逻辑史界关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问题,主要有三种观点,即中国逻辑史是名学和辩学史、是中国形式逻辑的思想发展史、是中国古代符号学史.     

中国逻辑史应坚持科学的对比研究

中国逻辑史界在完成大型的《中国逻辑史资料选》(五卷本)和《中国逻辑史》(五卷本)以后,围绕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逻史研究水平的问题,开始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要提高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水平,就应该扩大对古代政治、哲学、语言等其它方面的研究范围,逻辑史就应该是中国古汉语的语义学史。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认为,搞好古文经典的校释,准确理解古文经典的原意,自然是提高中国逻辑史研究水平的基础,但提高现代逻辑科学(这里也包括正确的传统逻辑知识——下同)的水平,学会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加强科学的对比研究,乃是提高中国逻辑史研究水平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方法。我国对古代逻辑的自觉研究始于半个多世纪前的章太炎和梁启超,章太炎写有《原名》     

对象的明确和方法的更新──论有关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最近几年,关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产生了一系列争论。关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传统）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古汉语的语义学;内涵逻辑;自然语言逻辑;等等。关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现代逻辑;传统逻辑;自然语言逻辑;语义学;等等。这些争论对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无疑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在这些讨论中,在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模糊认识,这对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无疑又是十分不利的。本文仅就几个基本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一、对象问题当我…     

回顾与前瞻:中国逻辑史研究30年

回顾与前瞻:中国逻辑史研究30年全国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7月17-20日在贵州省毕节市举行,来自18个单位的6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主办,毕节学院逻辑与文化研究中心和中国语言文学系承办,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邹崇理代表中国逻     

梁启超范式与中国逻辑史研究

逻辑学东渐,启发了梁启超的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用西方传统逻辑研究墨家逻辑形成了梁启超研究范式,并影响着中国逻辑史的百年研究。在对其研究范式的肯定与否定的争论中,形成了三种主要立场：中国形式逻辑史、中国名学与辩学史、中国符号学史。我们认为,逻辑观的问题是解决中国逻辑史界论争的关键。     

中国逻辑史专栏:编者导语

<正>百年中国逻辑史研究大致可以归为两类:梁启超范式和张东荪范式。梁启超范式是以西方演绎与归纳逻辑类型研究中国传统逻辑,这类研究基于逻辑的普遍性观念;张东荪范式以文化类型研究中国传统逻辑,这类研究取消逻辑的普遍性。此两种研究范式孰是孰非的争论在中国逻辑史界并没有消停,     

关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几点看法

近10年来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和进步。突出的成果有依靠集体的力量完成的五卷本《中国逻辑史》和五卷本《中国逻辑史资料选》,以及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教材《中国逻辑史教程》等。从思想上讲,大多数同志认识到了中国认识论史和中国辩证法史不能代替中国逻辑史;认识到了所谓逻辑史,不是用逻辑的历史,而是讲逻辑的历史。     

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2001年学术研讨会召开

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 2 0 0 1年学术研讨会于 2 0 0 1年 10月 2 0日至 2 2日在河南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 2 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对 2 0世纪中国逻辑史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对新时期的研究工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设想。刘培育教授强调了在中国逻辑     

编者导语

<正>现代逻辑是一个广泛的领域,自从弗雷格、皮尔士等创立以来,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数理逻辑黄金时代"和70年代的"哲学逻辑黄金时代"。逻辑也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概念。20世纪前30年间,我们大致可以说逻辑就是类型论;一阶逻辑成为大写的逻辑(the logic)则要     

再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在1980年召开的中国逻辑史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全国的中国逻辑史工作者曾就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法进行了集中、热烈的讨论,当时我亦就中国逻辑史的对象和方法发表过意见。(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国逻辑史研究》)大家经过讨论,除对辩证逻辑的学科性质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外,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承认,中国逻辑史应以中     

在寺庙故事与城市生活之间——韩书瑞眼中的北京宗教与社会(1400-1900)

20世纪70年代初期,海外学界开始注重研究社会下层,这一社会史领域的研究转向,诱发出20世纪后期国内盛极一时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研究热潮,中等社会研究、下层社会研究蔚成时尚.     

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自然语言逻辑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现代逻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学科,是当今逻辑领域中极具生命力的重要分支."[1]本文将在阐释什么是自然语言逻辑的基础上,扼要分析其研究现状、发展趋势.     

中国逻辑史第五次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

1988年7月中旬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中国逻辑史第五次学术讨论会。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端、中国逻辑思想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如何把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如何改善中国逻辑史的教学和普及等问题。关于中国逻辑思想的发端问题。在已经或即将出版的中国逻辑史著作中,不少是把邓析列为先秦     

中国道教思想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兴起,中国道教学研究日趋活跃,成果渐丰。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道教史、道教哲学的角度介入道教思想史研究,使道教思想史的学科建设有所进展。但从总体上看,中国道教思想史研究作为道教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在学术界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名学、辩学的文化解读

早在中国近现代时期,一些文化学人就开始研究中国先秦逻辑史,时至今日,研究中国先秦逻辑的成果大量问世。关于中国先秦逻辑与西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关系一直是争议的问题。一些前贤认为墨家辩学就是亚氏逻辑,这种观念影响着当今逻辑史界部分学者对中国先秦逻辑的研究。...     

创新——民族进步的灵魂——访著名学者刘培育

刘培育,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金岳霖学术基金会秘书长,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刘先生196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取中国科学院哲学所逻辑专业研究生,师从金岳霖和周全礼先生.毕业后留本院主要从事中国逻辑史研究,并兼及其它相关领域.刘先生研究成果丰厚.主要有《先秦逻辑史》、《中国逻辑思想史教程》等10余部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近年来刘先生十分关注创新思维研究,积极参与创新思维教育活动,     

“2014年全国现代逻辑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10月25–26日,由中国逻辑学会现代逻辑专业委员会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承办的"2014年全国现代逻辑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包括数理逻辑、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现代逻辑史等内容,旨在让现代逻辑研究者们汇报各自在现代逻辑领域取得的     

《墨经》逻辑是中国古代(传统)形式逻辑的杰出代表——评所谓“论辩逻辑”、“非形式逻辑”和“前形式逻辑”说

<正> 在中国古代逻辑史的研究上,梁启超最早于1904年撰写了《墨子之论理学》一文,试图用西方传统逻辑的观点概要介绍了《墨经》中的逻辑思想。1922年,作为我国第一本中国逻辑史专著、胡适的英文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在国内出版,也肯定了《墨经》六篇中有重要的逻辑推理学说。自此以后,《墨经》逻辑就成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几乎所有涉及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通史或段史著作都把墨经逻辑作为中国古代逻辑的重点和主要代表,对墨经逻辑思想的发掘也越来越丰富。解放后还先后出版了四本墨经逻辑的专著,而且都把墨经逻辑描述为一个相当完整、相当科学的理论体系,称之为“墨经逻辑学”或     

《易经》与中国的类比逻辑

早在八十年代初,即中国逻辑史研究会成立伊始,就开展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对象与方法的讨论,并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十几年过去,中国逻辑史研究工作者以西方传统逻辑为底色,对中国逻辑史进行了专题、段代、全史的描绘,无论淡妆还是浓抹,中国逻辑史的面貌,总算得到了比较清晰的展示。就象人类学家们孜孜以求人类究竟起源于几个种类的答案一样,文化史专家们也因为东西方文化之间有明显的差异而苦苦探索着这两种文化的形成机制。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作为中国逻辑史研究工作者,也应该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对中华民族的逻辑思维包括推理形式进行深入的考察,分析它的形成机制和独特的形式结构。有了这样的基础,才有可能通过与西方逻辑的比较研究,揭示两者之间的同异,将中国逻辑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