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悲观归纳”与“伪肯定谬误论”的回应

<正>当代科学实在论最重要的辩护模式是"非奇迹论证"(No Miracles Argument,简称NMA),但劳丹等人利用著名的"悲观归纳"(the Pessimistic Induction,简称PMI),强有力地揭示了NMA的理论困境——它与科学发展的实际历史不符。时至今日,科学实在论的一个重要任务还是要回答"悲观     

论“演绎”和归纳-演绎区分(英文)

几乎所有逻辑学导论教科书对"演绎"的定义都鼓励我们相信,归纳-演绎的区分存在于各种论证中,而且"演绎"的外延是明确的论证类。这篇论文中我们论证这种思路是错误的。特别地,我们辩护以下观点:为得到归纳-演绎区分而使用的典型的"演绎"之定义,要么太狭隘,要么不够充分。基于一个对归纳-演绎区分的收缩式理解,我们得到以下结论:该区分的内容没有超出批判性思维的两类核心问题。     

解决休谟问题的一个尝试——论归纳的局部辩护及其应用

本文着重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讨论了解决休谟问题的一种新思路。文章首先讨论了局部辩护的思想,然后应用局部辩护方法对归纳概率逻辑两大类型七个流派的归纳概率推理作了局部辩护,同时界定了它们各自的适用范围。从而说明运用基于实践的局部辩护可以证明归纳推理的合理性,这样就以新的思路解决了休谟问题。     

转折与革命——逻辑经验主义的数学哲学:从《逻辑哲学论》到《逻辑句法》

与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之前的形式相比,逻辑和数学哲学是最具逻辑经验主义特征的。逻辑经验主义不仅因此得名,而且也为科学经验主义的成功点燃了希望。然而,经验主义者的心理主义与实证主义者的逻辑主义对数学本质的探讨始终不能达成共识。基于这种背景,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发表对于维也纳小组的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逻辑经验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的数学哲学都是植根于《逻辑哲学论》的。本文在第一部分阐释了它何以成为该学派在"哲学上的转折点"。而维也纳学派从一开始就试图对《逻辑哲学论》进行革新,使之服务于其本身的纲领。本文在第二部分着重探讨了他们关于这些问题所展开的激烈讨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31年卡尔纳普提出了"句法"纲领,该纲领从根本上超越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原有框架。但由于当时欧洲逻辑经验主义者受到纳粹的迫害而四分五散,"句法"观点并未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在第三、第四部分具体分析了逻辑经验主义如何由《逻辑哲学论》向"句法"思想转变的过程。     

大数据经验主义——如何看待理论、因果与规律

大数据时代的领军人物的诸多观点与经验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尤其是南茜·卡特莱特倡导的新经验主义的观点极其相似。比如说,他们认为基本定律是不存在的、大数据时代不需要理论;大数据时代相关性替代了因果性;世界是斑杂的,大数据时代世界的本质是数据,是混乱的。我们不否认大数据方法论,并认为数据和大数据在科学与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但并不赞同大数据经验主义对大数据神化的观点。     

《论科学发现的模式》

迄今为止,科学发现的理论或方法论,不论是经验主义的,理性主义的,还是直觉主义,都不能令人满意。在这里,设定一种包含了归纳、假说—演绎和逆推的方法的科     

波普尔、归纳问题与理性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是否真地解决了休谟的归纳问题,学界的回答通常是否定的,人们认为,波普尔所谓的证伪主义暗中引入了归纳。艾伦·马斯格雷夫于2004年为波普尔作出了辩护,这种辩护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波普尔的观点,但也为他的哲学图景增加了一些富有活力的要素。本文试图结合这一辩护策略,重新考虑证伪主义的理性主义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逻辑、心灵以及理性这三者之间如何相互关联的概念地图。     

逻辑经验主义与心理学哲学

逻辑经验主义对实验心理学的关注并非只是由于其结果的作用或其态度上的相似性,而且由于(或许是更为重要的)对澄清其概念的共同需要。逻辑经验主义对物理概念的分析是一种哲学成就的范式,而他们在心理学中同样的分析工作也被看做是规范科学的疑难解决方案。在这种范式的背后隐藏着统一科学的哲学理想。围绕经验问题,逻辑经验主义与心理学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大量互动;正是根据这个问题,以及在逻辑经验主义对统一科学的强调的关联中,我们才能很好地理解逻辑经验主义的心理学哲学及其对心理学的影响。以卡尔纳普、费格尔和托曼为最初代表,他们提出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把心理学看做经验科学,就可以得到其他科学同样具有的主体间性,因此,这就使得逻辑经验主义获得了它希望得到的地位。     

“万能论证”不万能

<正>2009年,一份来自著名哲学网站"哲文集锦"(Philpapers)的调查显示,在英美哲学界,支持物理主义的学者占据了半壁江山。①尽管如此,物理主义者从未获得一般性的证实,相反,他们需要针对二元论的观点和理由,在具体的问题上实施具体的辩护。而主观性(现象意识)、意向性和规范性问题是他们必须面对的三大难题。这三者中,物理主义者对意向性的自然化最为自信,对解决知     

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维度与“理论”维度

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实践哲学的形态是否相兼容的问题,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需要阐明的一个重大问题。深入剖析不难发现,作为一个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既包含一个与理论哲学相对应的理论维度,也包含一个与实践哲学相对应的实践维度。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因为包含这个实践维度,而成为一种缺乏理论反思的经验主义哲学,相反,正是由于它与实践哲学相兼容的理论本色,才在理论上与经验主义划清了界限;同时,历史唯物主义也没有因为包含这个理论维度,而阻断与实践哲学相打通的道路,相反,正是由于它在理论层面对必然性的东西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并取得了科学的认知成果,才将实践层面的思考根本性地推向了纵深。     

科学实在论在当代的发展

<正>当代西方科学实在论的发展,在经过上世纪80—90年代的辩护和修正后,中途经历了非实在论的全盘否定,至本世纪初出现了"结构的实在论",形成了一个在争论中不断反思自己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说明科学实在论的理论观点确实不像反实在论所说的那样没有任何说服力,另一方面也表明实在论所说的对科学理论成功的唯一解释是夸大其词的。但是,科学实在论的真正出路,不是改变自己看问题的方法,而是在知识辩护中坚持科学的实践观和辩证法。     

结构主义的科学理论观——兼评新经验主义

传统的科学哲学有关科学理论的公认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宣告失败以后,有些科学哲学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发展出一种结构主义的科学理论结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缺点又排除了历史学派的极端,值得我们加以重视。这个学派的基本观点,强调科学理论分析在科学哲学中的重要性并批评了新经验主义否定系统理论和普遍规律的片面性。     

邏輯經驗主义的科学的哲学中的几个主要爭論点及其發展

费格尔(Herbert Feigl)是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后迁居美国,1940年起任明尼苏答大学哲学教授。此文是1954年他在科学的哲学国际大会上的一篇演说的修正和扩大稿。载《明尼苏答科学的哲学研究》第一卷(明尼苏答大学出版社,1956)。他首先简单地介绍了一下逻辑经验主义的历史,以及它在当前的三大趋向。然后着重讨论了科学的哲学运动中三个主要争论:第一个争论是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别是否必要的问题,作者认为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区别形式科学和事实科学的基础;第二个争论是关于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问题;第三个争论是关于科学是否需要形而上学前提的问题。讨论是极其烦琐的,但从讨论中也反映出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如经验的证实,否认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等等。最后作者指出了当前逻辑经验主义的一些特点:更加逻辑的、更加肯定的、更加经验的。     

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为什么会引起惊异？

1.引言 <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一书出版后,库恩因其明显的相对主义的观点受到了批判.在辩护的过程中,库恩把自己说成是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所持的是历史学家关于科学进步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论通往“努斯”的道路：理智直观还是经验归纳

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知识是通过证明获得的,但科学知识的前提是不被证明的、恒真的和在认知上优先的第一原理,他把关于前提的知识称为“努斯”。“人们如何获知努斯”是一个重要而难解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学界对此的回答有三条路线：理智直观、经验归纳与辩证法。本文批判了理智直观和辩证法的解释路线,发展并修正了经验主义的解释,指出经验归纳只是获知第一原理的第一阶段,人们需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从属性到本质的“科学探索”才能获知努斯。本文指出亚里士多德在《后分析篇》第二卷中认为获取努斯的过程有四个认知阶段：对感觉的归纳形成经验、提出科学问题、建构证明和确证前提。     

论普兰丁格的“保证”思想——兼论“保证”对“盖梯尔问题”的解决

知识论首先关注的是知识的定义。但"知识就是被辩护的真信念"这个经典定义却遭到了"盖梯尔问题"的打击。普兰丁格致力于知识论大厦的推倒重建,建立起了以"保证"为核心的知识论体系,他认为这有助于解决"盖梯尔问题"。他的思想有一定的启发,但也存在其偏颇之处。     

西方科学哲学的现状和趋向(上)

20世纪60年代初,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刚刚发表,在科学哲学界旋即就掀起了一股解释和批判的浪潮。迄今经历了将近30年的风风雨雨,库恩的学说仍以其特殊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库恩无疑已在科学哲学中竖起一座伟大的丰碑。一句常用来赞誉康德的话同样适合于库恩,“在科学哲学问题上,你可以赞同库恩,也可以反对库恩,但不能没有库恩”。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是库恩学说的某种延续和发展。本文简单地介绍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所呈现的诸家争鸣的格局,阐释它们形成的原因、主要的观点和面临的问题,使我们对科学哲学研究的现状有一个总体的把握。     

“归纳问题”与人类认识的合理性

两百多年前,休谟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一个使他名垂青史的问题,这就是归纳由个别推出一般、由过去推出未来是否合理的问题(简称归纳问题)。休谟本人的回答是:归纳推论得不到逻辑上的证明或辩护,所以是不合理的;从而建立在归纳之上的一切实证知识“都是习惯的结果,而不是理性的结果”([1],P.42)。休谟的问题及其否定回答如石破天惊,给哲学家们下了一道战表。两百多年来,有众多的哲学家起而应战,为解决这个难题煞费苦心。然而,从根本的意义上说,这些解决都不能算是“够上对手的应战”(罗素语)。归纳阿题成了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哲学迷团。     

归纳辩护的三种进路

由休谟归纳问题引发的对归纳推理的合理性辩护目前主要有三种进路:逻辑辩护、语境辩护和可靠论辩护。这三种进路推进了归纳问题的解决吗?对三种进路的解决方案加以考察和分析后可得出结论:按照怀疑论的要求辩护一般归纳推理的有效性是不可能的、无意义的,但是对特定语境的归纳推理可靠性的辩护是有意义的,也是可能的。     

记忆与标准:“私人语言论证”研究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私人语言论证",评论者对这一论证表达的内容存在诸多分歧。本文认为,"私人语言论证"的核心在于私人实指定义缺乏判断记忆正确性的标准。本文观点具有双重内涵:一方面,"私人语言论证"与记忆相关,但并非关于记忆可靠性的怀疑论,而是关于记忆正确标准的怀疑论;另一方面,这一观点将为私人语言论证提供一致性辩护,表明其他解读都能在这一视角下得到统一说明。"私人语言论证"的这一特征既能帮助人们理解心理学语言的独特语法,也为消除由语法幻象招致的哲学疾病提供了重要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