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柯尔施问题”——论马克思学说跟哲学和科学的关系

目前,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宁愿提“马克思哲学” 而不愿提“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其实,就用语而言,提“马克思主义哲学” 反倒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确实存在叫作“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理论形态,如那套已风行大半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但是,提“马克思哲学” 就不一样了——马克思有没有或者有何种意义上的哲学?他本人对哲学究竟持何看法?他认为自己的学说是哲学吗?他的思想跟哲学这门古老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至今悬而未决。所以,如果一定要提“马克思哲学”,那就得先对上述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作一番认真的考察。     

历史的主客体概念与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兼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

本世纪以来,以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思潮的基本趋向,是在反对机械论、宿命论和实证主义的口号下,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化”和“本体论化”,而基本内容,则是通过制造“实践哲学”和“存在哲学”的对立、“自然辩证法”     

存在主义、实在论的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

作者(R.W.Sellars,1880年一)是批判实在论代表之一,美国密支根大学教授,《哲学与现象学研究》杂志的编委,著有《批判实在论》、《进化的自然主义》等书。本文原载《哲学与现象学研究》1965年3月号,译时作了删节。作者说他主张“进化的唯物主义”,“拥护渐进论”,“同萨特尔的存在主义有许多共同点”。作者认为,英美经验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存在主义是现代哲学斗争中的三个主要竞争者。他反对各派哲学之间的斗争,要人们放弃对自己哲学的信仰,彼此“相互滋养”,并且要减少“哲学上的文化隔阂”,创立和追求一种既不属于这三派哲学但又把它们的特点融合起来的哲学。在谈到辩证唯物主义时,他对现代修正主义者歪曲利用马克思早期著作颇感兴趣。他一方面诽谤和歪曲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唯物主义同黑格尔辩证法的混合”,是按照黑格尔的正一反一合思考问题,并且“难以适应自然科学的发展”;另方面企图模糊、取消辩证法同庸俗进化论的界线,辩证唯物主义同存在主义和新实在论的界线,寻求什么它们之间的“共同点”,甚至胡说什么“列宁寻求建立一种实在论”。作者说,存在主义在欧洲已成了流行品,它“作为第三哲学势力起作用”。他认为,存在主义的着重点就是人的状况问题。作者把萨特尔当作存在主义的代表,认为他对于研究这三派哲学“最有用”。他说萨特尔的观点是自然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然而,他却无意中给萨特尔帮了倒忙,道破了萨特尔伪装赞成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认为他既想避开唯物主义又想避开唯心主义,力求用妥协的办法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走中间道路。色勒士的观点反映了在帝国主义竭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文化渗透”时,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企图在哲学上使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彼此调和、互相融合,并且同现代修正主义者“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呼应。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本质上和内容上是基本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初是以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为中介经由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来完成的。迄今为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共有三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毛泽东不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邓小平哲学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非一帆风顺,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将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始终。它要求我们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科学地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中国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的关系,本着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各流派的精神,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更新其内容改变其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     

波兰的分析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

本文是作者(Henryk Skolimowski,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即将出版的《波兰的分析哲学》一书的一章,发表在美国《思想史杂志》1965年4—6月号上。翻译时删节了部分注解。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作者从资产阶级哲学立场出发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波兰哲学的概况,同时提出波兰分析哲学的四个特征。在第二部分中,他追述了四十年代波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分析哲学的斗争,认为这种“冲突”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者受了分析哲学的影响”,最后形成了“分析的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三个阶段:一、1951—1955年,二、1955—1958年,三、1958年以后。在第三部分中,作者说:“1956年被认为是波兰哲学和整个理智生活伟大转变的一年”;沙夫关于真理论的著作“吸收了许多分析哲学的概念”,他的关于矛盾的学说是“反对恩格斯和列宁的”;柯瓦科夫斯基“反对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过时的陈腐的概念”;克拉耶夫斯基把马克思主义分为“实证主义派的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派的马克思主义”,作者认为前者“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正在增长着”。在第四部分中,作者专门评述沙夫的演变及其同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及语义学的关系。他认为沙夫是“一个卓越的实证主义者”和“正统的修正主义者”;沙夫所做的事主要是五个方面(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新领域;恢复语义学;把语言哲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等等);他在萨特尔影响下写了《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企图“弥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人的哲学这个缺陷”。作者特别评介了沙夫的《语义学导论》及《语言和认识》这两本书。《后记》叙述了战后一直到1956年10月前后波兰分析哲学的状况及年轻一代哲学家的“分析倾向”。他说,“哲学的分析方法已经侵入他们(指波兰哲学家——译者)的心灵”,“所以,即使整个分析运动被完全消灭了,分析哲学将在他们的血管内运行。”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特别重视波兰年轻一代哲学家,高度赞赏他们的修正主义哲学方向,期待他们成为资产阶级哲学的继承者,他说:“如果传统要继续下去,年轻的一代就应该接过去”。可见资产阶级哲学家也正在激烈争夺年轻一代的哲学工作者。这是值得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的。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哲学、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对波兰哲学界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到,以沙夫为首的修正主义哲学家如何追随资产阶级哲学,并且按照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最新”成就修正马克思主义。     

新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理论思潮

新马克思主义在范畴上外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但不能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等同于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除主要奠基人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的思想之外,还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布达佩斯学派”等理论思潮。而新马克思主义除了涵盖上述理论思潮外,还要加上“南斯拉夫实践学派”、波兰的A·沙夫、捷克的K·柯西克,美国的I·华勒斯坦、F·詹明信、法国的J·克莉斯多娃、李欧塔、德奥地区的欧菲等人的思想理论。     

人的存在与辨证法──论实践派的辩证法观

辩证法是现代哲学的重大问题之一,同时也是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反复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了解辩证法的深刻理论内涵以及关于辩证法的争论,不仅有助于我们建构当代哲学理论,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２０世纪人的存在境遇和人类文化精神的发展。在２０世纪哲学界关于辩证法的争论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南斯拉夫实践派对辩证法的理解具有很大的影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基本哲学立场上都属于人本主义范畴,例如,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哲学、布达佩斯学派的激进哲学、波兰哲学家沙夫的人的哲学、捷克哲学家科西克的具体…     

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思想体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哲学基础 ,实践创新、科学技术发展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最终动力。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不是个别结论的科学态度 ,努力培养“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良好学风 ,坚持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标准。     

恩格斯晚期哲学中的主体性思想

近几年来,国内哲学理论界在研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问题上,大多围绕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的哲学著作.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时期的恩格斯晚期哲学中的主体性思想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因而在某些同志中产生了一种误解,似乎恩格斯晚期哲学中忽视或者没有主体性思想.个别同志甚至认为,恩格斯晚期把精力放在自然辩证法和事物本来面目的研究是“深化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背离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学说关注人,恩格斯学说关注物”.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恩格斯晚期哲学中仍然非常重视主体性问题,而且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主体性思想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研究恩格斯晚期哲学中的主体性思想,有助于全面、系统、准确、深刻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思想.     

析“实践的唯物主义”

与“实践的唯物主义”论者产生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解。“实践的唯物主义”论者认为,“马克思及其哲学所关注”、所研究的只是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现存感性世界”,不研究“人之外的世界”。“实践本体论”、“实践的唯物主义”提法本身就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唯物史观,“实践的唯物主义”即“社会实践的唯物主义”,即“人类社会的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他们自己也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见《哲学动态》1988年第12期,以下     

马克思的“感性世界”理论与现象学运动

哈贝马斯在他的《后形而上学思想》一书中,把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哲学思潮概括为四个:分析哲学、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属于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理论领域,或者说是“社会理论”领域;而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则是一种涉及本体论、认识论等形而上学诸问题的理论领域,哈贝马斯称之为“纯粹哲学”领域。显然,马克思的思想构成了社会理论领域的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在这个领域,要绕开马克思是不可能产生好的理论的。然而,在所谓“纯粹哲学”领域,我们却几乎看不到马克思的身影,或者说马克思基本上“不在场”。这不…     

超越“科学”与“玄学”之对立的尝试——论赵纪彬对“实践哲学”的重建

“科玄论战”是中国思想界第一次系统反思西方科学精神以确立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尝试,但这场论战也间接导致了“知识”与“行动”的对立。在此背景下,赵纪彬以“行先知后”为理论基石,并由此展开了双向的批判。一方面,他站在与玄学派相近的立场上,批评科学主义对“知”有限性的忽视,只停留于“有限的主观思想”;另一方面,他又以思想史为抓手,批判了玄学派可能通向的两种错误实践哲学进路,指出其共同的问题是忽视了现代实践和认识得以立足的“有限知识”结构。经过双重的批判,赵纪彬将自己的实践哲学确立为“基于有限知识的实践”,这也为超越“科学”与“玄学”之对立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解决之路。     

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义辩证法观的历史形成

米哈依洛·马尔科维奇(Mihailo Markovic1923——),当代著名的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几十年来,他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辩证法化和辩证法的人道主义化,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人道主义辩证法观”。本文是对他的这一思想形成过程的历史考察。     

会通与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互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会通与融合,正在成为当前中国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对此,我谈谈三点看法,抛砖引玉,以就教于方家。一问题的背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融入世界,开始启动现代化的进程。在思想界,介绍传播西方思想与哲学成为时尚,首先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而是培根、笛卡尔以来的近代西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然后是追本溯源,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等人的整个西方哲学思想经典,在中国都得到介绍与研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     

全国报刊部分哲学论文目录索引

(1990年6月26日至同年7月25日)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研究应该从国际交往的作用理解“跨越,问题一一与叶 险明同志商榷洪承得昊起云哲学研究 1990年第s期评所谓“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刀洪奇相求是 1990年第1峨期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与恩格斯的辩证唯物论穆瑞 智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1990年第3期音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陶富源哲学研究199。 年第8期论青年马克思的主客体思想池超波厦门大学学 报(社)1990年第2期马克思论异化(中)厂南〕马尔科维奇现代外 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0年第6期马克思论法哲学的叙述方法公王祥江海学刊 z。。o年第4期对“重建…     

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与哲学基本问题--兼评"‘实践'首要论"

说某一观点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实际上指的是这一观点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即“怎么样”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从逻辑上看当然是基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而形成的。因此,判定“实践”是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首要的基本观点,根本上不是看“实践”在促成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的作用即着眼于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成为它自己,而是得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回答“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的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么样”的。就此而言,得出“客观实在”或“物质”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便是必然的。     

普列汉诺夫的科学无神论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普列汉诺夫的科学无神论思想是在俄国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观察、分析和阐释宗教问题,特别是在与"寻神派"和"造神派"错误思潮的论战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宗教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俄国化的理论基石,也为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即要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教育党员干部,永远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要坚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加强宗教问题研究,牢固树立科学无神论的宗教观;要辩证地看待现阶段的宗教存在,在处理宗教问题时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     

晚期梁漱溟的“儒家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现代化两难问题的解决为核心

晚期梁漱溟尝试通过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解决他早期文化观中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问题。由此梁漱溟实际上建构了一种“儒家马克思主义”,即儒家思想框架下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首先,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同属于文化第二路向,因此有两相结合、会通的可能性;其次,只有通过与经历了现代化的第二路向文化即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前现代的儒家思想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最后,儒家“仁”的思想可以作为批判西方现代化问题的道德规范性标准,儒家的伦理本位思想被他用来阐释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文化早熟”的论断、对“仁”的超历史理解有一定的理论缺陷,但晚期梁漱溟的“儒家马克思主义”在丰富今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解,以及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派”(续完)

Ⅲ.1964年至1974年间在当局不断增加压力的情况下“实践派”的发展。由于“实践派”的成员大部分都积极地参加了革命,并且由于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批判同南斯拉夫五十年代的总政策相吻合,所以官方对这份刊物还没有什么直接的不利的反应。“老大哥”的眼睛密切地注视着我们,每次哲学会议都有“情报员”参加,他们把会内(与会外)听到的话写成详细的报告。1957年,鲍里斯·齐赫尔利用苏南关系有所进展的那个短暂时期,在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了长篇的文章,攻击“修正主义者”。他的论据主要是:一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加批判地     

人的本质规定和唯物史观

毛崇杰同志在《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吗?》一文(载《哲学研究》1983年第3期)中说:“问题决不是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究竟到何种程度,马克思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多少地方提到了人,等等,而是在人的问题上要不要与怎样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作者又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因是在“人之外”,因而人的本质规定的根源或原因也在“人之外”。不管怎样解释,这种观点也不能被认为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这同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否认实践是历史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