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相分”观与荀子正义思想的误区

荀子的正义观与其天道观的关系很少受到学界重视,而高度评价他的天道观以其"天人相分"的无神论打破上天权威。但无神论的天道观恰是造成荀子正义观缺乏超验维度的原因所在:因为他在打破天神权威的同时供奉起人神权威,在抨击"信神的奴役制"的同时又鼓吹"信仰的奴役制"。当虚拟的超验信仰缺失之后,社会正义便丧失了价值独立的坐标意义,于是荀子的正义思想便落入"权威正义"的误区。他以帝王、圣人、师父、礼制、名分世俗的权威作为正义的标杆,鼓吹"隆礼""隆一""隆圣""隆君",构筑了一个无神的权威迷信体系,并以"言隆以为极"的极化思维大力神化圣人、美化君主、鼓吹尊卑、推崇人治、凝固真理,对后世的帝王专制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春秋末年以前的宗教天命观与自然天道观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在于考察春秋末年之前的"天命"与"天道"观念。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古代无论是宗教天命观还是自然天道观在春秋末年以前都已经完全形成了。文章具体包括:(1)虞夏商时期宗教天命观的萌芽。这是宗教天命观念的初步发展时期,其中殷人的天命观可能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2)西周时期的宗教天命观的发展。"天命"观念到了周人这里有一个大的甚至是突破性的发展。这种大的甚至是突破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天命"这一语词(包括相近的语词)在周代已经完全确立;第二,周代用于表述"天命"观念的语词比之商代要丰富得多;第三,周人的天命观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个革命性的变化就是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第四,周代天命论还有一个突出之点是强调天命无常,即更强调人的主观努力。(3)夏商周时期自然天道观的萌芽。这主要体现为自然意义之天以及"天道"概念的出现。这一时期是自然天道观念的初步发展时期。(4)春秋时期自然天道观的成型。这一时期,自然天道观已经完全形成了。这表现在:首先,自然天道观中的自然涵义越来越明朗,越来越清晰。自然之天的使用越来越频繁,自然无为的思想也已经出现。其次,"天道"概念已经被广泛使用。这具体涉及以下问题:"天道"概念被广泛使用与占星术在这一时期迅速且高度的发展密切相关;在此基础上,更为宽泛意义的"天道"概念也出现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自然规律的角度来看待或理解"天"的认识也已经形成;与此相关,更多有关规律和法则的表述虽不用"天道"这一概念,但其涵义却与"天道"相同。     

帛书《易传》三篇阴阳观辨析

帛书《易传》谈及阴阳概念集中在《二三子问》《衷》和《缪和》这三篇解《易》文献中,《二三子问》开篇言"龙之德",以"龙"之神能总述阴阳变易观,包含能阴能阳和变与不变两方面的内涵,以此突出由变化之极而衍生的宇宙万物化生之义。《衷》开篇即提出"《易》之义萃阴与阳"的命题,将抽象的阴阳概念落实到阴卦与阳卦、刚爻与柔爻上,核心是刚柔之变化,由此引申出乾坤、刚柔、动静、天地、文武之大义。《缪和》篇则从天道处立言,其曰:"凡天之道,一阴一阳。""阴阳",诸家多以"四季"解,其实不然,"阴阳"当谓"日月",此乃古书常例。此言天道对立转换的客观规律,可称之为自然天道观,与荀子的天论有某些相同之处。综上,帛书《易传》以阴阳变易观总述事物发展的两重性特征,又以刚柔变化和自然天道观深化之,具体地阐发、运用了传世本《易传》的阴阳概念。     

从“认识心”到“道德本心”——对荀子“心”的分析

受西方哲学影响,我们往往从认识论角度来解释荀子的"心"概念及天人关系,"天"被还原为自然意义上的存在,"心"则被判定为具有道德能力的认知主体,从而截断了人"心"与"天道"之间可能的贯通途径。不止如此,我们还从道德形而上学角度来考察荀子的道德学说,认为它缺乏一个形而上学基础,认为自然的"天"根本无法充当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基础。荀子没有将道德的根基落在人"心"上,他要表明的是,道德主体无法依靠自身建构起道德大厦,而是需要一个外在的更高的价值作为依托,这个更高的价值就是"天道"。"天道"落到政治生活中,便是制度和礼法。"心"充当了"天"和"人"联结的纽带,同时也是制度和礼法"制作"的发动者,最根本之处在于,其完成了"人"向"天道"的回归。     

论荀子的"天人之分"说

荀子天论思想中的“天人之分”指的是天与人各自的职分、名分,并不含有“天人相分”之义。在荀子的理论体系中,天虽然并没有绝对摒弃自然属性,但是这种自然属性却淹没在它的神的属性之中。荀子正是利用了关于天的粗糙表象阐述天的神秘属性的。荀子虽然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但他又对“制”的范围做了很多限制,像孙悟空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荀子的天道观也没有摆脱天命论的羁绊。他所说的“制天命而用之”并不能引申出“人定胜天”的意蕴。     

荀子“天人并立”思想诠说

"究天人之际"系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永恒母题。荀子的思想大厦亦以其天人论为根基。荀子认为:"天道有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可"制天命而用之",实现人的自我长养,进而通过践行礼义而成为圣贤,在德性人格上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荀子的天人论是"天人之分"与天人相系的辩证统一,既反对畏天、慕天、"错人而思天",又反对"天人二分",人定胜天,让天与人的价值皆得以彰显,避免了天与人的"互役",形成友好型伙伴关系,可谓之"天人并立"。荀子在《天论》篇中完成了"天人并立"思想的逻辑证成,并将其贯穿于"性恶论"(自然维度)和"礼论"(文化维度)之中,成为荀子天人论的思想内核。本文通过分析天论、性恶论和礼论中的人学意蕴,让"天人并立"这一伟大思想显豁起来,从而让我们对荀子思想有一个更加深刻系统的把握。     

论胡适对中国宗教信仰及其现代走向的研究

在五四提出科学代宗教作为中国人精神信仰的思想背景下,胡适对中国有丰富的天人观思想,而宗教不占主导地位这一思想史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主要是自老子开始形成了自然主义的天道观,它与主要由孔子开启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一道,使中国人能够认清人道和天道的关系,由神道入人道,将人生的主要精力面对现实世界。这是中国主流思想传统能够成功地远离宗教的原因。胡适据此提出现代科学和理性精神的引进与中国自然主义天道观、儒家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复兴的结合,应该成为取代各种宗教,建立“人化”世界的思想基础。这为我们确立现代科学的精神信仰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借鉴。     

荀子论圣王与政治性秩序之实现

荀子将政治秩序之实现诉诸于集道德权威与政治权力于一体的圣王并尊崇之,其间原因既有迫于"今圣王没,天下乱"的现实需要,也有出于其"人之性恶"的理论逻辑的必然。荀子第一次完整而系统地为我们构想了一幅人类生存中"争则乱,乱则穷"的"自然状态"的图景,并认为摆脱"自然状态"、实现政治性秩序的唯一途径,必须诉诸于真正的德位一体的圣王。在因何而必须要秩序、由谁来建立秩序、又如何来建立秩序等问题上,荀子为我们呈现出了系统而条贯的思考。     

《荀子》对《天作》《我将》篇的解读及其意义

以《天作》篇与《我将》篇为例,《诗经》中的"天"是可以给有德的为政者带来幸运、给无德的为政者带来灾祸的。"天"是具有善的意识的人格神,是一种宗教性的存在。《荀子》以其天人分离的思想理论为基础,排除了"天"的人格神的要素,强调其自然性的一面。《荀子》否定了到孟子为止世代沿袭继承下来的"天"的宗教性,开始以一种新的自然的天道观念来诠释《诗经》。     

天人相别:先秦时期的天人观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基本主题。天主要指自然之天,人主要指人类及其所创造的文明。天人学探讨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思想家们一致坚持天人相别说。孔子罕言天道、远离鬼神,从而倡导人道。孟子以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天然之天取代自然之天,回避天道。荀子明确提出天人相分。《老子》以为天道无亲,以区别于亲亲之仁道。《庄子》提出天人不相胜,以为天人之道不同,主张存天道而灭人道。墨家将世间分为天、鬼与人三等,在区别天人的同时,力图将人道输入天道,看似统一二者,实则弘扬人道。这便是先秦儒墨思想家们别天人的目的:通过分别天人,削减天道对人道的影响力,以突出人道的地位。     

论帛书《二三子问》的天道与德政

帛书易传《二三子问》所蕴含的丰富政治哲思,是在天人关系基础上展开的。其德政纲领与理想境界,都与其天道观内在相契,这昭示了其政治哲学的体系性。顺应天道时变是合理施政的前提,《二三子问》正是基于对天道客观性的警惕,充分阐扬了谦卑、忧患、尊天与重民之德。谦卑的哲学基础是人相对于天道的有限性,外在依据则是贤人辅佐之裨益、体察民情之需和执政之忧患。为政者必须倚重于心的"精白",即清明无私的觉察和洞见"几微"的能力,才能保证施政决策与实践得当。"精白"不仅是狭义的认知学说,更关乎政治实践的心性修养。尊天与"敬众"和"敬官任事"互为一体——将外在的天(天道、天命及其所赋予人的具体政治职责)、民众(包括贤人)以及主体内心"戒慎""精白"修养三方面都作为政治行为的约束力量,兼具自律与他律,这也是先秦重民思想的深化。"敬众"表现在抽象的道(德)必然下降于人间社会,求得心物感通和人际协作,及重视"法物"即典章制度建设。其天道观一方面褪去了先秦宗教性和人格化色彩,凸显人的尊严;另一方面则继承了西周以降敬畏上天和天命的思想,天道仍保持超越性,发挥着价值源泉的作用。     

论儒家自然哲学的天道时序观及其生态意义——以《易传》为中心

在哲学中,"天道"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总体过程、性质和规律.关于天道运行的机制,易学自然哲学的说法是"神妙万物".神是阴阳运行的微妙、神秘、不知其然而见其功的作用,也是变化的动力;天道运行所表现出来的节奏、节律、秩序以及由这种节律所决定的应该采取的行动则是时和时序.儒家自然哲学的时与现代牛顿时间观不同.儒家的天道观是有机的、内在的,人和自然可以相互影响的.其自然规律,是生态性质的,是一种稳定性,而不是超出人为控制的必然性;可以因人的不当行为而遭到破坏.儒家自然哲学对于天道的这种认识在历史上产生了敬畏自然的生态态度,对于当今人类社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再论"五行"与"聖智"

思孟五行与乐有密切的关系.<史记·乐书>不仅保留了思孟五行,而且以汉代五行图式,凸显"聖"德的地位."聖"居中,含容"仁义礼智",君位,宫音,土德,具有包容、为主、统合、生生的意蕴.<荀子>、<中庸>,特别是<孟子>与<孟子字义疏证>中有不少关于"聪明聖智"与"天德之知"的材料.戴震的发挥,深得思孟五行的个中三昧.与"聪明"相联的"聖智"是一种"神明"、"天德",是对"天道"的体悟或神契,是体验、接近超越层的"天德之知".切不可从知识论的视域,特别是主客对待的认识论的角度去理解思孟五行.思孟五行是具有终极信仰的、以天道观为背景的"天人聖智五行观",蕴含着深刻的道德形上学的思想,其枢纽是"聖智".     

《易传》天人观浅析

《易传》提出了一系列精湛的思想,启迪了后人。它突破孔孟天命观的束缚,接受老子“域中四大”思想,肯定了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它既承认天人相通,又承认天道与人道的区别,开了荀子、刘禹锡“天人相分”之先河。它的知天思想,既超出了孔孟,又高于老庄,是荀子“制天命”的先导。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和统一,既改造自然,又顺应自然,既不屈从自然,又不破坏自然,与荀子相比,较为正确地解决了自然与人的关系。     

中国生命哲学探源:《管子》生命本源论

《管子》哲学意义上的道分为天道自然之道、客观真理之道、万物本源之道三个层面。《管子》天道观体现出春秋时期过渡的特征,既有对天道、上帝的崇拜与祭祀,又有对在逐步构建自然天道的客观真理性认识。《管子·经言》组较早的把生命现象与"道"联系起来,奠定了万物本源之"道"论的逻辑起点,这也是中国生命哲学的真正源头。《道德经》成书当晚于《管子·经言》组,《道德经》万物本源的"道"论是对《管子·经言》组中被赋予生命意义的"自然天道"之提升。《管子》哲学意义的三种"道"论指向不同,但却有相同的特征,表现为虚静、广博、周密的特征。物质性的水、精气作为万物本源,代表着从本源论上逐步建构起春秋古典哲学的朴素唯物主义架构。《管子》"水本源论"形成有其内在逻辑,其成文当在《管子》四篇之前。     

论荀子哲学对孟庄思想的摄受与扬弃

战国末期思想文化折中综合的趋势日渐显著,荀学是这一思想文化走向的典型范式。孟子、庄子思想在荀子哲学建构中具有非常独特的影响,此种影响主要表现在:荀子天道观对宗教之天、德性之天的剔除及与道家自然观的纠缠;性善、性真、性恶善伪的观念差异与相互连结;道德反省、审美直觉向认知理性的转向。从观念比较的视角交叉考量孟子、庄子、荀子思想逻辑深层结构上的差异及其相蕴互补性,揭示荀子对孟子、庄子思想的摄受与扬弃,还原荀子哲学的思想史地位。荀子思维方式的一大特点是认知理性转向,认知理性精神由于与中国哲学价值优先的主流传统不相契合而受到抑制,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没有走向近代转型的认识论根源。     

荀子的政治正当性理论——以权力来源为中心

有关荀子"政治正当性"的主张,已经有许多有益的探讨。站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角度看,"政治正当性"所预认的观念前提在于民众的自我意志的自由和自决,舍此,则任何权力的"正当"或"不正当"皆无从谈起。正是从此前提出发,荀子在权力来源的问题上并不曾追问权力本身的正当性问题,而更多的是在意统治者统治权力在效果上的合理性问题。造成此结果的原因,一方面与荀子重德的理论相关,另一方面则与荀子对民众的看法紧密相连。     

略述荀子的道法自然观——兼论荀子思想以道释儒的特点

学术界关于道家与荀子关系的研究颇多,对其中荀子的"道法自然"观研究则相对匮乏。"道法自然"观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对荀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荀子的"道法自然"观由他的"道"论和"自然观"组成,体现出"道法本身的自然"特点,并以此来指导他的人性论和政治思想。荀子的"道法自然"观突出人为因素,并用儒家修养方法和"礼法并举"的思想改造自然人性和"无为"政治,是一种以道释儒的过程。荀子"以道释儒"使"道法自然"观与儒家思想体系更加契合,对汉代儒道融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俞琰易学的义理思想探微

俞琰是宋末元初著名的易学家和杰出的道教学者。其学以《易》为本,他"首读朱子《本义》,次读《程传》",后又获道教异人传授,于《参同契》多有发挥。其易学可分为义理易、象数易、道教易三个方面,本文着重探讨其义理易学思想。俞琰易学的义理之学源于其深厚的儒学修养,又以程、朱易学为本,多有发微,形成其富有特色的义理思想。其内容具体包括天道观、人性论、修养论三个不可割裂的部分,其天道观援"气"入"理",秉承儒家"至诚无息"、"天道好谦"、"天道好生"、"福善祸淫"的义理传统,是其人性论与修养论的前提和基础;其人性论则是法天道以立人道的表现;修养论则是其实现回复天道、止于至善的重要途径。     

儒家的"善"观念

儒家论"善"始终围绕着天道人性概念展开,认为符合天道人性的事物才可能是"善"的,反之即为恶,因此,天道人性既是"善"的来源,也是"善"的评价标准.先秦孔孟,以仁释"善",突出"爱人";荀子及汉代儒学家则以"礼"释"善",讲求养人之欲又有所克制;宋明理学家视"天道阴阳"为"善",强调阴阳平衡;明清启蒙思想家释"善"为"中",着重于人欲之各得.这些"善"的内容虽在许多方面彼此存有差异,但始终都以人我和谐目标作为主线一以贯之,反对一方绝对地压倒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