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道统新探

韩愈说过孟子之后道统中断,但他有另一版本的道统说,以荀子、扬雄为道统的传人,甚至还有容纳墨子的道统版本。北宋初出现"五贤"或"五子"说,王通、韩愈被纳进道统中;后演变为"四贤"或"四子"说,王通被挤出道统,但荀扬韩仍为道统之传人。北宋中期始,不断有人把荀扬韩三人挤出道统,但南宋末甚至更后,仍然有人把他们置于道统中。《四书集注》在元代成为科举考试教材后,程朱道统之巨大影响使人们忽视了其他道统。     

宋初的道统论研究——兼论宋初之尊孟

北宋是儒家道统论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国内外关于北宋道统论的研究也有充份积淀。但已往研究大多关注北宋中后期儒学勃兴阶段的道统论,对于北宋初年道统论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因而,本文拟对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这一阶段的道统论,以及由其引发的尊孟情况,进行专门研究。     

论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

王道是先秦儒家所努力追寻的一种理想政治状态。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往往效法古代先王,尧舜禹文武周公的美德传说、事迹记载以及礼乐制度成为他们提倡王道的思想素材。虽然儒家预设先王之道为王道存在的历史依据,却进行了创造性的内容充实,仁政学说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思路,贯穿于儒家仁政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利民为民、关注民生,展现出一种利民价值取向和为民情怀。与此同时,先秦儒家通过批驳"霸道"进一步彰显了"王道"之道义内涵。在当今社会,思考王道理想的问题与出路依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何谓保天下?——顾炎武的风俗教化思想发微

在以经世为方向重建道统之后,顾炎武特别重视风俗教化。他的风俗研究将历代风俗变迁与天下兴衰治乱联系起来。他考察了清代之前的风俗,将教化与风俗结合起来,强调教化对于保持风俗淳美的重要性。顾炎武旗帜鲜明地指出,"保天下"重于"保国",并且人人有责。要"保天下",就必须从人伦风俗和教化角度思考天下问题。他认为明亡的原因,主要就是风俗的败坏。为推行风俗教化,顾炎武突出了耻德的重要性,认为知耻是教化的前提。只有士人有廉耻,天下方才有风俗。     

王道天下与世界治理——论儒家政治传统与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构建

在有关"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争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本文试图从世界治理的视角,重新理解儒家政治传统的现代价值。民族国家并非人类政治中的永恒存在,其产生与西方近代政治与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以民族国家为主体构建的国际政治秩序无法突破"诸神之争"的无秩序状态,它仅仅是对"国家间关系"的调整,却远不能以世界的眼光看世界。儒家政治有着悠久的"王道天下"的传统,其出发点不是对一家一国的治理,而是对世界的治理。尽管其中的具体制度不可能再适应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治理,但"王道天下"的观念对于构建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却有着全新的启示。苟能重新认识儒家政治"王道天下"的传统,并能对此进行更化,将之融入到中国道路的变革中,必将会对世界治理与人类和平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论陈荣捷与余英时的朱熹“道统”诠释之异

朱子学研究者尝试从不同视域探究朱熹"道统"的微言大义,其中陈荣捷与余英时对"道统"的诠释之异尤为典型。陈荣捷以哲学形上学言说"道统",将朱熹作为"道统"论的集大成者及后世传续"道统"的内涵终结者,从"理学家"身份阐扬朱熹"道统"的哲学价值。余英时从社会政治历史的角度审视朱熹"道统",将"道统"视为内圣外王兼收并蓄的助推器,从"士大夫"的身份呈现朱熹"道统"的政治旨趣。他们对朱熹"道统"的诠释,既追溯哲学内蕴又体现史学关怀,既呈现差异又彰显互补,是探究朱熹"道统"意义的不同尝试与努力。     

明初儒者方孝孺的辟异端思想

方孝孺恒以"明王道、辟异端"为己任。明王道是方孝孺政治思想的最终归旨。结合明初具体的时代环境,他对圣贤之道做出新的诠释,即是明王道的具体途径。儒家之外的百家杂流以及儒家内部偏离修身之法的异端分子都与实现王道理想背道而驰。方孝孺所谓的圣贤之道是他辟异端思想的理论基础,决定了他对异端分子的驱斥态度。本文对方孝孺站在道统立场的辟异端思想进行考察。     

张栻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儒家道统传承的贡献

中国道统意识自古有之,仁义之道构成了儒家道统思想的核心内涵.张栻主张传儒家圣人之道,认为"仁"为四德之长,强调以心性言仁、知仁而求仁;张栻论及儒家道统之传,推尊周敦颐、二程,上承孟子,在乾道年间,张栻已经形成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北宋诸儒的道统思想;以儒家经典为载体、以书院为基地讲学授徒、立祠供祀倡扬儒家道统,重视义理解...     

说"道术将为天下裂"

《庄子·天下》术"的转变,实质上就是学术由"混沌"状态向细化状态的发展进化,也正对应了王官之学向诸子之学的转化.这是时代的进步,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上博简《曹沫之陈》为了解这一进程提供了一个实例.深入认识"道术将为天下裂"一语,不仅对于庄学研究有一定意义,而且对于认识《曹沫之陈》的性质和古代学术变化的实质都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胡瑗经学视域下的《周易》观

处在由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型过程中的胡瑗,在经学的视域下,对<周易>一经作了独到理解.依他之见,<周易>为圣者、王者通天而理天下的经典,为居首的王者之书.该经上以通天,下以贯人贯物,开显出"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的宏大向度、根本宗旨与深厚底蕴.开示通天者有二,一为圣人,一为王.前者从生命人格意义上言,后者从拥有统御天下之大位意义上言.<易>所集中昭示的,是圣贤君子遥契超越之天而通天的整体天下意识下的应然价值自觉与使命担当.通天而高标王道,引领人生,平治天下.而圣贤君子所高标之王道,约而言之,即为一法天而正定的礼乐刑政之道.胡瑗的上述理解,既体现着汉唐礼乐文化的基本精神对于他的历史文化语境方面的内在深层影响,又昭示出士大夫层新的文化主体意识、天下平治引领性主体意识之自觉.     

“周孔”与“周孔之道”述论

周公制礼作乐,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孔子有感于所处之世礼崩乐坏,向往周公之治,试图恢复周礼。孟子最早提出"周孔之道"。先秦儒家以周孔为圣人,而其他诸家则借批评周孔以表达学派思想。司马迁宣扬"周孔之道"最力,东汉明帝时将周孔之道纳入国家教化体系。隋代王通承孔子"从周"之志,提倡以礼乐之道化成天下。唐太宗时周、孔分祀,迄至中唐,韩愈作《原道》,区分治统与道统,"孔孟"逐渐代替"周孔"。明末黄道周认为宋儒乃因治统缺失而强调道统,从而导致门户之见的产生,因此他弘扬六经、回归周孔之学以救时弊。清代朱彝尊亦提倡周孔之道,而章学诚则认为义理、博学、文章三者必合于一,乃可通往周孔之道,道统于此有向学统转化的迹象。当今反思周孔之道的历史发展,对重建礼义之邦、实现文化复兴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从孟子到朱熹、戴震——试析孟学发展的心路

孟子之学在先秦属儒家八派之一,秦火之后,其徒被灭。西汉时司马迁始为孟子作传,至东汉列《孟子》为传记博士,不及五经博士。有赵岐其人推崇孟子,始得"亚圣"之称。唐代韩愈为抗衡佛教而矢志接续儒家道统,提出"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孟子之学才发扬光大。至宋代朱熹"始著",继承了孟子的心性之学和王道仁政思想,并将其纳入理学的逻辑框架,从而真正奠定了孟子在儒家道统上的历史地位。清代是"古学复兴"的时代,戴震致力于解蔽被朱熹理学化了的《孟子》一书,试图恢复原始儒学的本真面貌。但戴震的研究也并没有真正回到孟子的始点,而是完成了对孟子原典的"否定之否定"历程。     

“君子有党”论的发展与终结——再论道统与政统合一的士人理想

北宋以降,关于朋党的探讨随着士大夫阶层的崛起而逐步由政治话题转变为学理性的论题。"君子有党"论颠覆了传统上"无偏无党"的认知,易道自然消长观念的引入更将其融入理学话语体系之中。这一论述寄托了士大夫阶层的政治主体意识与道统政统合一的理想,它以友道来应对"结党"的指责,以道德判定来取代现实政治的趣向。伴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士大夫阶层的官僚化,理学在政治体系内逐步朝纵向化、科层化的官方学说演进,"君子有党"论也在明清易代和政治介入下戛然而止。     

道统、道学与政治立法

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对朱子的"道统—道学之辨"进行了重构,指出朱子那里存在着道统与道学的严格区分:道统是孔子之前的有德有位的圣王之间相传的谱系,而孔子有德无位,只能开创道学却未能继承道统。然而,他的这一重构与朱子的本意相距甚远。对朱子而言,道统是道学的传授谱系,道学是道统的传承内容。而道学的具体内容则是一套实现内圣的修养工夫,同时也是历代圣贤相传的治理天下的"密旨"、"心法"。在位的人君作为统治者,只有按照这一套工夫系统进行自我修养,才能够通过内圣的修养实现外王的政治理想。因此,朱子对道统与道学的论述包含着对在位的人君进行政治立法的诉求。     

中国传统王道理念及其现代转换

中国传统王道是以"仁义"为核心思想,包含道德、经济和军事要求在内的、旨在治国安邦的政治理念和方略,它以人心为准绳,以天下为取向,无分内外。君主专制时代,它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全球化所推动的人类社会的形成及其所导致的普遍紧张,恰恰需要一种类似中国传统王道的新的世界政治理念和政治设计。经过创造性转换,中国传统王道理念能够为"天下为公"的现代政治伦理和政治秩序的建立做出应有的贡献。     

张其昀的孔子观:文化道统与文化开新

张其昀在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中开始"文化自觉"。他肯定孔子、孔学维系"中华一统"的社会价值,总结孔子确立中华民族理想人格典范、构建中华文明价值传承体系、开中国数千年文明教化先河之功,同时重述孔学的知识与思想谱系。他既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息,是因为有一以贯之的道统,孔子是中国文化道统的中心;同时也主张突破狭隘的儒学道统观,以中国文化大传统为中国社会的新道统。当代中国人应该在继承孔子思想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融合现代价值理念,为中华文化开出新道统。     

论《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对《史记》修撰的影响

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春秋》的宗旨之一是为"上明三王之道",其修《史记》实效孔子作《春秋》而为,故《春秋》"王道"思想对司马迁修史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重"德"尊"礼",强调以"亲民"为中心的德政的重要性,并注意到"德"性对国家直至君王个人命运的决定性意义。司马迁重视"德"性的作用有时对其传记的写作间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德"性的书写上也有一些独特的方式。在尊"礼"问题上,司马迁对礼让精神的揄扬、对礼仪规范的要求,都反映了《春秋》"王道"思想对太史公精神的渗透,直至"法天则地"这一"礼"的最高理想的彰显。司马迁既接受了《春秋》"王道"思想的影响,又受到了孟子、董仲舒等人"王道"思想的濡染,并加以了发展,将"德"政思想与刑名之学关联起来。     

“成圣”即“王道”——荀子思想的还原与建构

从秩序确立的角度看待荀子思想,伦理层面的"圣人"与政治层面的"王道"无疑是最终指向。但从秩序确立的最终依据来说,无论是荀子的"性恶论"还是"礼"思想都无法作为上述二者的普遍化价值根据。也正因此,相关研究在努力为"圣人"与"王道"寻找稳固价值根基的同时,还要试图证明荀子思想成就"圣人"与"王道"的方式如何与先秦儒家基本理路保持一致,亦即通过个人道德自化来实现良性政治。事实上,这种尝试不仅直接关涉荀子思想在"道统"脉络中的重新定位,而且还可以从政治实操性的角度重新理解汉代荀子思想传承脉络与"经学"最终确立的相互关系。故而,为荀子伦理及政治思想寻求统一的价值根基,并进而证明荀子德性伦理政治秩序的内在理路,就成为关键环节。事实上,荀子思想中的人间秩序既不来源于现实时间线索上的先王法度,也不植根于抽象逻辑链条中的某一先天概念,而是通过对三代以来"宇宙论"秩序模式的翻转而来。在以"六经"所构筑的秩序模式下,只有人世间的统治者才能从天地之间获得"圣人"与"王道"的相互统一。但在荀子思想的秩序模式下,每一个"涂人"都可以从天地之间获得接近"圣人"的资格,继而通过自身实践活动获得人世间差等秩序架构中的具体位置,并最终成就"王道"政治。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不仅荀子思想中"性""礼""心""群"等概念得到还原与建构,证明了德性伦理政治的理论贯通;而且荀子还以这种诸子式的理论创构完成其对"六经"的重新解读,并进而体现出最初"经子关系"的实质涵义。     

唐宋“道统”概念的演进

“道统”一词出现于唐代，武周盖畅著《道统》十卷，中唐李翰则以“道统”指称道人统领、佛教领袖。北宋张庭坚《念哉圣谟洋洋》一文是宋人使用“道统”一词的滥觞，但其“道统”是指王道之统、王统。李侗《罗从彦墓志铭》则以“道统”指称儒家道统观念，这种用法最终取代了以“道统”指称王统的用法。“道统”一词的本意是“道之统”,所以“道统”有时也会被用以指称佛、道二教之统。“道统”之“统”,既有共时性正统之意，也有历时性传统之意，两者的交汇点则是那些承递道统的贤哲，而这些贤哲又组成了断断续续的道统系谱。朱熹《中庸章句序》第一次围绕“道统”概念进行系统的理论发挥，由此开辟了新的哲学思想领域。     

《明儒学案》中的“宗传”与“道统”——论《明儒学案》的著述性质

现代学术界通常将《明儒学案》判定为学术史著作,但是这一定位与《明儒学案》的著述本意及其性质存在较大偏差。书内《发凡》及两篇《序》中的"宗传"和"道统"意象,集中体现了黄宗羲对此书的定位。"宗传"意象展现了《明儒学案》背后的明代社会思想史背景及其政教含义,"道统"意象则说明了《明儒学案》中的政教如何奠定意义与发挥作用。由此可知,《明儒学案》是一部通过把各家学术统合为一个价值整体来表述理学家对政教秩序之寄托的理学之书,而其著述本意是希冀后人由此开创政教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