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成德精神动力的心理学分析

儒家是要成德的。儒家为什么要成德 ?这就是儒家之所以为儒家的精神动力问题 ,从心理学看则是动机问题。儒家成德的精神动力源于孔子“以德配天”的天命思想。“以德配天”的思想一方面为成德找到了外在本原依据 ,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人的主体性。但面对天不应德的现实 ,孔子虽然以盲目命来化解 ,但儒家的成德内在合理性毕竟受到怀疑。先秦儒家通过“时”来化解这种质疑。后儒则逐步从外在预设向个体内在、本然性方面转换 ,逐步形成了以张载为代表的人的内在本原成德观。虽然如此 ,面对成德过程中的诸多不确定性 ,外在的盲目命思想一直保留下来。这样内在本然成德动力和外在“际命”化解的思想从内外方面使儒家成德动力得以维系和作用     

论《性自命出》对儒家人学思想的转进

《性自命出》意在调和心志与性情的矛盾，解决心无定志的问题，是孔子心志之学的自然延伸。但是，它却空前地注重了“性”、“情”的天赋性、本原性；性是情的本原、依托，情是性的激发、摇荡，二者互为表里，内外摩荡，构成了生命的活性之泉。正因为把性情视为生命的基质、根据和前提，所以，《性自命出》超越了孔子“与命与仁”的理论构架，而以以性情为基础、以天命为归依的“反善复始”思想，刷新了儒家心志之学的风貌，发展了儒家人学的理论，为思孟学派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儒家责任伦理及其现代反思

儒家伦理本质上是一种责任伦理,它以对人的本原性存在的理解为理论基础,建构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体的责任伦理体系。儒家责任伦理既是世俗的伦理又是超越的伦理,注重由内及外、由近及远的递进性,具有切实可行的实践性品格。发掘与反思儒家责任伦理中的积极因素与不足,无疑对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从子夏问《诗》看《论语》中所见文质观——兼论先秦儒家道德哲学的价值转向

子夏与孔子关于《诗经》文句、内容和价值的讨论引人注目,二者就文质、本末、仁礼等关系的论述代表了先秦儒家道德哲学由仪式伦理向情感伦理的转化。孔子及弟子、时人所提出的"质先文后"、"质本文末"、"重质弃文"、"文质一体"、"文质彬彬"等思想代表了先秦儒家早期文质观的主要观点。思孟和荀子在继承孔子文质思想的同时,又从不同侧面分别强化了质与文的思想价值。由对文质及其关系的理解出发,思孟重"质"轻"文",更加注重"义"的内在性,甚至把"礼"也纳入了内在性的范围;而荀子主张"情文俱尽",赋予"义"以内外两重性,把"礼"视作实践"义"的根本途径。伴随着文质观的演化,先秦儒家道德哲学的建构蕴含了由外而内,又由内而外的否定之否定的价值转向,《论语》中所见文质观正是理解这一价值转向和思想逻辑的重要途径。     

孔子思想的道德力量

孔子思想的道德塑造力量,使儒家文明成为"道德的文明"。这一力量主要源自孔子思想中的崇德、贵仁、尊义、守中、尚和等内容。具体而言,孔子坚持道德重于一切的态度,他以仁爱为道德之首,主张他者先于自我,道义高于功利,以中庸排斥极端,以和谐取代冲突。孔子思想的道德力量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将继续发挥重要影响。     

情理、心性和理性——论先秦儒家道德理性的形成与特色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以康德作为会通儒家与西方思想的桥梁,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由于康德的实践理性思想完全否定情感在道德基础中的地位,相对而言,在道德哲学的基础方面,儒家道德思想与康德实践理性的共同点反而不及与休谟经验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共同点多,彼此沟通的难度也更大。实际上,原始儒家道德思想的建构有其独特的路径,就是情理合一,其成熟形态则是孟子的心性论。从《性自命出》的"道始于情"而"终于义",经过《五行》篇"形于内"的探索,原始儒家道德思想发展为孟子的以四端说四德,性、心、情理合一,以心性论完成了情、理合一,成为儒家道德理性的典型形态,进而为工夫论奠定了内在基础。     

道德与审美 ——孔子道德情感的审美意识探源

总体来看,在孔子那里,道德的提升和审美的超越都落实在人生当中。第一,孔子从未将"仁"、"知"或道德与人的情感相脱离。第二,孔子思想中道德情感的审美特征为现实性、内省性和实践性。第三,孔子提倡的人道和德行,被灌注了充满人文理性精神的情感。     

孔子的“义”概念：适宜权智还是绝对的道德原则或价值？

关于孔子乃至儒家的“义”概念,传统训诂多以“义者宜也”释之,其现代变体则有“情境适宜性”“权变”和“实践智慧”等诸种哲学诠释。实际上,从训诂上看,一律以“宜”训“义”是不通的;从德行上看,这些现代诠释混淆了“义”与“权”“智”的区别;从思想上看,这些诠释混淆了某种情境下具体行动的权变智慧与行动背后不变的道德原则或道德价值之间的区别。此种诠释看似抬高了孔子的智慧,实则是一桩美丽的误会。孔子“义”概念与其说是情境适宜性的权变智慧,毋宁说是绝对的不可违背的道德原则或价值理想。     

孔子的尚义思想和义务论伦理学说

《七略》论儒家思想特征云:“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于道最为高。”(《汉书·艺文志》)崇仁尚义是儒家的一般思想特征,也是孔子的思想特征。但是《论语》一书,义字出现次数不多,据统计《论语》中义字仅24见,其中6个还并非出自孔子之口;同时《论语》中也未见孔子师弟讨论义的记载。上述两点,使人难免产生孔子不甚重视义之感。但事实并非如此。儒家创始人孔子是很重视义的,尚义思想在孔子的伦理学说的建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从“游于艺”看孔子美学思想的三重境界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美育思想引入到教育实践领域的思想家,他的教育理念不仅是教育弟子立德成人,还包括教化百姓化德成俗。孔子的美学思想体系中心是围绕教育问题展开的,依据其人生哲学的阶段性特点,呈现出三重境界建构的理论形态。这三重境界依次追求并呈现出不同的美学特征:学境,追求知性的练达之美;道境,追求道德的中和之美;游境,追求感性的超越之美。孔子美学思想的三重建构对当下的社会文教事业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儒家之“义”的责任伦理意蕴

儒家之"义"不仅常常分别与宜、仁、礼相连属而构成仁义和礼义的二元结构,同时还经常与利相对应,进而建构了宜→仁→义→礼→利的五元义理结构,以此揭示了儒家之"义"是由发自人内在仁心和遵循外在社会礼法的适宜行为,是由个人自身的仁爱道德情感和社会礼仪规范共同作用而产生出来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是一种与利益相对应同时又追求社会公利的价值合理性实践活动。在对儒家之"义"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误解、误读,尤其是没有注意挖掘儒家之"义"所具有的义务、责任意蕴。对儒家之义可以也应当进行多维解读,尤其是应引进责任伦理学的思维范式揭示儒家之"义"所蕴含的责任精义,以为丰富完善儒家义学思想、构建儒家责任伦理论提供学理支撑。     

荀子的政制设计与学派归属

以往学者判断荀子的学派归属,或基于其心性论,或基于其道德观;而单从心性论或者道德观,似不足以对荀子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做出评价。为此,本文引入政治体制的维度,从其政治思想与道德思想的内在关联出发,重新审视荀子的学派归属问题。本文认为,荀子号称"审周道"以建制,但它所建构的政治体制并非周制而是秦制。荀子考察秦国之后,对其治道赞赏有加,对其"无儒"深表遗憾,试图通过"治人"将儒家道德植入秦国的"治法"之上。但是,由于他的礼义过度政治化、外在化和形式化,导致荀学中的礼演变为与法相类似的强制性规范,从而使儒家道德发生异变,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蜕变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可见,荀学中"治人"与"治法"的矛盾,是法家政制与儒家道德矛盾的外化,最后不是儒家的治人驯服了法家的治法,而是法家的治法扭曲了儒家的治人。因此,从道德和政治思想两方面来看,荀子很难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儒家,而是受儒家影响的法家即"儒法"。荀学的出现,适应了秦以后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君主专制模式的思想基础。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建立,必须超越荀学的"卡夫丁峡谷"。     

论哈贝马斯对道德规范的建构

哈贝马斯把道德规范视为一种主体间性结构,主要从两个方面对道德规范进行建构:一是在先验层面上,渗透重建后的理性即交往理性于道德规范之中,矫正其中的强制性关系和被扭曲部分;二是在现实层面上,通过相互作用建立理想的主体间性结构,依据角色结构的发展促使个体道德资质的形成,凭借原则提供道德依据和资源。哈贝马斯对道德规范的如此建构,确保了道德规范的可论证性和实践有效性,使道德问题重新诉诸一种更完善化的理性观念,最终使道德自我与相关他者实现内在的统一。     

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礼”与“情”的紧张及其解决 ——从《论语·宰我问章》说起

孔子道德哲学中一直存在"礼"与"情"之间的紧张,这一紧张在《论语·宰我问章》中有直接的体现。"礼"代表具有普遍性要求的道德规范,而"情"则具有个体殊异性,如何化解二者之间的紧张成为先秦儒家道德哲学的重大课题。孟子试图通过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将个人的情、性与道德规范的价值根源都追溯至上天的途径来解决;荀子则承认二者之间的冲突,并提出用"化性起伪"的方法来加以解决。     

孔子“中庸”的“时中”境域——兼评当代新儒家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条路径

当代新儒家存在着心性儒学重良知本体与政治儒学重王道仁政的分歧,但都较少关注孔子"中庸"的"时中"维度。实际上,孔子"中庸"的"时中"思想正是中国先秦儒家本原文化对世界思想史的独特贡献,它所蕴含的从"慎独"到"群治"的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平衡,构成了对于当代西方个人主义和党派政治所存弊端的纠偏。孔子"中庸"之"时中"至少具有这样几个维度:一是"时"与"位"相称的"正名";二是"时"与"学"相契的"好学";三是"时"与"教"相合的"教化";四是"时"与"权"结合的"权变"。从这几个角度切入,可望打通儒家的内圣外王之路,解决当代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分歧,并令孔子的"中庸"思想在当代思想世界重新焕发光彩。     

儒家道德情感论的核心特质及其内在理路

直下心源、直契本心是由孔子确立的儒家道德情感论的核心特质,孔子后学由此出发,基于天人合一的视域建构了诚学,将诚提升为了贯通天人、真实无妄的道德情感。儒家从质直、至诚之本心情感出发,涵养与推扩道德情感的内在理路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维度:第一,以反观内省的道德理性时时提撕和体认本心情感; 第二,以本心情感为体,以礼乐文化为用,以文质彬彬为旨归; 第三,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为路径,以四端之心为内在心理情感根据,在由近及远、由厚及薄、由亲及疏的无限推扩中实现对道德情感的涵养、提升与超越。     

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的义命之辨

义命之辨既是儒家对人的道德与命运之间关系的处理,也是儒家对人的生命之终极关怀。对此,孔子、孟子、荀子和《易传》儒者提出了"知天命"、"正命"、"各正性命"等观念。在先秦儒家看来,命固然是对人的客观限制,但同时,也正因为有它,才彰显了人的生命及其创造力之伟大,尤其是道德意志和道德实践对人的生命之重要意义。     

论“为政以德”与“王霸之辨”

"为政以德"是孔子以至整个儒家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本义指统治者修德而安人安百姓,但它还有另一含义,即将道德作为政治手段。前者是孔子"义利之辨"与道德自律的要求,后者是由其民本主义立场所逼显。孟子与荀子"王霸之辨"思想的源头正是孔子的"为政以德",他们分别将它向重德性的"为政以仁"与重规范的"为政以礼"发展。孟子除收紧在统治者的道德存心上论"王霸异质"外,还坚持霸道能向王道转进的观点,这与"为政以德"的两层含义及其关系有关。荀子的王道理想重视外在合法性的礼,却忽视了"为政以德"的本义。"为政以德"虽为孔、孟、荀所共倡,但它实际上无法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真正充分展开。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道德规范性重构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道德规范是否可能及何以可能,这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当代研究的重要问题。在西方伦理学传统中,古典德性伦理学整全性的"目的规范"被现代道德哲学肢解为义务论的"前提规范"和功利论的"后果规范",道德规范陷入了形式与内容割裂的现代性困境之中。马克思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对现代性道德规范困境思辨超越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话语揭示了道德生活与物质生活的辩证关系,在社会伦理维度上重塑了道德规范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重新理解和深入阐释道德规范性问题,对于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当代理论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仁学本体论的建构——北宋诸儒仁论特质阐释

仁是孔子儒学的核心观念,汉唐时期的儒家学者基本上是从情感之爱的层面理解仁。北宋诸儒借鉴佛、道二教超越的思维方式,通过对仁与爱、仁与道德关系的探讨,把仁提升为宇宙、人生的本体,同时又继承儒学传统的一贯之道,强调仁之体与爱之用的统一,并且从体用两个层面肯定仁的差异一体特征,建构起体用一源的仁学本体论,从而与佛、道二教的空无本体论划清了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