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易》刑讼观所表达的周人政治理性北大核心CSSCI

《周易》明德慎罚的刑罚观,止讼、息讼的狱讼观,都是周人的政治理性的清晰表达。它说明了周人崇尚德治,以明察为前提去折狱用刑,其目的不是止于威,而是止于义。这种道德与文明使得刑罚与狱讼具有了教化功能,它化消极为积极,化纷争为和谐,化不断应对动态事件为稳定的长治久安。周人长期实践而凝定出的理念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大观念,在悠久的文化发展史中发生着深刻影响。     

旧邦新命:周人的“上帝”与“天”之信仰

历史形成的周人宗教信仰具有复杂性。周人的上帝信仰虽然受到殷商宗教的影响却具有独特的内涵,上帝被奉为周民族的至上神和保护神。天的信仰为周人所特有,天被赋予道德理性并具有超越族群中心的特征,但没有独占最高信仰的殿堂。上帝—天的信仰结构是周人信仰的基本结构,在其命维新的政治与文化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语·颜渊》“听讼”章新解

历代学者关于《论语·颜渊》"片言可以折狱者,由也与"以及"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注疏存在诸多分歧。结合春秋时期的狱讼实践以及孔子在其他场合的论说可知,"片言可以折狱"系孔子采用夸张的修辞手法赞扬子路断狱之能,大意为可以用三言两语裁决狱讼,解决纠纷;"必也使无讼乎"则意谓让人停止争讼,而非彻底消除狱讼之产生。     

政府权能道德的理论探源

政府权能的道德基础和道德限度为西方无数思想家所关注 ,由此形成了流派各异的思想理论 ,主要有政府建立基于更大的善业的理性权能观、政府使命在于实现公平与正义的正义权能观、政府权力源于公民权利让渡的契约权能观和政府边界止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功利权能观。这些政府权能道德理论在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孔子政治文明审视

孔子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以仁释礼”的“仁治”(人治)思想。孔子的“仁治”思想是对周人“礼治”思想批判、创新的产物。周人“礼治”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开端,它实现了从“神治”到“礼治”的转化,但周人的“礼治”思想仍然处于“神治”思想的束缚之中。孔子的“仁治”思想冲破了“神治”思想的束缚,实现了从“礼治”思想到“人治”思想的转化。孔子“仁治”思想所包含的“克己复礼为仁”和“仁者爱人”内容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人治”思想与“民本”思想的基本框架和理论形态,并为当今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政治文化资源和经验教训。     

“绝地天通”考辨

学界普遍认为"绝地天通"反映了巫觋专门化和权力集中化的历史进程。这一结论既不符合《吕刑》的语境,也背离了观射父的初衷。通过对基础文献的重新审读,可以发现:《吕刑》中的"绝地天通"指苗民因滥刑而被天遗弃其实质是重、黎所在的集团战胜了苗民集团,这和周人的天命观是一致的;观射父创造性地将"绝地天通"和禁绝淫祀联系起来,目的是告诫楚昭王必须对楚俗的危害保持警惕。     

略论周人的天命思想

略论周人的天命思想杜勇在周人的宗教观念中,天与帝实为一神之异称,并非两种不同的神灵。周人在克殷前后将自己所尊之天与殷人所尊之帝刻意接合起来,从而使之成为可供万民普遍信仰的至上神灵。周人的天命思想就是周人以天帝为崇拜对象并由此产生的一种宗教观念,其基本...     

湖湘哲学知行观与毛泽东的实践观

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之中,其形成过程受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刻影响。但若论其民族文化渊源,则不能否认湖湘哲学对毛泽东哲学的深刻影响。这一点突出地体现于他的实践观上:湖湘哲学知行观关于"力行践履"、"以知导行"、"知行统一"等思想为毛泽东实践观提供了丰富的地域民族文化元素;毛泽东实践观关于实践的决定性、认识的能动性以及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统一思想烙下了湖湘哲学知行观的深刻印迹。     

神祠与道教：从帝、天到道

本文将神祠和道教二者的性质作了比较,尤其是从二者的最高信仰切入,指出二者的根本区别。继而通过考察神祠宗教的最高神,以甲骨文资料结合传世文献,指出殷商的“帝”与周人的“天”之不同,以及周人将二者等同,其对后世深远的影响。最后讨论“道”的宗教化,回答了方仙道是如何脱胎于神祠而借由黄老道形成为道教的问题,认为答案有二：一是道与仙的结合,二是道的神化、宗教崇拜的对象化,是道教形成的最重要标志。     

不同文明之间的兼容性——在“纽约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2012 年11月11日于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一、文明的形成、交流与对话中文里"文明"一词最早出现在古老典籍《易经》中。在《易经·贲卦》中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的特点是阴阳相替、刚柔交错;人文的特点是自强不息、止于文明。观天文,能够了解时势的变化;观人文,能够因应时势的变化以化育天下。关于天文与人文的关系,在《易经·观卦》中说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在中国文化中,"神"所代表的是一种至善的境界。     

意象思维与躯体化症状：疾病表达的文化心理学途径

意象思维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 它通过观物取象和取象比类的方式认知世界、推演联系。这种思维模式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身心不分而非两分的身体观、疾病观和治疗观。在中国人的观念中, 身体不仅仅是一具生理躯体, 还具有气、阴阳、五行等本土概念所体现的弥合物质与精神、联结生理与心理的模糊性与开放性。人们在表达疾病感觉时通常不分生理与心理, 任何一方面出现不适感觉即可认为自己生病, 在面对心理医生时也倾向于同时报告躯体状况与心理感觉, 从而使得临床报告出现较高的躯体化报告率。这正是文化心理影响疾病表达的体现。这也使得疾病不仅是一种医学现象, 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医学不仅需要生理知识, 也需要人文知识。     

论周人的德性伦理

考察周人的德性伦理结构,可以发现宗教中至上神天与祖先神的分离,在伦理上表现为公德之德与私德之孝的分离,使得周人的德性理论突破了血缘关系的范围,成为天下邦国联盟的公共伦理规范。周人德性伦理的结构从纵向上看,是人的德性与天的德性的合一,即天人合德。从横向上看,是领袖人物的德性与众民百姓的德性的合一:即四方同德。从界限上看,是上下内外的合一,即至善伦理与底线伦理的合一、文德与武德的统一。     

天命的纠缠与人文的觉醒 ——周人“德”的内涵及其思想逻辑

周人通过"德"将天与人整合起来,并通过"配德于天"和"敬德保民"的逻辑展开,富有创见地触碰到了权力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表达了周人的历史反思意识,首开中国政治伦理之先河。在周人的精神世界里,存在着两种力量的交结与撕扯:既有天帝崇拜的残余,又有人文思考的曙光;既有天命思想的纠缠,也有人文精神的觉醒。     

中国传统儒家责任心理思想探究

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建构的责任心理观不同,传统儒家以“天人合契”思想为主旨,强调在关系伦理的价值体系中探求责任心理的现实定位,从而形成了一种以朴素的血缘亲情为基础,以“孝悌”为核心,外推“礼义”以至人类社会与自然的责任心理观。它视“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敬德保民”的王道信念、“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为核心内容,主张以个人为起点,经由“诚”“敬”的主观修养、“知行合一”的力行实践,并辅以外在刑罚约戒,达致“克己让人”的为他责任人格。责任心理思想是传统儒家学说“上本天道、下理人情”,融贯道德理想于人伦日用的中心环节     

邓小平文化观的哲学思考

邓小平的文化观,是指邓小平关于文化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它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文化观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先期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后来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历史时期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一、依据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 （一）确立物质文化建设的优先地位 人类社会是…     

试论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的历史演进逻辑

马克思主义人学是研究人的存在、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关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完成了人学理论的革命性变革。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对西方民本观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的进程中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人学观。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     

略论职业资格刑的缺失——以卫生法为视角

在三鹿奶粉等卫生刑事案件中,以"自由刑+财产刑"为主要刑罚适用模式,由于职业资格刑的缺位,反映出我国资格刑制度存在重刑化倾向、财产刑的刑罚遏制力有限、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角色错位等问题.应设立独立的职业资格刑制度,对"职业资格"这种犯罪工具,予以剥夺、限制.     

孔子对《周易》的经典性阐释与经典化建构

本文以孔子与《周易》经典化的现代议题为中心,首先针对学界一直以来的争论予以分梳,结合易学界有关研究成果,运用经典化理论,探讨孔子对《周易》的经典阐释与建构,揭示其对于该书经典地位确立之独特作用与历史性贡献。孔子与《周易》经典化问题,凸显了当代学术论域中经典化研究与传统经典观之胶合,有助于从思想史、中国文化角度回应日益深化之国内外经典化理论研究,同时对当下经学之重建亦有所启迪。     

天命的纠缠与人文的觉醒

【】武王克商的事实促使周初的统治者反思权利更迭背后所隐藏的“秘密”,促使他们赋予权力更迭以某种思想逻辑。周人继承了殷人的天命观,将自己的历史叙事置于天命的权威之下,同时指出,天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权更迭的过程就是天命转移的过程,“德”是沟通天命与人事的纽结。周人通过“德”将天与人整合起来,并通过“配德于天”和“敬德保民”的逻辑展开,富有创建地触碰到了权力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表达了周人的历史反思意识,首开中国政治伦理之先河。在周人的精神世界里,存在着两种力量的交结与撕扯：既有天帝崇拜的残余,又有人文思考的曙光;既有天命思想的纠缠,也有人文精神的觉醒。     

评张东荪的文化主义逻辑观

逻辑在文化中具有双重身份:对人类文化的总体而言,它属于文化;对各个民族的文化而言,它是超文化的。与逻辑具有超文化身份的观点相反,张东荪的文化主义逻辑观的基本主张是文化决定逻辑,不同的文化决定不同的逻辑。它包括三个错误理论:1.“四种不同的逻辑”论:把逻辑泛化为思维方式。2.语言决定逻辑论:把逻辑的载体当作逻辑的本体。3.逻辑“跟着文化走”论:从主观主义走到相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