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型嬗变的宋学路向:胡瑗与宋初学术建构

宋学戛戛独造于赵宋一代,影响后世至深且远。宋学开山人物——胡瑗,过去,哲学史、思想史著少有论及,乃至忽略。实际上,胡瑗与宋代学术思想关联甚深,以胡瑗为个案,通过对宋学发生过程史料的钩沉、探究,概可一窥胡瑗一辈学人在宋代学术文化发展中的角色、作用。胡瑗于"宋学"贡献有二:一、提倡义理,开启宋学方向;二、树立"师道"境界,践行明体达用,转移一代学风。     

实用是儒学的优秀传统

儒学具有崇实黜虚的优良传统。孔子特别强调“躬行”,强调学以致用。孔子弟子也重视实际运用。宋明的儒家发展了这个传统,形成明体适用之学。体即本体,明体是推阐儒家仁义礼乐传统的基本原则,达用则是适应时代的实际需要。     

宋儒以义理释《论语》之滥觞——论胡瑗的《论语》诠释

孔子评价高柴、曾参、子张和子路的特点时分别用了四个字(愚、鲁、辟、喭)指出了四人的缺点.这实际上与"性命"关系不大,但胡瑗却从中"体贴"出了"性命"之理.胡瑗释《论语》"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时说:"古之取人以德,不取有其言,言与德两得之.今之人两失之."经过研究发现,胡瑗"今之人两失之"之语确有很强的现实针对...     

论司马光的性情观

司马光认为性不是学者应当首先关注的内容,与新学、理学主张"性情一也"不同,司马光不认为性与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他主张"性善恶混",而"情道一体"。由于性兼有善恶,因此若想为善去恶,就要学习和践行礼乐,礼乐能使人达到"中和",而中和具有养生的作用,可以保持人之身心健康。司马光的思想基本承袭了传统儒学的脉络,而新学、理学则开启了宋代心性之学的先河;司马光的学说代表了传统儒学的终结,而新学、理学则代表了新儒学的开始。     

杨时“中”论发微

程门高弟杨时推重《中庸》,关注"中"之内涵的义理解读。他论"中"既涉体又及用。"中"之体为道之至极,为理,此一超越存在落实于人道层面则内在于人为喜怒哀乐未发之"道心";中之用为时中之方法,体现为用中既知权达变,又合乎时宜。因"中"之体超越内在而精妙,故而需在静一之中"身体之,心验之",而正心、养气是身体、心验未发之中的前提和需要。静中体验未发之中由杨时弟子、再传弟子递相传承,形成道南一脉在功夫实践论上直觉内求路向的理学特质,也成为程门后学中最具特色的修养功夫之一。     

胡瑗的“性善论”及其仁学

胡瑗性善论的特色是在肯定人皆禀有“五常之性”的同时,又认为圣人所禀为“天地之全性”,弘扬“仁义”并把它落实于现实中也就率先成了圣人的使命与义务。但这并不是说禀有“善性”量较少的普通士人就可对此置之度外。在胡瑗看来,培育并推行“仁义”不仅是士人一生的志向,还是价值的终极追求。胡瑗对“天地”是否可以“道德”论之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受道家的影响,认为人与天地不同,天地不仁而人则有仁;其二,继承了《易传》《春秋繁露》的看法,认为天地有仁,圣人亦有仁。此中的“仁”与“不仁”之抵牾充分说明了胡瑗思想的局限性。     

论《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的理学史观点

《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是以理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为主线来编纂的,它论述了宋明理学发展的全过程、辨析了理学家的学统师承关系,是我国最早的自成系统的关于宋明时期的理学史专著。北宋初胡瑗、孙复开义理说经之风,倡“明体达用之学”于苏湖、齐鲁,是为宋明理学之开端。北宋中期,周、张、二程阐发“性道微言”,弘扬孔孟正学,创立濂、洛,关学,奠定理学的基础。及至南宋,朱熹集二程以来洛学之大成,故学者以程朱理学并称。与此同时,陆九渊以“发明本心”为宗旨,别立心学一派,经元代朱陆合流,其学式微。明初陈献章承其余绪,开启明代心学之先河。至明中期,王守仁继起,集陆九渊以来心学之大成,故学者以陆王心学并称。故米明理学之发展演变史即程朱、陆王两派的盛衰史。而两派的学统均溯源于濂、洛之学,故自南宋以来,和会两家学术异同之风不变。《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的编纂,它的理学史观点,均符合宋明理学发展的历史实际。     

张履祥解《易》理路研究

生活在明清之际的张履祥,其易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求实践行精神。从总体而言,张履祥继承并整合了程颐、朱熹易学思想,重视《易》的象数占筮源头,但更强调《易》的天理内涵。他的解《易》思路,遵循的是"五经是四书注释"原则;在"体用一源"思维下,他突出了明体适用,但更多的是践用达体的路径。作为明清之际反思思潮的体现,张履祥从易学中寻找"天下国家兴亡治乱之机",又引出个人修养上"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的思想。     

太古真人郝大通及盘山派的全真内丹心性学

郝大通、盘山派一系全真内丹心性理论之特色在于明体以达用,其以"重玄向上"为宗,通过明心见性,直探虚无道体;以"无为清净"为功夫,通过降心离尘、除情去欲,得本来真心、真性呈现;以"法相应感"为应物,在日用常行中体昧道性之恒常,故应物、出世、证道为其教门修持的三个重要内容,构成其全真内丹心性之学"真功""真行"的统一整体。     

宋儒义理之学新诠

宋儒义理之学是一种独特的学术形态,代表了儒家义理之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义理之学并不等同于抽象道理的思辨、空虚德性的体悟,"义理"的本义就是探明"义"的应然道义与"理"的必然法则。宋儒从儒家经典中阐发义理,一开始就是包含着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世道人心与经邦济世的双重目标。宋学思潮中的不同学派学者均在强调自己的学术是一种"明体达用之学"、"内圣外王之学",以解决历史上的人心世道、经邦治国的现实问题。     

论胡瑗对《中庸》的诠释

胡瑗是北宋最早有专著对《中庸》进行诠释的儒士。从思想内容上说,胡瑗把《中庸》之"性"作"性善"解,并提出了"明心复性"、"节情"、"防邪"、"积善"、"博通物理"等修养工夫。这为后来的儒士,尤其是理学家重视心性之学的建构开启了先河。从诠释方法上说,虽然胡瑗对《中庸》的解释与郑玄、孔颖达有一致之处,但与郑注孔疏的不同之处甚多,这一不同引领了诠释新方向。从目的上说,胡瑗与范仲淹一致表彰与诠释《中庸》的根本目的是建构一套与佛老根本不同的价值观,进而复兴儒学。     

从孟子到朱熹、戴震——试析孟学发展的心路

孟子之学在先秦属儒家八派之一,秦火之后,其徒被灭。西汉时司马迁始为孟子作传,至东汉列《孟子》为传记博士,不及五经博士。有赵岐其人推崇孟子,始得"亚圣"之称。唐代韩愈为抗衡佛教而矢志接续儒家道统,提出"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孟子之学才发扬光大。至宋代朱熹"始著",继承了孟子的心性之学和王道仁政思想,并将其纳入理学的逻辑框架,从而真正奠定了孟子在儒家道统上的历史地位。清代是"古学复兴"的时代,戴震致力于解蔽被朱熹理学化了的《孟子》一书,试图恢复原始儒学的本真面貌。但戴震的研究也并没有真正回到孟子的始点,而是完成了对孟子原典的"否定之否定"历程。     

朱熹理学范畴化概念体系的“感-用”结构

朱熹理学概念体系的建构,是以概念范畴化的方式来实现的。朱熹理学范畴的实质为"感-用"范畴,其概念范畴化的方法是在不同概念间建立交感、观感、体用与互为体用四种模式的感-用关系。朱熹从对"仁义礼智"四德的范畴化开始,以感-用为标准来建构他的整个理学体系,一个概念的内涵在且只在与其他概念的感-用关系中得到确认,并于感-用的彼此互动中呈现。通过分析不同概念之间的感-用关系,可大致划定朱熹理学概念体系的基本范畴,勾勒出范畴概念的主要层次,从而较完整地展示出朱熹理学体系的内部结构。     

以礼化民 乡约善俗——乡村治理的路径探析

理学家秉承"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传统,为实现"化其心,成其俗"的化俗理想和乡村礼治而不懈追求。在乡村治理的路径中,认为家庭、宗族是化俗之本,是乡村治理之基石,制定家礼、族规是敦伦化俗的重要手段。他们重视乡约建设,借乡约对乡民进行道德规范、约束,使乡约成为化俗乡里的"善俗之方"。同时,为地方先贤建祠堂、立碑坊,使地方贤达偶像化,以见贤思齐,淳化风俗。宋明理学家通过修礼书,行乡约等这些化俗民间的道德实践,达到敦化导民,化民成俗的目的,实现"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的良好愿望,是理学乡村治理的一种积极尝试。对当今社会风气的改善,公序良俗的形成和乡村基层社会建设仍有历史的镜鉴意义。     

帛书《周易》以史解经刍议

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中的《缪和》篇中,有六则以历史故事解说《易经》卦爻辞的例子。本文分析这六则历史故事用以解经的符合程度,以证明用历史故事解经并不始于南宋的杨万里等人,而四库馆臣所谓"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并非历史事实。     

上帝与天主的互化——利玛窦帝天说中的跨语际文化诠释学

在明末初入中国的耶稣会士看来,中国人普遍缺乏"天主"的观念,罗明坚遂用自然推论的逻辑方法向中国士人论证天主的存在。然而,利玛窦发现中国人也没有欧洲传统中的"逻辑",进而转向利用晚明重经典诠释的传统,从儒家经典中追寻天主存在的痕迹。历经长时间的试探与谨慎,提出了"天主即上帝"的新证明,经过"化理学之上帝为六经之上帝"与"化六经之上帝为天主"两个层面的转化,把儒家经典中的上帝诠释为天主。利玛窦的诠释方法虽然促进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却留下了士人以上帝诠释天主,化天主为上帝的弊病,天主的观念反而有被儒家理论反噬的可能,因而这一诠释方法遭到同会会士龙华民等人的反对。     

“宋学”的历史考察与学术分疏

"宋学"的理解在学界有很大差别。本文试图将"宋学"的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结合起来,一方面回到"宋学"命名、定义、研究的元明清学者是如何看待"宋学"的;另一方面还联系到宋代文化的背景与学术发展的趋势,考察宋代学者是如何标榜自己的学术形态、学术宗旨。由于宋学思潮中的不同学派学者均在强调自己的学术是一种"明体达用之学"、"义理之学",以解决现实的人心世道、经邦治国的文化功能意义,故而"宋学"的外延应该包括整个宋代的不同学派和学者。     

不已、生生与对待——《程氏易传》中的天道观

与王弼、胡瑗的解释不同,程颐在未济的注释中凸显"不已"之义。"不已"的世界,构成了理解其天道观的重要基点。而程颐所谓的"不已",必以"生生"作为其存有模式。那么"生生"又是何以可能的?《程氏易传》中以"对待"作为"生生之本",对待的观念不同于对立,它旨在解释万物之生成。作为一切对待根源的乾坤并非截然对立的观念,而是道的不同维度。乾是"道"之普遍化的倾向,赋予万物以超越性;坤是将普遍化倾向现实化的倾向,赋予万物以同一性。因此,乾坤本质上是一种一体化的二元结构,二者统一于"道",由此构成了"生生不已"的真正根源。     

清儒雷鋐的理学背景及正学观述略

雷鋐是清代中叶程朱理学的承学之士,由其师蔡世远引导,初登朱子学之殿堂,又承学于张伯行、李光地、方苞、沈近思等一批康雍时期理学名师,渊源有自,奠定了他终身崇尚、阐明程朱理学的学术取向。雷鋐尤其注重治学的循序渐进方法,他思索正确进入程朱理学的路径,并尝试为诸生建构一套理学学术谱系。雷鋐认为陆王之学走入了"阳儒阴释"的歧路,而科举"帖括词章之习"只会消磨理学家"居敬"的本色,此二者正是理学发展的两大障碍。雷鋐倡议当下理学家们共同"振兴正学",走"居敬穷理"的道路,发展正统的程朱理学。     

《大学》经典地位的确立与宋代理学的关系

《大学》经典地位的抬升和确立是宋代理学发展的产物。北宋学者对《大学》的理学化诠释推动了《大学》由礼学研究范式转向理学研究范式,也使得《大学》由经典诠释的边缘迅速进入中心。南宋朱熹最终赋予了《大学》权威性、超越性、完整性、普适性、系统性和唯一性的经典属性,确立了《大学》"四书之首"和"群经之要"的经典地位。《大学》作为宋明理学发展的文献符号,蕴含了宋代理学的整个目标,也表征了理学发展的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