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苍及其弟子礼学传承考述北大核心CSSCI

后苍是汉代礼学传承中的重要人物,为中国儒学史上的第一位礼经博士,其学术活动历经武、昭、宣三朝。他制定《仪礼》十七篇次第,又校书讲礼,著有《后氏曲台记》。其弟子闻人通汉、戴圣参与石渠阁会议讨论,清代学者辑录的《石渠礼论》有闻人通汉材料七则;弟子戴德遵守其《仪礼》十七篇次第,并致力于丧服研究,著有《丧服变除》,又选辑礼、记等史料编为八十五篇的《大戴礼记》,有弟子徐良,传徐氏学;弟子戴圣重新拟定《仪礼》十七篇次第,并选辑四十九篇《礼记》,有弟子桥仁、杨荣;弟子庆普有弟子夏侯敬及庆咸,东汉曹褒传习庆氏礼,并参与朝廷礼制改革。后苍及其弟子的礼学传承,既促进了《仪礼》、《大戴礼记》、《礼记》等典籍的整理、形成和流传,又对西汉后期匡衡、师丹等人的郊庙礼制改革及东汉的朝廷礼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礼记》与《仪礼·丧服》经、传所载丧服制度之比较研究

本文对《礼记》论礼诸篇与《仪礼·丧服》经、传中有关丧服制度的同、异情况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考察和分析。并从《仪礼·丧服》经、传与《礼记》论礼诸篇三者的性质及撰作时代入手推究了形成三者内容同、异的原因。文章认为 ,《丧服传》之所以与经义偶有不合之处 ,而多与《礼记》一致 ,其原因就在于《丧服传》与《礼记》论礼诸篇的有关内容基本上同源于孔子当年的讲学 ,而《丧服经》却是孔子及其弟子依据宗周丧服礼俗遗制整理而成的仪节单子 ,孔子的讲学内容与宗周丧服遗制偶有不同之处是不难理解的     

论《礼记》四十九篇的初本确为戴圣所编纂──兼驳洪业所谓“《小戴记》非戴圣之书”说

《礼记》，亦称《小戴礼记》或《小戴记》，凡四十九篇，是一部先秦至秦汉时期的利学文献选编。该书最初确为西汉时期的戴圣所纂辑。戴圣本是《仪礼》学的专家。《汉书·儒林传》曰：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案即今所谓《仪礼》）十七篇，……而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案推《后汉书·儒林传下》，戴圣为戴德之兄子）、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海太傅。德号大截，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     

南宋韩元吉刻《大戴礼记》非《隋书·经籍志》所著录本考

大、小戴《礼记》是由西汉礼学家戴德、戴圣分别编选的礼学文献汇编。东汉以后二戴所传《礼记》之命运却判若霄壤。小戴《礼记》研习者众多,而《大戴礼记》却乏人问津,日渐式微,至南宋韩元吉刊刻时已亡佚大半。清代学者戴震认为韩元吉刻十三卷本即《隋书.经籍志》著录本,由此得出错误结论。通过分析隋、唐时期正史目录对《大戴礼记》的著录和唐代学者著作征引《大戴礼记》的情况,可以证知戴说有误。这个发现一方面启示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大、小戴《礼记》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雕版印刷术广泛使用以后,书籍由写本形态发展到刻本形态所带来的复杂变化。     

大、小戴《礼记》关系考论

大、小戴《礼记》作为两部重要礼学经典,其成书有着相同的材料来源,两书内容交错但又不尽相同,但在传世过程中却命运迥异。《小戴礼记》注疏繁多,为《十三经》之一,占据礼类经典中的重要一席;《大戴礼记》则不为人重视,亡佚过半,已非完帙。究其原因,一是戴德、戴圣二人政治身份的差异,小戴的政治影响力远大于大戴;二是由于郑玄注《小戴礼记》而不及《大戴礼记》。     

张载礼学论纲

宋代是中国礼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司马光、王安石、程颐等人的礼学造诣皆甚高,而张载的礼学更是名重一时,著有《横渠张氏祭礼》、《冠婚丧祭礼》、《礼记说》、《仪礼说》、《周礼说》等书(以上诸书均已散佚),其传世著作《正蒙》中有专论礼学的《乐器》、《王禘》等篇,《经学理窟》中有专论礼学的《周礼》、《礼乐》、《祭祀》、《丧纪》等篇。史称,张载之学“尊礼贵德”(脱脱等,第12724页),“以礼立教”(《二程集》,第1195页),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礼学体系。从整体看,张载的礼学是由两套系统构成的:一套是关于礼的基本观念和礼学结构功能的…     

读胡培翚的《仪礼正义》

<正> 胡培晕(公元1782年—1849年),字载屏,安徽绩溪人,胡匡衷之孙。家学渊源,重以笃志博闻,所得殊多。尝病《仪礼》贾疏多失,遂有重疏志,初意专解《丧服》,故从丧祭起手。先成《丧服经传》、《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四篇,次及《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诸篇。研精覃思,积四十余年,成《仪礼正义》四十卷。自述     

三年之丧中的君、父之义——以早期儒家礼学为中心

三年之丧作为至重的丧仪,规范着最重要的人伦角色与人伦关系。而早期儒家在对三年之丧及其成立依据的阐论中,表达着对君、父角色以及二者关系的认识,呈现出了多元的思路与看法。《仪礼·丧服传》以"至尊"这样一种单一的原则来定位君、父的地位,而《礼记·丧服四制》则主张在门内优先以恩仁的原则事父,在门外优先以理义的原则事君。事父、事君都包含敬重之义,事父也由此成为事君所效法的模型。《荀子·礼论》不同于臣为君服的礼制,转而在君民关系中探讨三年之丧的依据。荀子认为,君主兼具父与母的教、养之功,故民对于君主既尊且亲。     

张横渠礼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对朝鲜曹南冥学派的影响

一、引言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礼学比较发达的朝代。①在宋儒中,司马光(字君实,1019～1086)、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1021～1086)、程颢(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1032～1085)、程颐(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1033～1170)、朱熹(字元晦,号晦庵,1032～1085)等人的礼学造诣皆甚高,而张载(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1020～1077)对礼学尤其重视,著有《横渠张氏祭礼》、《冠婚丧祭礼》、《礼记说》、《仪礼说》、《周礼说》等书②,其传世著作《正蒙》中有专论礼学的《乐器》、《王禘》等篇,《经学理窟》中有专论礼学的《周礼》、《礼乐》、《祭祀》、《丧纪》…     

读《〈仪礼·丧服〉考论》

《仪礼·丧服》作为一部具有很高价值的古代文献,不仅记载了周代丧服制度,而且蕴含着更加丰富的文化内容,在周代礼制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史、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仪礼》一书历来以难读著称,《丧服》篇尤其如此。这不仅因为其文字难以疏通,更重要的是由于时代悬隔而使今人对于遥远古代的丧葬制度与习俗难以认识清楚,可谓当年不能究其辞,累世难能通其义。故治丧服之学者寡,其研究成果亦稀。然而,竟然有这样一位年轻学者,遵循师命,知难而进,辛勤笔耕,孜孜以求,积数年之功,终于在高深莫测的丧服学园地犁起…     

论《礼记》的思想

大体上说,《礼记》是秦汉之际和汉代初期儒家学者的著述;唐代“十二经”出现时,确立了作为儒家经典的学术地位.《礼记》四十九篇内容比较芜杂,刘向《别录》分为八类,近人梁启超细分为十类.但是,对“礼”的阐述无疑地是共同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礼记》的题材或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诠释《仪礼》和考证古礼,这些礼仪制度是此后儒家文化中的生活习俗的源头;二是孔门弟子的言行杂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的“礼”的生活实践;三是对“礼”的理论性论述.《礼记》中的这些内容,在社会的、人性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上,都显示出与原始儒学(孔子)及孟子、荀子儒学思想不同的变化、发展.     

东汉隆礼之势的形成和郑玄的崇尚礼学

<正> 东汉统治阶级崇尚礼仪,东汉古文经学至郑玄时盛极,郑玄亦以礼学为重。孔颖达云:“《礼》是郑学。”(《礼记·月令》题疏见《十三经注疏》)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下称《学案》)卷七:“然统康成一生著述以论之,《三礼》实为专长。”皮锡瑞《经学通论·易经》篇:“郑学最精者《三礼》。”下面,笔者拟从社会变动的角度,观照上述两种文化现象。     

明代三礼学概述

明代礼类著作较易、诗、书类著作为少,其中关于《仪礼》的著作尤少。三礼之属,《四库》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记分述,重点在前三类。本文就前三类中较为重要者概述如下。     

重诠与开新——从经典诠释学视角看朱熹对《大学》文本的解读

《大学》原是《礼记》中一篇通论礼意或与礼有关的学术思想的篇章。朱熹经过“移文补传”的工作,对原本《大学》进行文本改造和重诠解读,不仅使《大学》离经独立,自成一书,且赋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力,把它改造成了“为学次第之书,即物穷理之学”,使之获得了“四书之首”的地位。朱熹对《大学》文本的改造和解读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和学理根据,但同时更是他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也是一次重要的学术创新过程。从经典诠释学视角看,朱熹这种文本改造的意义和影响在于:为传统儒学的发展开出了新的命题,实现了经学和礼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也为理学体系的最终建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契机。     

试论《仪礼》的作者与撰作时代

《仪礼》十七篇与周公和孔子均有一定的关系。说《仪礼》与周公有关 ,并不是像古文学派那样认为周公是《仪礼》的作者 ,而是认为《仪礼》中的部分篇章反映了宗周的典章制度、风俗人情 ,也就是说《仪礼》所载的内容肯定有一部分属于周公当年“制礼作乐”所制定和实施的遗制。说《仪礼》与孔子有关 ,也并非如今文学派那样认为《仪礼》十七篇完全是由孔子圣心独断而创作出来的 ,而是认为《仪礼》当主要是由孔子根据宗周时代流传下来的一些礼仪规制加以编订整理而纂辑成书。当然 ,这并不是说现存的《仪礼》十七篇都是孔子整理后的原书 ,因为现存的《仪礼》十七篇除了孔子整理过的内容外 ,可能还包括七十子后学所编订和增补的内容。     

唐人注疏引《孔子家语》平议

从注疏入手是梳理《孔子家语》“伪书”说发生发展脉络的可行之路。唐代“三礼”注疏对《孔子家语》评价的高低取决于与郑玄《礼》学的契合程度,《毛诗正义》对《孔子家语》的评价与《诗》学内部的毛郑之争相关,这二者均是“疏不破注”的学术家法观念的反映。相比之下,“三礼”注疏与《毛诗正义》之外的唐人注疏对《孔子家语》秉承更为客观理性的态度。概言之,唐人注疏中对《孔子家语》的负面评价大部分是基于礼制问题而产生的。唐宋易代,礼学自身的关注视域发生变化,对《孔子家语》的关注焦点,从经典内部之歧说造成的礼制争议,转移到《礼记·中庸》的分篇上来。在此背景下,王柏正式提出《孔子家语》“伪书”说。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章补论

西晋首次将五礼制度用于实践,奠定了东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礼仪制度的基本框架,具有原点意义。南北政权分立时期,东晋、宋、齐、梁、陈礼制一脉相承,继承晋礼较多;十六国及北魏前期礼制建设相对滞后,至北魏孝文帝之时,北朝礼制建设方趋于系统化,带有混融南北的特征。北齐礼制在北魏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北魏、北齐、隋三次大规模融合以西晋为源而分化于南北的华夏礼制,促成了西晋礼制始分化于南北,而终殊途同归于杨隋。魏晋南北朝官学兴废不定,较两汉衰微,重要性也随之下降,私学(包括家学、师学、自学)成为这一时期儒士学习礼学的主要途径。据魏晋南北朝正史《儒林传》所见儒士学习礼学途径统计,当时师学最多,其次为家学,其次为自学,其次为官学。就礼学而言,陈寅恪先生将家族之学视为当时主要学术传承途径和"学术之中心",这一判断与史实不符。     

《〈仪礼经传通解〉研究》

本书立足《仪礼经传通解》整书,结合先秦至清代各类文献,遵从文本文献和历史文献相互参照的原则,研究《仪礼经传通解》各部分之间的异同点,考察朱子学派在礼学文献、礼例、礼图等礼学思想的演变发展过程及影响,勾勒出被隐蔽的朱子学派礼学发展史和接受史,对朱子礼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填补价值。     

《礼记》“敬”“让”思想探析

“敬”、“让”是《礼记》这部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礼学文献中反复出现的高频词,《礼记》在关于为礼必须端肃、恭敬、谦让的大量记录和论述中,对“敬”和“让”的伦理意义作了独到的阐发,在中国伦理史上首次提出了“敬让之道”的概念,视“敬”“让”为君子必具之德,并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规范;也首次提出了“敬业乐群”这个职业道德的核心概念.《礼记》所阐扬的敬让思想,丰富了中国伦理学理论宝库,对中华民族敬让美德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孔子与周制

孔子推崇周制,周制的两大基本原则是亲亲和尊尊,而亲亲无疑居于基础地位,故《礼记·大传》说"是故,人道亲亲也".《礼记·大传》和《礼记·丧服小记》也将"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四者称为"人道",而人道乃是孔子所看重的周制的基本精神.作为周代文明灵魂的"德",虽然以天命的形式出现,其内涵其实是人道精神;周礼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