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良知为圣──心学视野中的圣人

本文旨在对王阳明确立的心学圣人观作分析批评。建立在良知基础上的心学圣人观,对于“成圣何以可能？”这一儒家始终关心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思路。从“心之良知是谓圣”的命题出发,推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以及“个个人心有仲尼”这样合乎逻辑的结论,王阳明使“圣人”成为一个内在的观念,从而也使它的通俗化变得可能。随后出现的“满街都是圣人”的说法又将这种通俗化的趋势推向极端,反过来却构成对王阳明“致良知”说的否定。     

王阳明修身工夫论的路径与特色

王阳明工夫论与儒家修身传统关系密切。他将朱子"察之于念虑之微"工夫标举为"根本工夫",由朱子之"独知"而直接转化出"良知",借此扭转了朱子学外骛之弊,格物工夫遂聚焦于"格念头",格物者的生命成了修炼的对象;他提出的"致良知"跟陆象山"先立乎其大"工夫本体一齐点出,均有简明直截、鞭辟入里的风格,但"致良知"三字,不犯典要、不落格套,"先立乎其大"则有落入典要之嫌疑,在立志改过工夫论说上,象山"念虑之正不正,在顷刻之间"说与阳明"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说虽"差之毫厘",但却意义重大,前者坐实了刘蕺山"知是知非"落入后手之批评,后者则可从现象学"内意识"角度得到有力辩护;而在成圣这一修身目标上,阳明的圣人图像与宋儒相比则发生了"上提下拉"的变动:"上提"系指圣人图像中"无"的一面得到充分彰显,明道所营造的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无滞、无着、无执、无染的面向至此已天机尽泄;"下拉"系指阳明圣人观中的平民化趋势,个个心中有仲尼,见满街人都是圣人诸如此类之说法遂不胫而走。     

违反周延规则的三段论是无效的

主张有所谓“扩充三段论”的人说, 凡人都能制造生产工具, 猿不是人, 所以,猿不能制造生产工具。是有效的“扩充三段论”,其理由无非是:一、大前提是区别命题;二、大项在大前提中周延。这两条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凡人都能制造生产工具”的形式是“所有M是P”,而不是“只有M才是P(即:凡P是M)”。也不是“所有M是所有P(即:凡M是P并且凡P是M)”。“所有M是P”的谓项不周延是绝无例外的。     

唐以前圣人观念史研究

孔子在他之前对圣人聪明睿智之定义的基础上进而凸显其德性意义,诸子则依据各自学派的立场解释圣人意涵并重订圣人谱系。孔孟荀三人皆主张既避免泥古不化,又反对一味求应世之变而非圣无法,逐步建立起了为后世所承认的完整圣人形象谱系。这种对"王官学"与"百家言"的绾合,在西汉则发展成为以孔子《春秋》为新王创制立法的公羊学。古文经学以经为史,孔子被视为"王官学"的传承守护者,史家谱系的意义压过圣人谱系,万代一时,皆取法周文礼制即可。南朝玄学对圣凡天渊之别尤为强调,北朝诸儒则有古文经学师古之意,依凭《周礼》为北周定一代政治规模,被后来的隋唐取法而开一代盛世。随着中唐道统说的出现,尽管"人皆可以为尧舜"之信念逐渐大盛,为圣的标准则逐渐脱离外王之道而内化为工夫印证。这种变化既可能促成通达至善道路上始终的戒慎恐惧,也可能造成空疏张狂而导致满街圣人之论。此外,唐代孔庙从祀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也为圣人观念变化提供了一个现实层面的理解角度。     

杨简与明代王学

明初,王守仁时的思想界较少关注杨简,随着嘉靖以后王学的兴起,杨简成为了王学后学讨论的重点。王畿从本体论的角度,将杨简的"不起意"与"四无论"结合起来,论证了"无意"就是"无善无恶意之动"。季本等人则从功夫实践的角度批评王畿对"不起意"的诠释。泰州学派将"心之精神"诠释为"百姓日用之心",使"心之精神谓之圣"成为泰州学派倡导的"满街都是圣人"的注脚。到刘宗周时,王学后学由以往的本体派和功夫派的两极对立,走向了本体与功夫的融合,刘宗周对杨简思想的评价也是这一做法的具体体现。     

韩国儒学史上的“湖洛论争”——以巍岩与南塘为中心

朝鲜后期,韩国学者开始把目光从关注理学中已发的"四端"与"七情"的问题,转向"人性"和"物性"上面,并扩展到未发的"心"与"情"的问题。18世纪发生的"湖洛论辩",其代表人物是李巍岩和韩南塘。他们以朱子的理气论和心性论,李栗谷的"理通气局"说为根据,围绕"人物性同异"、"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圣凡人心同异"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人物性同异"的问题上,巍岩的洛派主张"人物性同"说,而南塘的湖派则主张"人物性异"说。在"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的问题上,巍岩将本然之性的性与本然之心的心一致化,主张"心性一致",提出了"未发心体纯善"论;而南塘则认为,未发状态下也存在气质之性,提出"未发心体有善恶"的观点。在"圣凡人心同异"的问题上,巍岩认为圣凡人都同样禀赋明德本体,提出了"圣凡人心同论";而南塘认为,圣凡人本心不同,主张"圣凡人心异论"。"湖洛论辩"的对话,是对朱子学的新诠释,丰富和发展了东亚朱子学。     

读徐梵澄译《薄伽梵歌论》中的案语提示

《薄伽梵歌》着意所在综合,即"究天人","通古今",所得必是一大和谐,这也是"精神"的主旨。而人类之精神事业,落实必在行业瑜伽,即有为于世间,盖由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事业犹如远征,需要引路之人,也即天神降世应身者,吾华称之为圣人。在圣人眼中,人皆得平等,因为每一个人都潜在是"天神之子",他们有能力为精神的进步、也即"变化气质"作出努力。     

伊斯兰教中国化历史的影响与思考

正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及其中国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其一,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认同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内在动力。如清代著名的回儒大师刘智所言:"虽载在天方之书,而不异乎儒者之典,遵习天方之礼,即犹遵习先圣先王之教也。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另一位回儒大师马注在比较伊斯兰教与儒家之后说:"圣不同时而道同,语不同音而义同,字不同迹而理同,教不同术而认同,服不同制而心同。"清代著名阿訇马复初亦说:"我观东土圣人,凡人生纲常名教,日用饮食数大端,诗书所载,无不尽美尽善,而无以复加。"显而易见,正是这种内在的文化认同不仅避免了     

晚清传教士对孔子的认识——以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为个案

孔子被历代中国人称为"圣人"。及至西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把耶稣的福音传到了中土,打破了中国人心目中已有的观念,究竟是应该"心归孔子"还是"心归耶稣",成了中国人几百年来心中萦绕的难题,也成为儒家与基督教两种文化较量的核心议题。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以儒学经典为基本依据,特别对孔子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提出不仅"孔子是上帝赐予中华民族的一位伟大先导者",而且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有相通之处,还担负着传布上帝福音的重要使命。     

圣人的过去与罪人的将来

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说:每位圣人都有一个过去,每个罪人都有一个将来。每位圣人都有一个过去。圣人并非生来就是圣人,圣人的过去,也是普通的、平凡的,也有过幼稚,有过青涩,有过伤痛和失败。圣人并非遥不可及,圣人的过去,就是我们的现在,圣人也是从平凡中一路走过来的。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们在平凡中不甘于平庸,在坎坷挫折中不屈于失败。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只要我们像圣人一样不甘于     

自我立法:规范与自由的和解

寻求自由与规范的和解是人类面临的永恒问题之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由是人的本性,但人有规范性约束。"人生而自由"既意味着人是"生而为自由斗争",又意味着"人生而平等"。只有在自我立法、自我规范的意义上,人才能真正打碎枷锁并获得自由。自我立法是普遍立法的自我限制,自由的自我限制可以消解规范的异己性使规范成为自由的。自我普遍立法以人格平等尊严为前提。人无论在现实现象形态上具有怎样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都不应当伤害到人格及其平等尊严,都应当有尊严地生活。规范性总是离不开权力,自我立法的自我规范关键是对权力的限制与规范。自由与规范的和解是一开放的历史过程。     

玩物不玩人

正《尚书》言:"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玩人丧德",我相信众生平等。在法理层面,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没有平等的观念,法律就是一种简单的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暴力工具。至于在道德层面上,更应该强调众生平等。没有众生平等的观念做基础,道德就是空中楼阁。正因为我相信众生平等,所以,我坚决反对一个人把另一个     

《管子》的养生智慧

在古代中国,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典型的“圣人”具有导向作用,《管子》塑造圣人品格,当然也是为了给人们确立人生目标。故而,学习圣人也就包括学习养生在内。在《管子·白心》篇中有一个养生的重要命题,叫做“执仪服象,敬迎来者”,这不仅是就如何“成圣”说的,而且对于一般人的生活而言也具有养生的借鉴价值。根据圣人理想人格的修养标准,《管子》不仅将治国与养生结合起来,而且具体探究如何“理气”的问题。     

人性整体结构浅识——就正于王锐生同志

马克思1867年说:“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这不是马克思为他的未来的人的研究规定方法,而是为他的过去的人的研究在方法论上作总结。1843年始,他就是这样研究人的。首先把人和动物都作为类(物种)来考察,并在两者的关系序列上把握人从动物区别出来的灵与肉的特殊性,即人的自然性和人的社会性,得出“人的一般本性”、人的本质的最高概括。凡人都统一于这个一般本性,正如凡物质体都统一于物质性一     

论荀子的“圣人制礼说”

基于对历史经验和社会现实的考察,荀子提出了礼的起源问题,并给出了"圣人制礼说"的回答。他认为,自历史发展之初,每个人都有因为无止的欲望而进行争夺的趋恶本性,导致社会生活变得资源短缺、混乱不堪。圣人对此"化性起伪",制作出了能够矫正人性、规范社会的"礼"。在荀子看来,"礼"产生于圣人的后天努力而非人的先天本性;圣人制礼,是实现、发挥自我价值及规范、引导社会的有力举措。     

统合孟荀的新视角——从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看

儒学包括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两个不同维度,前者强调"成己成人",后者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开启了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的分野。孟子"道性善"、以善为性,为儒家的君子人格奠定了人性论的基础,并发展出大丈夫精神、浩然之气、天爵人爵说等,对君子儒学有重要贡献。荀子主张"义利两有"、性恶心善,肯定自然欲望、利益诉求的合理性,这对于庶民之学是一个发展。传统的儒学由于重君子儒学、轻庶民儒学,面临无法克服的困境,即:使儒学规范君权、维护民权的宗旨无法得到真正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要克服传统儒学的缺失,通过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的并建,发展出儒学的当代形态,而统合孟荀便是其中一条思路。     

普度众生的水陆法会

水陆法会,全称为"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略称为"水陆会",又称为"水陆道场"、"悲济会",是中国佛教经忏法事中最隆重的一种。据明代莲池大师所作《水陆仪轨》卷一说,"法界"是指诸佛与众生本性平等,通称为"法界"。"圣凡"是四圣（佛、菩萨、声闻、缘觉）六凡（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实际上泛指一切众生。"水陆是指众生受报之处,水陆空三界,尤其水陆二处众生的苦难更为深重,所以称为"水陆"。"普度"是使六道众生悉皆度化,使之解脱。"大斋"是指施食,"胜会"是指胜会,如此救度者与被救度者集会于一堂,食与法都在一…     

胡瑗的“性善论”及其仁学

胡瑗性善论的特色是在肯定人皆禀有“五常之性”的同时,又认为圣人所禀为“天地之全性”,弘扬“仁义”并把它落实于现实中也就率先成了圣人的使命与义务。但这并不是说禀有“善性”量较少的普通士人就可对此置之度外。在胡瑗看来,培育并推行“仁义”不仅是士人一生的志向,还是价值的终极追求。胡瑗对“天地”是否可以“道德”论之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受道家的影响,认为人与天地不同,天地不仁而人则有仁;其二,继承了《易传》《春秋繁露》的看法,认为天地有仁,圣人亦有仁。此中的“仁”与“不仁”之抵牾充分说明了胡瑗思想的局限性。     

圣的起源与先秦儒家的圣人观

从文字及文献的分析来看,圣的本意是指与神沟通的特殊能力,后发展为凡一事精通均可为圣.具体而言,圣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能够事神,预测吉凶;二是道德崇高,人格完善;三是具有聪明才智,建立不凡的功业.春秋时期的圣人主要是这三种含义,只不过事神义后来转化为对天道的理解、把握.孔子不以圣人自居,他理解的圣是指"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济世安邦的政治功业.同时他从人性论的角度对人与人的差别做出探讨,但还没有对圣人的产生做出明确说明.郭店竹简中的圣人主要是指理想的君王,突出的是圣人的智慧和才能及制作礼乐等事功的内容,但《五行》篇则将圣视为重要的德目,《成之闻之》则从人性论的角度探讨了圣人如何及圣人与常人的差别问题,填补了孔子到孟荀之间的空白.在此基础上,孟子、荀子分别提出侧重道德人格、作为师者与重视智慧才能、作为王者的不同的圣人观.     

胡安国《春秋传》的“圣人以天自处”论及其政治文化意义

胡安国吸收并发展了传统儒家制约君权的思想,他秉持儒家"道高于君"、"以道事君"的精神,建构起以"天理"、"王道"批评君主和制约君权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就在于胡氏《春秋传》中所提出的"圣人以天自处"论与圣人是"天理之所在"说。对君王进行批评和贬责,与儒家"君为臣纲"以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伦理秩序发生了冲突。"圣人以天自处"论与圣人是"天理之所在"说的提出,使儒家士大夫摆脱了"臣子贬君上"、"以匹夫而黜天子"的政治伦理困境,为批评甚或批判君主与制约君权提供了思想武器,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