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三家《诗》学探略北大核心CSSCI

朱熹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对三家《诗》的征引,表明了朱子的三家《诗》学思想。朱熹对三家《诗》的运用,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学术环境、《诗经》研究的状况和朱熹本人的学术追求等各方面紧密相关。它传达了很具有影响力的讯息,吹响了对三家《诗》关注的号角,引起了后学的广泛关注,与王应麟的《诗考》一道,影响了有清一代三家《诗》学的发展。     

从《诗集解》和《诗集传》诗旨差异看朱熹《诗》学观念的转变及原因

朱熹注《诗》凡两易稿。初稿名为《诗集解》，后稿名为《诗集传》。二稿所论诗旨差异很大，这反映了朱熹解《诗》观念的转变。本文首先分析了朱熹注《诗》前后稿诗旨的差异，然后详细分析了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一是朱熹以前说《诗》领域废《序》之风影响所致，二是朱熹从文学角度看《诗》的结果，三是他从理学角度解《诗》的必然。《诗集解》和《诗集传》所论诗旨的差异，反映了朱熹解《诗》思想的巨大变化，勾勒出他从汉学向宋学的转变轨迹，代表了两宋《诗》学发展的方向。     

从汉代四家《诗》的异同看《毛诗序》的成型时间

《毛诗序》有相对一致的解释思路,十五国《风》、大小《雅》各部分的《序》表现出一定的系统性,相邻的《序》文也往往有一定的关联度,则其很可能成型于一人之手。三家《诗》本无序、四家《诗》解说有不少歧异,说明《毛诗序》非出于诗人、国史、周之乐官、孔子、子夏。先秦时期虽也有以政治教化、伦理道德解《诗》的趋向,但尚未成为普遍原则。《毛诗序》与三家《诗》皆以政治教化、伦理道德解《诗》,说明它们是同一时代的选择。而《毛诗序》比三家《诗》有更浓厚的政治教化的意味,则《毛诗序》晚于三家《诗》的创立。三家《诗》的创立在高后至文帝时,结合《序》《传》关系、《序》的资料来源,可以断定《毛诗序》的成型在景帝前元二年至中元五年间。     

三家《诗》思想渊源之蠡测

西汉今文诗学分为鲁、齐、韩三家。三家《诗》虽然都属于今文诗学,但其思想特征并不完全相同。而这些思想特征的不同,与它们思想来源的不同有着密切关系:鲁《诗》与荀子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在解《诗》的时候突出了礼的地位;齐《诗》源自以《公羊》为代表的齐学,有着浓厚的阴阳五行思想色彩;韩《诗》同时受到荀子与阴阳家两方面思想的影响,这也是其既有荀子"天人相分"思想,又有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思想的原因所在。从保持先秦《诗》义的原貌来看,鲁《诗》的贡献最大。但从汉代经学的发展来看,齐《诗》无疑最能反映西汉今文诗学的特色。     

朱熹《春秋》学考述

宋代大儒朱熹对儒家的许多经典都有精深的研究 ,唯独对《春秋》一经很少作出讲解和阐发。他虽然不敢否定《春秋》的经典地位 ,但他反对“一字褒贬”说 ,反对以“例”说春秋 ,对三传以及历代经师的解经表示出了强烈的怀疑 ;同时 ,对在当时有着重要影响的程颐与胡安国的《春秋传》也提出了批评。他的客观求实的态度 ,在当时的儒者中独树一帜 ,他对《春秋》经传的看法 ,在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笙诗考论

今本《毛诗·小雅》中收有六篇有义无辞的诗作,由于它们在表演之时以笙为演奏工具,故被称为"笙诗".自宋代以来,学界提出笙诗没有本辞的说法,并进一步指出《毛诗序》记载的六则笙诗小序皆为汉儒就诗题附会而成.此说深远地影响了后世学者对笙诗相关问题的判断.本文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就关涉笙诗的两个核心问题——《毛诗序》所载笙诗小序是...     

《甘棠》与孔门《诗》传

新发现的《孔子诗论》使我们对孔子《诗》说有了远超前人的认识。孔子《诗》说全面深刻把握《诗》旨,以《甘棠》为例,孔子以“报”一字总括,并层层解说其义。本文还就《甘棠》诗,梳理了自孔子《诗》说一直到汉代尤其关系本事的“传”的传承谱系。     

论理雅各对朱熹《诗》学的接受

理雅各英译《诗经》与朱熹《诗》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理雅各不仅赞同朱熹"自然的"批评风格,而且在废《序》言《诗》、比兴标定等具体问题上亦与朱熹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这使得英文世界第一部全译本《诗经》自面世以来就带着浓厚的宋学色彩。当然,理雅各对朱熹的推崇并不是毫无判断的盲从,而是批判性的欣赏。     

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历史转折──朱熹“以《诗》言《诗》”说申论

朱熹首倡并躬行的“以《诗》言《诗》”说是对《诗序》“以史证《诗》”以及后儒“以《序》解《诗》” 的否定与批判,同时又体现了对《诗经》文学本质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深刻认识。贯彻“以《诗》言《诗》”的原则,实现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变革,是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赋予宋代学者的重大使命;而文学名家与经学大师的一身兼任,历代文学与历代经学的双轨集成,是朱熹实现《诗经》学变革的主体条件与客观基础。     

朱熹与张载《正蒙》

朱熹是否为《正蒙》写过注解,在学界存在争议。那么,现行所谓《正蒙》朱熹注解从何而来,便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们通过考察《正蒙》朱熹注之源流,对朱熹是否为张载《正蒙》作过注解予以解答。朱熹在解说《正蒙》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张载的思想,那么,朱熹对张载思想的继承如何?我们对此做了初步探讨。     

王安石《诗》学观及其政教思想

《诗经新义》在政治权力的托庇下,成为官方教学的教材和科举取士的标准。随着熙宁变法的失败,新学与新党失势,《诗经新义》也处于被诟病批评的舆论状态。其对《诗经》文本的穿凿附会与断章取义固然铁证如山,但其创作生成的背后动因则更值得关注。跳出尊《序》与疑《序》的二元划分,重新审视《诗经新义》与《毛诗序》的关系,把握荆公对诗歌本质是“法度”的认识以及“教化”的设计初衷,才能真正了解荆公的《诗》学观与政教思想,并对熙宁变法中《诗经新义》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作用做出更为全面的评判。     

评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

在余英时先生研究朱熹时代的政治文化这一重要课题期间,我曾与他有过几次电话交谈,深感这项研究使他充满快乐和兴奋.他清楚地意识到这项研究所具有的挑战性,从而格外重视这项研究,这远超朱熹研究中一般所常有的重视程度.     

从礼制美德到性情之正——朱熹对《关雎》诗旨的扭转

作为《诗经》首篇,《周南·关雎》具有明大旨的意义,因而其解释历来为注家重视。《论语》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语对于学者理解《关雎》诗旨具有指导性。《毛诗正义》化用《论语》此语解释诗旨,体现出以礼制美德说诗的倾向,这也是《毛诗》系统叙说诗旨的一贯风格,朱熹突破这一传统,从《论语》“乐而不淫”之语中提炼出不同的诠释原则——说明“性情之正”。本文从经学史的角度梳理并比较《毛诗正义》与朱熹《诗集传》关于“《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解释,进而展现朱熹对毛诗的突破及其《诗》学建构,最后指明这种转变的《诗》学意义。     

从《牧斋净稿》看朱熹的道教信仰

朱熹青年时期以《黄庭内景经》为核心文本建构起自己的道教信仰。他的修持方式主要是斋戒、诵经、存思、服气 ,显示了高级文士的修道实践与宫庭和民间宗教行为的雅俗分野。朱熹与道教的因缘对他的诗歌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慕道山栖、离绝尘累的道门宗风使其早期诗歌表现出雅尚隐逸的世外高情 ,热烈的道教情感给他的诗歌染上了浪漫的色彩。总之 ,从《牧斋净稿》中 ,可以清楚地看出道教是此集中的主要宗教祈向 ,而佛教影响在其中只处于附庸的地位。     

朱熹《大学章句》“诚意”注解定本辨析

朱熹晚年对《大学章句》"诚意"章多有修订。他放弃了原来把"毋自欺"理解为要人在几微毫厘处做工夫,以求达到十分为善的思想,而最终把"自欺"理解为人知道应该为善以去恶,但内心所发之意念有所不诚的心理状态。朱熹对"诚意"章的修订,理顺了诚意、自欺、自慊、慎独之间的关系,使"诚意"章全篇文义通畅无碍。朱熹最终把《大学》经文"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中的"诚意"注解为"实其心之所发,欲其必自慊而无自欺"。     

从接受美学看《毛诗序》及其诗学史意义

宋代以降,关于《毛诗序》的存废争论不断,产生尊序和废序两派。尊序派认为学习《诗经》不可能绕开《毛诗序》;废序派认为《毛诗序》误读了《诗经》,应当废除。直至现代,《毛诗序》的存废争论仍然存在。从整个《诗经》接受史来看,《毛诗序》的解读方式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诗经》方法的同时,其某些阐释方法却在某种意义上演变为独具民族特色的比兴寄托的艺术创作手法,从接受史意义上来讲不失为一种收获。     

孔颖达的《诗序》观

《诗序》观是孔颖达《诗》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诗序》的作者和价值两个方面。他在《毛诗正义》中有8处说《诗序》的作者是子夏,但又有2处言及毛公和他人,这种矛盾不是《毛诗正义》作者的群体性造成的,而是因为他疏郑笺时自觉遵从郑玄"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之说。从全局来看,他按照"举重可以包轻"等原则,将《诗序》的作者最终归于子夏,其目的是为提高子夏的地位,将尊序推向极致,以充分发挥《诗序》的作用,建构《诗》学的理论体系,树立经典的权威,服务于时代大一统诗教的需要。     

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研究(一)──关于《诗说》对《诗经》通例的界定

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就《诗经》通例的论说,主要体现了作者对汉、唐、宋经学家章句之学的思辨和指陈,主要内容为：１．《诗说》对孔子删诗与“四始”之说的认识,２．《诗说》对“六义”之说的认识,３．《诗说》对“风雅正变”之说的认识等。《诗说》论《诗经》通例的学术源流,最突出的内容是强调《诗经》的乐性。这对我们当下和今后把《诗经》放置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论语》郑玄与朱熹解释之比较

郑玄和朱熹是汉代和宋代经典解释的代表性人物。本文从解释观、解释方法和解释内容三个方面对《论语》郑玄和朱熹的解释作了比较 ,认为他们不同的解释观是决定两者对《论语》作出不同解释的根本原因 ,而二人不同的解释观又产生于各自时代的不同学术思想 ,从而建立了中国经典解释学和中国传统学术史之间的紧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