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仁学四境论——基于《中庸》文本解读的孔子仁学体系新诠释

孔子仁学即是儒学成德之教,其为学次第及境界内容以《中庸》论述最为完备,《中庸》可作为儒学成德之教的摄义,及诠释孔子仁学体系的恰当文本。抉择《中庸》宗要为"性道不二",以"性"、"道"两个概念展开阐释道之共相的体性义和道之殊相的差别事理义。《中庸》文本结构编排蕴含着孔子仁学的为学境界次第,可概括为"仁学四境"——性理境、仁爱境、智用境和不测境。性理境是成德之教的哲学基础;仁爱境是尽性成己的仁德之道;智用境是在礼义事理中开大成物的智德之道;不测境是诚通大化的中道圆融境界。《中庸》文本之谨严,义理之缜密,足以代表孔子仁学体系之纲领文献。     

孔子中庸思想与“孔颜之乐”的内在理路

孔子的中庸思想中含有"中正"、"时中"、"用中"等内涵。孔子不仅以中庸思想作为"为人"与"为政"的原则,同时也以中庸来提升精神境界。"孔颜之乐"从实现原理来看是一种"自得之乐",其发生于德性的不断实现过程中。因为中庸是德性自我实现的内在要求,所以发挥中庸精神是获得"孔颜之乐"的必要条件。因此可以说,中庸思想为世人培养人生"乐趣"提供了可行的理论依据。     

杨时的“中庸”思想及其主要特征

<正>杨时(公元1053—1135年,号龟山先生)是北宋末南宋初著名的理学家,在宋代理学发展史上,他以二程洛学为宗,会通北宋理学诸派之说,开创"道南"系理学,为两宋之际理学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杨时修订《伊川易传》,编辑二程语录,并继二程而推崇《中庸》、《论语》、《孟子》、《大学》,不遗余力地阐发儒家经典,著有《周易解义》、《论语义》、《孟子义》、《中庸义》和《三经义辨》等书,形成了独特的理学思想。本文着重论述杨时理学中颇有特色的中庸思想的主要特征,并从其思想渊源和集中体现这一思想的《中庸义》进行考察分析。     

外在之行与内心之德的贯通——对子思五行说构建过程的诠释北大核心CSSCISSCI

后孔子时代儒家面临思想与实践的双重困境,子思承接孔子思想,创立五行说,试图解决外在之行缺乏内心之德约束的问题。郭店竹简《五行》篇"形于内"是外在之行与内心之德贯通的桥梁。子思对仁义礼智圣"形于内"的论述,主要在仁、智、圣上用力。子思论证五行"形于内"的同时,同样重视外在之"行"的意义。"行"与"德"并重,体现了子思的中庸思想。此后,孟子与荀子各偏于一隅,皆不得中庸。     

“中庸”的分析

孔子视为至德的"中庸",首先是一种实践智慧、成事之德,同时又天然地具有道德内涵、是成仁之德。就其追求"恰当"而言,"中庸"体现的是理性原则,是结合了智与仁的实践理性。作为理性原则的中庸,一方面表现为对欲望、激情和偏私的控制,即"克己";另一方面表现为随时间而定的能力,即在具体条件下对度的掌握和该不该的道德抉择,也即"权"。但此实践理性不是人天生具备的,而是通过"极高明"("致知")获得的。然而任何时代的"极高明"皆有其局限甚或偏荡,"道中庸"遂亦有其流弊。欲解决儒家"道中庸"的流弊,须反省儒家"极高明"的局限。     

郑玄《中庸注》中的“孔子之德”

郑玄的《中庸注》具有明显的文本整体意识,具有与朱熹《中庸章句》不同的分章结构,并对《中庸》主旨有独到理解。郑玄认为《中庸》的主旨是彰显“孔子之德”,孔子作为一个有德无位的圣人,承担着作经、制法的天赋使命。“孔子之德”包含三层含义,即“君德”“隐德”“前知之德”,合而言之,就是郑玄所理解的“孔子之中庸”。依据《中庸注》的理解,“孔子之德”主要凸显于《中庸》末章,但在全篇的文本中也存在前后对照的关系。     

从中、庸到《中庸》

朱熹以"平常"、"不偏不倚"解释中庸。人们据此认为中庸就是折中调和,抱守常态。又有论者强调中庸是常人皆能实践的道德。对此,本文以文字训诂为依据,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阐释了中庸的含义:中、庸本为二德,中为中正之德,庸为恒常之德。孔子赋予中、庸以新的内涵,将二者相结合。其后的《中庸》,围绕"中"阐释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道德,又在"庸"的范畴下阐述了"诚"的思想。诚是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慎独是致诚的途径。     

“学”作为道德生活何以可能 ——《论语》“学”论：《中庸》

《中庸》作为《论语》"学"论,是对《论语》之"学"作为一种可能的道德生活的合法性做哲学证明。本文通过对孔子一以贯之"为学之道"是"仁且智"的中庸之道的讨论,对《中庸》"学"—"德"—"道"、"道"—"德"—"学"的天人双向回环路径的构建,对中庸之道"不可能"与"不可离"的悖论的分析,开启了"学"作为道德生活何以可能的论题。在《中庸》中,构建了"天"-"性"-"道"-"教(学)"的整体"为学"境域,为"学"作为一种道德生活何以可能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并对《中庸》中的不同类人对中庸之道的不可能的可能性分析,论证了"学"作为道德生活的现实可能性。     

儒释会通 北宋高僧智圆的中庸思想

正一、"儒释言异而理贯"智圆(976-1022)是北宋初年佛教天台宗的杰出代表人物。其自幼喜好儒学,对中庸思想有深入的研究和感悟,因而自号"中庸子",又称潜夫。智圆一生著述颇丰,尤以《闲居编》影响最大。其在《闲居编》的《中庸子传》中,对儒家的中庸思想做了详细的论述,把儒家的中庸和佛教的中道进行了比较融通,此思想影响较大。     

从《易经证释》之本体生成论看“继善成性”说

《大学》《中庸》与《易经》有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大学》讲的"至善"是超越于善恶之上的道之本体,故"止至善"及"格致诚正"为"内圣"之功夫;其所讲"明明德"及"修齐治平"则为道之发用,是"外王"之行。《中庸》所讲的"中和"之"中"为道之体,与"至善"之境相对应,"和"为道之用,与"明明德"相对应;"诚"既是体,又是用,"成性"即是"成诚"。"成性"由"成己""成物"两部分组成,"成己"为"内圣"之功,"成物"为外王之行。《易经证释》所讲的哲理可以为我们理解"继善成性"说提供本体论根据,其中的先天"太极"之境(○)与"至善"之境相对应。两仪图中的阳仪与"乾元"及后天世界中的"善"相对应;阴仪则与"坤元"及后天世界中的"恶"相对应。阳仪独接先天太极,而阴仪则无此性能,亦即人们只有通过行善才能上达"至善"之境即道之本体。由此可推,"继善"意为"继道者善";"成性"意为"成道者性",亦即道无可成,成性即是成道。     

“中庸”是做出抉择

正"中庸"不是折中,不是中立,不是首鼠两端,也不是"既要、又要"式的全面,而是做出抉择。"中庸"之"庸",通"用",中庸即"中用",也就是"用中"。"中庸"是在"两端"之间,做出最优的抉择。《中庸》里"择乎中庸"之语,一个"择"字,道出其义。因此,"中庸"是"用"的,用于抉择——有判断、有衡量,有取舍、有决断。什么是"中"呢?程颐以"不偏"释"中",偏矣;朱熹以"不偏不倚"释"中"(朱熹《中庸章句集注》),更偏。     

论中庸的发展及其在儒学中的地位

<正> 中庸思想萌发于三代,中庸之名首出于孔子,春秋而下其学理几经发展,迄于秦汉已蔚然大观。在中国认识史上,中庸常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其更迭既展现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升华的一个侧面,又体现了华族理性精神的发展,也往往是儒学的精华所在。虽然近现代对其毁多于誉,但当代社会实践却表明中庸思想的价值     

从“德”之“性”义看《易传》的几个相关命题

"德"字在先秦文献中有"性质"、"属性"义。传本《易传》除大量带有德性内涵的"德"字外,还保留了"德"的"性质"、"属性"义,如"蓍之德"、"卦之德"、"阴阳合德"、"神明之德"、"杂物撰德"、"和顺于道德"等。准确理解《易传》上述命题的意蕴,应将"德"之"性"义作为重要的参照。     

试析《管子》哲学语境下“德”的意象表达

先秦诸子百家在争辩和探索中,以道德为重要命题,格物致知,法天象地,塑造了很多哲学意象。《管子》的德论自成一家体系,在观物比兴中,在道与德、法与德、义与德、刑与德、智与德等范畴和关系上,互为佐证,中庸和合,兼而融之,通过一系列美好的语象赋予了“德”更多的深刻涵义和社会应用价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比德意象,并对后世儒道等学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子“中庸”辨正

<正> 孔子的中庸思想非常丰富深刻,它始终贯穿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然而,集孔子思想之大成的《论语》对“中庸”只是提到过一次:“中庸之为德矣,其至矣乎。”(《论语·雍也》)虽然给“中庸”以很高的评价,却没有对“中庸”的实际意义作过具体解释。因而,历代为“中庸”正名者不乏其人,但始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朱熹对孔子中庸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朱熹继承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又着重从子思中和论的角度作了广泛的阐述和发挥,其要点包括中庸与中和、以体用释“中”、以“平常”释“庸”、“中”与“庸”、“大本”与“达道”、中与正、中与权、中与折衷、中与知行、致中和等。经朱熹的改造,孔子以来的中庸思想被完全纳入了理学的轨道,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中庸学说。     

实践理性向道德理性的回归:“中庸”管理思维、管理道德与管理精神

"中庸"之道,既是一种中国传统时代主体性地由儒家倡导的哲学方法和力求通过礼义途径实现和谐之治的治道原则,同时,若从当代发掘传统管理智慧的层面上来说,也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领域有代表性的一种管理思维,也更是一种管理道德和管理精神。"中庸"管理既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平衡术和权衡术,更不能被仅仅看成为一种思维方法,它代表着古代中国人关怀天下的博大胸怀,代表着他们要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的人文主义精神,代表着他们追求管理和谐的使命意识和由此而需要建立起来的道德知识体系。这种"中庸"管理思维、管理道德和管理精神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真善美合一"及"知行合一"的大传统,高度凝结着实践理性向道德理性的回归。     

《中庸》对孔门仁学的新诠释

忠恕之道是孔子仁学最为根本的实践工夫和最为核心的诠释原则。《中庸》本忠恕之道将孔子仁学做了新的诠释。其中,"中庸"含两义,即对中和之情的运用和中和之情的效用。就前者说,中庸就是忠恕;就后者说,中庸就是由忠恕而达到的仁境。中和之情乃是人情本然之规律,但必须以慎独工夫来维持。由慎独而至中和的工夫,即同于由忠而恕的方法。"诚"是子思从慎独工夫中自然转出来的观念。诚强调成己成物的统一,即体现了忠恕一体而仁的精神。《中庸》的主旨与孔门仁学一脉相承。     

孔子中庸说管见

孔子的中庸说,当出于《尚书·酒诰》中“作稽中德”一语,孔子的中庸思想很可能受周公“中德”的启发而进一步加以发挥。后世儒者对孔子的中庸刻意求深,离开了孔子本意。今人对孔子中庸说的理解,最普遍的是解为折中,调和,也有引申为中心、中立、中正,或解为“用中”的,还有视之为道德论,乃至把“中庸”现代化了的。本文作者认为:一、孔子的中庸思想是他认识人世间事物的真实性或合理性的方法论,而不是抽象的天道观、宇宙观。二、要把孔子的中庸与汉初儒者作品的《中庸》相区分。三、把中庸看作是折衷、调和而批判,是对孔子学说的歪曲。四、过分推崇中庸,把“两端”看作矛盾斗争和推动事物的发展,也是非历史主义的。     

“德”义探本

从字形看,甲骨文中的"■"字当隶定为"徝",有"巡""德"两读。前者义为"巡视",其所从之"行"为行走。后者谓寻觅于道路而有所得,即为得失之得,这是"德"的本义,所从之"行"为道路。"巡"字所从的"行"与"德"字所从的"行"本来就是同形词,正是这两个字旁的同形词关系,造成了"巡"和"德"的同形词关系。"悳"为"德"的异体字。《说文》对二字本义的解释亦与甲骨文相合。其以"升也"释"德","升"即"得"也;其以"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释"悳",旨在通过声训的方式以"得"释之。据此,关于"德"字本义的种种解读,如巡视、巡察、巡狩、行为、作为,乃至根据原始宗教学说将"德"理解为某种属性和品质等等,皆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