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支配自由的独断论难题

以赛亚·伯林对消极自由-积极自由的二分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分析自由问题的经典框架,然而,在晚近西方学界,以菲利普·佩迪特为代表的新共和主义者却提出了无支配的自由概念,认为它既区别于无干涉的消极自由和作为自主的积极自由,又比二者更胜一筹,是第三种自由概念。佩迪特对无支配自由的构建受到许多批评,其中最根本的质疑是,与干涉相比,支配是一种规范概念,必须依赖于某种特定的道德立场。因此,建基于这种概念的无支配自由必然是一种规范的自由概念。这意味着它要么是独断论的,缺乏客观的基础;要么必须被还原为无干涉的消极自由,因此丧失自身的独立性。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佩迪特做了大量的澄清与建构,试图用推论性的控制和免于异己的控制来定义无支配自由,他的努力虽然证明无支配自由没有预设任何道德立场,不是一种规范概念,但却无法真正证明它是唯一正确的自由概念,因此,无支配自由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依然面临着独断论的难题。     

从理性到信仰:西方自由观的转向——对奥古斯丁信仰自由观的一种解读

在古希腊理性精神与基督教信仰文化交汇的大背景下,奥古斯丁扬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理性自由观,提出了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信仰自由观。这种自由观展示了信仰、自由意志和理性三者之间富有张力的依存关系,实现了西方自由观的转向,对后来的西方哲学与文化发生了深远影响。这种自由观在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中得到复兴,但由于从根本上并没有克服自由与决定论之间的困境,现实的人的自由、理性与信仰在黑格尔哲学中都被消解了。即便如此,在当代一些重要的思想家那里,奥古斯丁确立的思维范式依然具有实质性影响。     

从"虚幻的共同体"到"真实的共同体":《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国家观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国家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是一种与人的力量相异化的力量.首先,他们指出以往国家理论的虚幻性,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理想主义,并揭示了鲍威尔和施蒂纳国家自由主义的本质.其次,他们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指出它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是压抑个性发展的.第三,他们阐述了只有建立真实的共同体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国家问题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联系起来,其国家观的实质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观,有助于我们超越经济发展主义,增强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