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論集》

一去年十月三联书店出版了任继愈同志的《汉——唐中国佛敎思想論集》(以下简称《論集》)。《論集》共收集了任继愈同志从1955年到1962年发表的关于我国佛教思想的七篇論文和五篇附录。全书的重点是对隋唐时期势力最大、影响最广、最具哲理性和最富代表性的四大宗派——天台宗、华严宗、禪宗和法相宗的哲学思想都作了探討和論述,批判其唯心主义的实质,揭露其反动的政治作用。附录中有僧肇的《物不迁論》和《不真空論》与范縝的《神灭論》的簡介和今譯,还附有《汉——唐佛敎簡明年表》。     

法相唯識宗的哲学思想管見——与任继愈同志商榷

《哲学研究》1962年第2期发表了任继愈同志的《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論》,我由于过去曾有一段时間研究佛书,对此特别感到兴趣,反复看了几遍。旣有启发,同时也觉得有些讲法“异乎吾所聞”,并不就是法相宗固有的观点或含义,有些更是明显的事实错誤。现在将我的愚見写出,跟任继愈同志商榷。一有关“百法”和五种分类的解释《略論》一文在第(三)(四)(五)节里对法相唯識宗学說作了概要的叙述,首先提出“百法”,无可非議。但断定“他們在《俱舍論》的七十五法的基础上分为百法。”把“百法”說成是由《俱舍》的七十五法发展而成     

克劳斯与梯勒论控制论系统在社会中的存在

《德国哲学杂志》1962年第1期发表了G.克劳斯与R.梯勒合写的一篇論文:“論控制論系統在社会中的存在”。全文长达4万字,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哲学的說明”,第二部分是“若干經济关系在证明自己有控制論性质方面的标志”,第三部分是“控制論系統的典型标志与經济系統和控制論系統的同形性”。     

任继愈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

正任继愈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1956年,任继愈先生发表《南朝晋宋间佛教"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此后又连续发表《禅宗哲学思想略论》(1957)《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1960)《华严宗哲学思想略论》(1961年)《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1962)《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1963)。这些文章后结集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1963年出版。这年年底,毛泽东主席在《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批示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迫切问题

苏联《哲学科学》杂志从1961年起組織了一次关于现代資产阶級哲学批判的方法論問題的討論,先后发表了六篇文章,它們是:A.波利卡罗夫(保加利亚)的《現代唯心主义的一般特点和对它进行批判的方針》(1961年第3期);斯克沃尔佐夫的《列宁的党性原則和現代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問題》(1962年第6期);捷洛格拉馬吉克的《多元論的方法論与对現代資产阶級社会理論的批判》(1963年第2期);留布丁的《十九至二十世紀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則》(1963年第5期);阿謝耶夫的《現代唯心主义的若干特点和对它进行批判的方法論問題》(1963年第5期);別吉阿什维里的《是否需要对現代資产阶级哲学作內部的批判》(1963年第6期)。最后发表了这里譯出的这篇文章,作为这次討論的总結。在这次討論中,特別在对現代資产阶级哲学的所謂“內部批判”問題上发生了爭論。波利卡罗夫、別吉阿什维里等人提出要采用通过揭露有关观点的內在矛盾来使其自我駁斥的“內部批判”方法,幷认为这种方法是一个尖銳武器,因为現代資产阶级哲学中充满着內在的矛盾。阿謝耶夫則认为所謂內部批判不是馬克思主义理論所特有的,更不可能是同現代資产阶级作斗爭的主要方針。在納尔斯基等人的这篇总結文章中,对这次討論作了評价,幷着重对“內部批判”問題发表了他們的意見。他們认为首先应当拋棄“內部批判”这个不确切的术語,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对被批判的学說采取“內部批判”的方法,而是要揭露这些学說的內在的根据不足。而且,这种批判方法还要以社会經济分析、阶级分析、共产主义党性原則等等作为自己的前提、必要条件和基础。     

再论古代印度唯物主义

灯喜(Dipak Nandy)的论文“古代印度唯物主义”(载于《今日马克思主义》1962年2月号)分析了恰托帕驮耶(D.P.Chattopadhyaya)的《顺世学派。古代印度唯物主义研究》(Lokayata.A Study in Ancient Indian Materialism);他的分析是有力的,引起人们的兴趣。我很赞成灯喜给恰托帕驮耶的这部书以高度评价。同时,在我这方面,我想详谈一     

《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一文简介

《江汉学报》1964年第4期发表張立文《論“治統”与“道統”的关系》的文章,对馮友兰去年发表的《关于孔子論仁的思想的一些补充論证》(《学术月刊》1963年第8期)《再論关于孔子討論中的一些方法論上的問题》(《文汇报》1963年10月8日)《关于孔子討論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哲学研究》1963年第6期)三篇文章中提出的“君师分开”的說法,提出批評。作者把馮友兰的观点归納为以下两点: 第一,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和师是相提并論的,有所謂治統和道統,君就是封建社会中政治统治的最高统治者,是屬于治統这一方面的;师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級制造幻想的思想家,是屬于道統这一方面的。孔子是为中国封建統治阶級     

几年来关于美学問題的討論

概况解放以前,关于美学問題(不包括文艺理論)的研究是很不发达的。有关这方面的专著和翻譯寥寥可数,而且影响不大。当时在青年中影响較大的只有朱光潜的《談美》(1932年出版)和《文艺心理学》(1936年出版),可是这两部书正如朱光潜先生自己所說的,与中国过去封建的文艺思想,与欧美許多反动的哲学、美学思想有着千絲万縷的联系。抗日战爭結束后,蔡仪同志写了一本《新美学》(1947年出版),对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提出批評。解放初期,《文艺报》曾发表过朱光潜、蔡仪往返論辯的个別文章,1953年曾发表呂熒批評蔡仪《新美学》的文章,但都未展开論爭,也未引起注意。1956年6月《文艺报》发表朱光潜《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对他过去的美学思想作了自我批判。同时,《文艺报》、《人民日报》、《哲学研究》等报刊陆續发表了曹景元、賀麟、李澤厚     

公允地评价冯友兰哲学——评介《冯友兰新理学研究》

在悼念冯友兰先生逝世的日子里,我仔细地读完了田文军同志的新著《冯友兰新理学研究》(武汉出版社1990年8月版。以下简称《新理学研究》)。这部作者琢玉三秋、覃精结构的著作,叙述系统、分析深入、评价公允,给了我许多启发,解决了我不少疑惑。所以我写了这篇评介。     

维护一个传统的信条——兼与李先焜先生商榷

李先焜先生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两篇论文(《语言、逻辑与语言逻辑》,1986年第8期;《指号学与逻辑学》,1988年第9期),批评“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的观点,论证他自己的“逻辑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符号”的观点。我认为,李先生的观点实际上涉及到“逻辑究竟是什么”这个根本性的逻辑哲学问题,因此应该在更广大的背景中去审视它。     

理学的演变与重建

1988年笔者在日本东京大学讲学期间,曾受东大中国学会的邀请,作《对中国八十年代宋明理学研究的分析》(载《中国——社会与文化》第四号,1989年6月),又受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邀请,作《我的宋明理学研究》(载《东洋的思想与宗教》第六号,1989年6月)等演讲,对宋明理学研究,作了初步的反思。1990年12月在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95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大会上,笔者的演讲,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又作了新的探索。     

历史考证要注意逻辑性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一日《光明日报》第一版上有一篇题为“李自成死于何地?”的报道,副标题是“新近出土的文物说明李自成可能死于湖南石门县夹山。”报道说:“湖南石门县夹山寺新近出土的奉天玉大和尚墓内的瓷坛,很可能存放的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的骨灰。如果此说能成立的话,那么,李自成就不是死于湖北九宫山,而是死于石门县夹山,在世年龄也不是三十九岁,而是约七十岁。”(重点号是笔者加的)我们可以把这一段话看作是一个推论。这个推论的前提是根据“新近出土的文物”所作出的推断,即“湖南石门县夹山……可能存放的是明末     

爱国爱教的徐光启

徐光启(1562—1633),上海人,明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谥文定。他是我国明季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我天主教界中一位杰出的热心教友,1983年正是他逝世后的第三百五十周年。回忆1933年当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时,中国许多名人学者,在报刊杂志上撰写了不少纪念文章赞扬歌颂他,比如:蔡元培先生称徐光启是我国科学的先导;竺可祯先生称徐光启的治学精神更胜于与他同时期的英国的培根(1561—1626);高鲁先生称徐光启的治历,前不让郭守敬的特创,后不逊梅文鼎的敏求。(北京《光明日报》1938年11月18百)又称徐光启编著的《农政全书》可和中国著名的药物学家李时珍(1518—1578)的《本草纲目》齐名而范围更广。近读姚雪垠的历史小说《李自成》,作者提到徐光启,在脚注里说:     

K.S.Lashley和大脑皮层的整合作用

K.S.Lashley(1890—1958)为美国著名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其一生主要从事研究动物脑的机能与行为的关系問題。1929年9月,他以美国心理学会会长的名义向第九屆国际心理学代表大会发表了《行为的基本神經机制》的演说,后来登载在1930年的《心理学評論》上。由于这篇演说集中地攻击了反射的理論,当时就引起巴甫洛夫的反击,写了一篇題为《生理学者对心理学者的答复》的文章,发表在同年的《心理学評論》上。在这篇文章里,巴甫洛夫提出了著名的反射理論的三個基本原理。自从巴甫洛夫于1936年逝世以后,Lashley继續做了不少实驗并写了不少文章支持和发展他自己的观点,直至他逝世。Lashley的大部分实驗是用白鼠做的,但也用猿猴作为实驗的对象。他的机械主义的行为主义观点,在晚年已愈来愈和格式塔学派趋于接近了。但無論如何,由于他的研究涉及許多心理学的基本理論問題,并且由于他儼然自成一学派,对心理学影响很大,所以他的实驗事实和理論观点值得我們注意,批判其錯誤的观点,吸取其有益的事实。最近美国出版了《Lashley的神經心理学》一书,选载了他生前的卅一篇重要的论文,包括引起巴甫洛夫爭論的那篇演讲詞在內?鸫笱е睦硌Ы淌贓.G.Boring特为此书写了绪言,概括地敘述了Lashley一生中实驗研究的重要工作和理论著述,特为譯出,以供国內心理学者、生理学者及其他有关学种的同志們参考。     

中村秀吉:《逻辑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这是中村秀吉的一本論文集,收入了他自一九五四到一九六一年所写的以下八篇論文:《邏輯实証主义和馬克思主义》、《形式邏輯的对象和辯証法》、《归納邏輯的問题》、《理論构成的邏輯》、《科学认識和价值評价》、《理論的检驗》、《对普通語言学派的当头一棒》、《对真理概念的邏輯的     

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要有中国特色

(一)由美国“国际现象学协会”主编的刊物《现象学探究》,刊载了海外学者金坚先生的专文:《关于胡塞尔现象学在中国的研究与展望》(见第10卷,1986年10月),其中介绍评论了我从1980年至1983年的5篇拙作。我认为这种属于正常的学术交流是有益的。金坚先生对我的拙作作了一些肯定和鼓励,但他认为,对拙作所主张的现象学的根本观点是“把哲学与自然科学从根本上对立起”,因而是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敌人,是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     

再论《牧民》为管仲遗著——与胡家聪先生商榷

拙作《<牧民>为管仲遗著考证》(《管子学刊》1990年第3期),对《牧民》篇为管仲所作,从该篇内容上提出两个积极证据,即该文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我所谓积极的证据,即立的方面,立此篇及“经言”各篇为管仲所作的证据;所谓“消极”的证据,即破的方面,破它们不是管仲的证据。在那篇文章的末尾写道:“罗根泽先生判定《牧民》为战国政治思想家所作,实质上没有什么‘证据’。而且,否认《牧民》为管仲遗著的人,似乎都未提出硬‘证据’。”胡家聪先生的《从“经言”各篇看田齐法家管理国家的学说》提出几条证据,笔者认为都是靠不住的。(上面所说胡家聪先生的文章发表在《管子研究》第一辑,以下所引胡先生文字皆见此文)     

关于哲学史方法論和道德继承問题的討論——一年来哲学界关于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讨论

哲学史方法論問题的討論是从孔子問题的討論展开的。几年来,哲学界争論最热烈的是关于孔子的問题。在1962年以前,争論的主要問题是:(一)孔子的哲学思想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二)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代表沒落奴隶主的还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級的;(三)孔子的思想是反动的还是进步的。但从1962年春天以来,出現了新的动向。各地报刊陆續出現了一些美化孔子的文章。孔子的什么艺术思想、音乐理論、軍事思想、体育思想、心理学等等,都有专文論述。有些人对孔子思想作超阶級、超时代的抽象分析,把它說成永恒的,“万     

再諭庄子

《哲学研究》1961年第二期发表的任继愈同志和关锋同志的两篇論庄子的文章,树立了对立面,真正是旗鼓相当,針鋒相对。但是,从鉴别史料的观点看,任继愈同志和关锋同志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他們都认为在《庄子》中可以十分确定地分別出来,那些篇是庄子所自著,那些篇是庄子的后学所著。他們又都认为《庄子》中的內篇和外篇之間,有一个似乎是不可逾越的界限;內篇七篇自成一組?在内容上是一致的,而且內篇七篇之間,还似乎有一种逻辑的联系。这些看法,也并不始于这两篇論文;这是傳統的看法。我认为研究庄子首先要打破这种傳統的看法。任继愈同志和关鋒同志从上面所說的共同出发点出发,在鉴別史料的问题上,成了对立面。关锋同志认为,內篇是庄子所自著,外、杂篇是庄子的后学所著。他是继承傅     

《侈靡》篇时代与作者蠡测——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质疑

《管子·侈靡》篇素称难读。明刘绩言“此篇多错简,不可读”(《管子补注》),朱长春言“《侈靡》大奇,宿儒难解”(《管子榷》)。郭沫若先生《管子集校》对其文通篇校理,又撰长文《侈靡篇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后收入《奴隶制时代》一书)分析剖判,辟路蓝缕之功卓然可鉴。然笔者对郭老《侈靡》篇作于公元前190年前后的西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