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和马克思的社会观

卢卡奇这样来描述他自己创作的特性:它是一条“走向马克思的道路”,而他70岁时才真正开始写他的毕生著作。当然,人们不可按字面去对待这些很有主观色彩的说法;但是说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创作是不断地为马克思的真正观点而斗争,而且     

生活的哲学

在缪勒的《辩证法》(Dialectic,1953年,纽约)这本书中,有一章是“伦理学”。本译文只译出“伦理学”中的一节。缪勒在这一节中,首先叙述和批评了伦理的唯物主义、快乐主义、进步哲学、道德主义与反道德主义,说它们“夸大和孤立生活的要素”,都没把握住生活的辩证的整体。缪勒于是提出他的生活的哲学。他认为生活是一个“辩证的整体”,是“诸矛盾的一个不矛盾的统一性”,“其中没有一方面能有希望获得决定性的胜利”。道德的绝对理念应当存在于生活的斗争中而又超出生活的斗争。他的生活哲学的辩证原则是:“无条件地肯定”“道德的斗争”,“不要夸大或孤立一个价值而牺牲别的价值”。他认为,活力和精神是伦理的两极,这二者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如果只有精神而没有活力,那么精神就成为死的精神,这样就陷入了道德主义和形式主义。如果只有活力而没有精神,那么活力就没有意义与方向,这样就陷入反道德主义。在本节最后,缪勒强调“个人的快乐”和“社会的福利”这两个对立面的不可分的统一性,并借此反对共产主义。他说,“孤立起来的个人主义就成为一种与社会的福利相矛盾的‘粗野的自私自利’,而孤立起来的社会福利就陷入一种极权的共产主义。”缪勒的观点是一种反动的新黑格尔主义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凶恶敌人。     

当代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哲学

列宁在他的哲学著作中,首先是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卓越地指出:在当代的哲学上,同两千年前一样存在着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与思想体系”。列宁的这个论点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甚至可以说,当前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达到了新的规模,而且日趋尖锐。原因在于我们时代的性质,在于生活各个领域内所进行的深刻变革。如果把所有的基本的社会进程加以归纳,找出它的中心点,这就是由伟大的十月社会主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

引言:哲学作用的恢复在各种当代哲学中,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特别以其历史遗产而独具特色。尽管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倾向、学派和思想体系,但它们由于各自显著的创造性而走到一起来了。它们的区别可归因于所谓不同的“文化框架”的不同,然而区别毕竟是人对宇宙力量、自然、他的同伴以及自己个人命运所持的不同态度造成的。这种态度的最高体现是人对他在与人类条件的关系中作用的评价。这些显著的区别植根于人对“生活斗争”中的周围因素作出的决定性的反应,这     

论非洲哲学中的叙述方面

非洲文化是围绕非洲人民的斗争而不是围绕音乐、诗歌或民间传说具体地形成的(F.范农)。哲学……如果不“写它的回忆录”或“记日记”,就不可能充分地发展(P.亨通基)。P.博顿林在他1981年发表的文章里问道:“存在或不存在非洲哲学?如果存在,它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受到非洲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重视已有十年左右。在这些其本身也都是哲学家的知识分子中,对这个问题阐述得最有条理的当推:博顿林(尼日利亚)、K.怀尔杜(加纳)、H.O.奥鲁卡(肯尼亚)、M.托瓦和E.布拉加(喀麦隆)及P.亨通基     

逻辑真理是可错的吗?

“逻辑真理是可错的,逻辑原则上是可修正的”(陈波,2000年,第217页;另参见1998年,第251、256、259页)①,这是陈波教授常常谈论的一个观点。在他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认为“逻辑和逻辑真理可以被修正”(同上,2005年,第94页),并且强调认为,“一切知识都可以因为某种经验的理由而被修正,因而在原则上都是可错的”。(同上,第95页)我认为,陈波的这些表述虽然有些区别,比如前者是从逻辑真理的“可错”到逻辑的“可修正”,而后者是从逻辑和逻辑真理的“可修正”到“可错”,但是实质是一样的,即认为逻辑是可错的和可修正的。因此,我把他的观点简…     

原始社会与社会发展的原动因再探——兼答王贵明同志的反商榷

王贵明同志的《再谈原始社会与社会发展的原动因》(载《哲学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对我与他商榷的文章《也谈原始社会与社会发展的原动因》(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4期)提出反商榷,认为“在原始社会不可能出现一个历史地形成的社会”,而我提出的观点则“存在着明显的疏漏”、“人为”的“臆断”。王文的观点对于深入研究原始社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在总体上难于成立。本文再就这些观点就教于王贵明同志及理论界同仁。     

哲学与阶级斗争关系的几个问题

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破坏和影响,有些哲学教材只强调甚至任意夸大哲学与阶级斗争的联系,而忽视哲学与生产斗争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关系;只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而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甚至把阶级分析方法夸大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把一切哲学上的争论都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这些不科学的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现在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对这方面的一些错误观点,需要认真讨论,加以澄清。     

評馮友兰著“中国哲学史論文集”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论文集”(1958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收集了他在解放后用马列主义辞句装璜起来的七篇论文。著者的自我评价并不低,认为“对于学习中国哲学史也可能还有—定的用途”“供大家参考”(论文集序)。要是说这本书可供学习中国哲学史参考的话,那只能说是给予我们一个典型的混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界限,歪曲中国哲学史的基本面貌,宣扬唯心主义和散布修正主义观点的反面教材。作者说解放后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是以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个思想为指导的。几乎在许多文章开端就摆出这句话,而实际上作者论文的基本观点都是货真价实的“新理学”观点的继续。这是读者要特别警惕的。     

德谟克利特的伦理学

认识德谟克利特(约生于公元前460年,卒年不详)的伦理观点,并确定这些观点在伦理学史上的地位,遇到了一个困难。我们所见到的这位哲学家的某些伦理学残篇(这些残篇的真实性至今还有争议)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对这些残篇中那些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成为伦理学上思想争论的主要对象的问题,现在仍然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论断。一方面,德谟克利特提出了可以说是他的伦理学的自然主义的(甚至是享乐主义的)方面的命题:“……快乐     

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工作的几点展望

法国《思想》杂志1964年4月号登载了三篇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文章,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语录和一篇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新著目录。第一篇的作者是巴兰(Parain),题为《在一种根本性的争论中的一个新阶段》。这是一篇开场白式的文章,其中介绍了近三年来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讨论这个问题的概况。作者认为“真正的科学方法在于处身在两种同样有害的倾向之间而能头脑清醒地前进,这两种倾向是:限于罗列事实的实证论和由马克思、恩格斯的几点指示出发而去凭空架设抽象的历史构造的公式主义”。作者接着说:“私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不是两个纯粹的概念。在原始社会里,除了公有制以外,早已有个人所有制的一些因素在形成了,再者,在最进步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私有制也从来没有完全消灭某种集体观点的权利。决定所有制形式的性质的改变的不是老形式的突然和彻底的淘汰,而是渐渐地和有意识地实现的统治倾向的推翻”。作者下结论说:“所以对于发展到某一阶段的某一社会的所有制形式的分析必须极其严格地又极其细心地去进行”。第二篇文章是匈牙利汉学家多该(Tokei)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是一篇考据性的文章,作者在其中详细摘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有关段落,并且提出自己对这些段落的理解。作者最后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以原始社会残留的所有制情况为基础的一个特殊的范畴”。最后就是歇斯诺(Chesneaux)所写的这一篇。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追溯了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者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上展开争论的历史,说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受到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压制,而现在,则因对许多解放了的亚非国家的研究所提供的材料和由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所解放的研究精神,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重新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作者提出他自己的见解,认为从现在的研究成果看来,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术语真正的含意,不仅可以解释亚洲社会的发展状况,而且足以解释非洲和美洲甚至欧洲原始历史的某些阶段的进化状况,所以“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术语是不适用的,他主张改为“专制的——农村的”生产方式。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奴隶制”和“封建制”这两概念(特别是后者)不是普遍适用的,他说亚、非国家的社会并没有真正的封建社会阶段,在这些国家里,自从脱离原始公社制以后,直到外来的资本主义侵入以前,一直存在着他所说的那种“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篇文章,通过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新的”解释,实际上试图完全推翻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主要阶段及其规律的观点。     

社会发展的哲学

在本文中,作者首先批评苏联学术界中的经验主义倾向。他指出,苏联有一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过分沉溺于研究十分烦琐细小的题目、积累材料和对材料作简单的描述,而低估哲学概括的意义。但他胡说这种情况也是所谓“个人迷信的环境”造成的。他说,过去对波克罗夫斯基等人的严历批评,不能不引起社会科学中贬低理论思维的现象。他主张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而反对建立一门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列的“具体社会学”,也反对把对经济、劳动,文化、家庭、日常生活等等的研究包括到社会学的对象之中,反对把社会学理解为关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科学。作者断言,“历史唯物主义在某些地方巳落后于时代,落后于社会生活和人文科学的需要”。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阶级对抗和其他社会对抗已被消灭的条件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否被对立面的完全一致所代替呢?如果不是,那么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矛盾是怎样的呢?他还认为,关于个人及共本质、权利、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问题,现在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居日益重要的地位。作者以一节的篇幅论述意识、精神因素在现时代的巨大作用。他说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主观因素的作用也以特殊的形式在增长着。他认为证明这一点的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在经济关系领域内的作用正在增长,它力求把某些计划因素引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而且“在资本主义列强的相互关系中出现了整体化的倾向,市场关系局部地得到调整”。他还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可能抑制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规律的作用。在最后一部分里,作者公然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许多基本原理。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各阶级为达到共同目的所采取的一致行动。又说,在目前的苏联,国家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而是全体人民用来解决共同任务的政治工具。他在反对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庸俗化,,的幌子下,反对阶级观点,宣扬阶级调和论。他故意把民族解放斗争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仿佛民族解放斗争就不是阶级斗争。他不以阶级观点分析民族民主国家的阶级实质,却笼统地说什么“民族民主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捍卫民族独立而把一切反帝力量联合起来,并在适当条件下转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他宣扬世界热核战争的危险性,说“达种危险性迫使一切反对军国主义的力量不顾阶级差别而力求团结起来”,而且“甚至垄断资本的个别集团也是反对军备竞赛、反对挑起热核战争的企图的”。     

关于个性模式的探讨

(一) 人的个性是在素质基础上,受社会生活条件所制约,通过个人的实践活动而形成的。个性是由体现人的立场的“意识倾向”与体现人的观点方法的“调控机能”所构成的人与现实世界相互作用的精神系统。所谓体现人的立场的“意识倾向”是指一个人心理活动的总方向是倾向于从人民利益出发,还是从剥削阶级的利己主义出发等,以及由之而表现出来的志趣宏鄙与性格优劣;所谓体现人的观点方法的“调控机能”是指一个人在认识与处理客观事物过程中,是偏重于以辩证唯物主义还是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来反映与反作用于现实世界,乃由之而来表现出来的完成实践活动效能方面的智能高下与     

关于遵守规则和私人语言的研究(二)

孟德尔(C.W.K.Mundle)在“‘私人语言’和维特根斯坦的那种行为主义”中把维修根斯坦的观点称之为“语言的行为主义”(linguistic behaviourism),他通过对于这种语言行为主义的批判确定一个与维特根斯坦相反的论点:一个人可以谈论他的私人经验.他说,维特根斯坦的论点——一个人甚至不能够对自己谈论他的私人经验(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关于日记的论述中力图证明的)——与其他问题混淆起来了.这是因为维特根斯坦把问题表达成:“能有私人语言吗?”这种表述混淆了以下问题之间的区别:一、人能有意义地对他自己谈论他个人的私人经验吗?二、人能告诉其他人关于他的私人经验的情况吗?     

关于辩证矛盾的结构问题

本文是针对Ф.Ф.维亚克列夫的《辩证矛盾的结构》一文(译文见本刊1964年第12期)而写的。作者反对维亚克列夫把矛盾的本质主要与对立面的同一、相互渗透联系起来,把矛盾的本质的表现主要与对立面的相互排斥联系起来。他认为,随着条件、特别是矛盾发展水平的不同,在现象中被提到首位的或者是对立面的分裂为二,或者是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在不够成熟的矛盾中,统一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而在成熟的矛盾中,“斗争”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他认为“对立面的相互作用”这个命题包含有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思想,抓住了任何矛盾的最本质内容,表现出一切矛盾的一般结构。他认为辩证矛盾的结构中包括:作为矛盾双方的对立面;对立面的统一;对立面的“斗争”;矛盾中统一因素和“斗争”因素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由于矛盾的发展水平和特点的不同而发生的变化。他反对把一切对立面都归结为两极的对立,而认为事物通常只是在其中某些特征方面是对立的。他认为统一有三种表现,即不可分离性、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统一在矛盾中也是能动的本质,而且是冲突和“斗争”的基础。他认为差别是处于可能状态中的矛盾,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会转化为现实的矛盾。他还反对维亚克列夫否认外部矛盾的存在,而肯定外部矛盾是存在着的。     

论对立面的统一在矛盾中的作用

作者自称在本文中要从辩证法规律的一般内容和表现特征相统一的观点,从辩证法问题的现状和历史相统一的观点,探讨对立面的统一及其在矛盾中的作用问题。作者叙述了黑格尔和列宁对“统一”、“同一”、“同等作用”等概念的理解,并得出结论说:在唯物辩证法中,统一、同一和同等作用这些概念被用来表现对立面的规律联系的特征,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反映了同一种联系的某些不同的细微差别和方面,没有对立面的同一和同等作用,也就没有对立面的统一;对立面的统一、同一和同等作用始终是具体的、活动的、有条件的和相对的。作者以很大篇幅论述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问题。他不同意М.Ф.沃罗比耶夫(参见本刊去年第十一期)和М.Н.鲁特凯维奇等人的见解。他认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辩证关系,是它们在斗争基础上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种相互作用中,斗争决定着每次统一的变化和最后命运,统一反过来也在每个特定场合下决定着斗争的具体形式,并成为矛盾的一种运动形式,斗争是相互作用的决定性基础,是发展的原因,而统一是矛盾中的被决定的因素;统一在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它既可能促进发展,也可能阻碍发展,既可能成为解决矛盾的手段,也可能成为妨碍矛盾得到解决的因素。作者认为必须把发展的泉源和发展的动力区别开:发展的泉源处于对象的内部矛盾之中;动力则是解决内部矛盾的手段,是矛盾自身产生出来的。阶级斗争是对抗性社会发展的动力,而社会差别的统一则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运动形式,是解决矛盾的主要手段,是比阶级斗争强大百倍的动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发展的泉源也是斗争,不过是特种的斗争,是反对一切陈旧的、过时的事物的斗争。     

现代社会发展的辯証法

费多谢耶夫的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六五年《苏联科学院通报》第九期上,这是他在今年四月全苏唯物辩证法讨论会(有六百多人参加)所做的报告的压缩。费多谢耶夫这篇文章是彻头彻尾修正主义的,只不过在论证问题时耍了一套更狡猾更虚伪的手段而已。根据《哲学问题》杂志今年第十期有关唯物辩证法问题讨论会的长篇报道,他这个报告共分五部分:(1)辩证法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发展;(2)过渡时代的辩证法;(3)现代历史过程的不平衡性和国际关系的辩证法;(4)发展的上升路线与下降路线;(5)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法。费多谢耶夫在本篇文章中把那篇报告的第一、第二部分合在一起(第一部分有删节),这样便只有四部分了。原报告的第五部分,费多谢耶夫把它加以扩充,单独写成一文,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今年第十四期上,这篇文章的译文排作这一组文章的第二篇。我们在译本文时,把原报告第五部分(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法)略掉。作者在本文的第一部分里,除了重弹苏共关于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体系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等老调之外,还提出一个“新”论点,即“就世界发展的范围而言,时代的基本矛盾则是内部矛盾”,这个矛盾对个别国家来说是“外部矛盾”,其间的辩证法是:“时代的主要矛盾决定时代的基本特点的发展和变化、世界发展的方向”,“决定两种对立体系竞赛和斗争的进程和结局”。这是他的一个基本观点。作者在第二部分中大肆宣传热核战争恐怖,说什么“如果说热核战争将会废除资本主义,那末它不但不会提前反而会大大推迟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甚至“可能提出人类本身存在的问题”;说什么“社会主义不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战争也能够得到胜利,在和平条件下也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他并且再次荒谬地宣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和平形式的革命飞跃”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第三部分谈到社会发展的上升路线(社会主义)和下降路线(资本主义)之间的所谓“辩证法”。这里他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都说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代基本矛盾的运动”。他给“非资本主义发展”下了一个定义:“这是从封建制度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是绕过资本主义阶段,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和形成的过程”,这一过渡是“或多或少和平地”实现的。作者在这里实质上是在宣传外因决定论,企图麻痹资本主义国家中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革命力量,束缚他们的手脚,反对他们进行反帝的斗争,从而让苏美两大国来主宰世界人民的命运。     

杜威的语言哲学

“一个贯彻到底的新思想总是要简化……但是一个新观点又倾向于过于简化、忽视、无视,并由此而在实际上加以否认。”——约翰·杜威我的目标是要考察杜威在语言学及有关的问题上所必然作出的论述——杜威虽然在他的著作中对语言和符号体系谈得很多,却没有给我们留下他对这些问题的观点的系统论述。我所以选择这个论题的原因是许多现代的哲学家对有关语言诸问题所表现的巨大兴趣。在我结束讲演之前,我还想谈一谈杜威关于语方方面的著述与在这同一个问题     

比较伦理学初探——东西方关于道德与法的关系的不同见解

如果说孟子讲性善的话,那么荀子与之相反,讲性恶。据荀子说,构成习俗和道德起源的古代的“礼”,是先王为了去恶从善而制定的。因此,“礼”的本质是“人为”的,即是“伪”的。人就是根据人为=伪的社会规范而去恶从善的。乍一看,这与孟子的观点正好相反,但两者的观点在根本上又有相通之处。如上所述,这是一种凭借着具有一定变化可能倾向的经验心理学来控制人心的观点。孟子认为在人心中具有“放心”的倾向,而“礼”具有抑制     

论哲学中两条路线的斗争——与吴江同志商榷

吴江同志在《哲学研究》1978年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以下简称《两条战线》)一文,该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哲学命题——“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同时还提出了支撑这个哲学新命题的新论点。我们认为,这些哲学上的新观点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