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是利他主义吗？ ——兼与王海明教授商榷

利他主义是西方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将儒家伦理判定为利他主义者颇不乏其人。王海明先生不仅认为儒家伦理以利他主义为总原则,而且认为儒家思想是当今中国崛起的枷锁、包袱和障碍。而深入分析孔、孟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可见,与王先生建立在"经济理性人"意义上的"为己利他"伦理观不同,以"立己立人"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观蕴含着利他、利己的双重因素,并在"内圣外王"的人文理想中超越了利他、利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以正面的人性情感为价值优位的"为己之学"和"仁本主义"。儒家这一伦理观有着深厚的人性根基、民族积淀和实践智慧,至今仍是重建中国伦理最重要的传统资源。     

儒家伦理对当代生命伦理学发展的价值及其局限

对于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而言,儒家伦理提供了一种理论资源和研究进路,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一方面,儒学是一个历史概念,儒家伦理有其历史局限性和文化相对性,另方面,生命伦理学有不同于传统伦理学的性质、任务和方法,因此,对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而言,儒家伦理的价值也是有限的.儒家伦理不能自发地成为当代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分析工具和核心价值.只有在认真地清理传统儒家伦理的基础上,在不断地对儒学进行"现代诠释"或称之为"儒学创新"的基础上,所构建的儒家生命伦理学才能在后现代多元文化处境中占有一席之地,对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先秦儒家礼制伦理及其现代价值

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先秦儒家传承周礼并加以改良和创新,对"礼"作出了新的解释,将人性作为礼制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重的礼制伦理。"援仁入礼"、"为政以德"、和"隆礼重法"是先秦礼制伦理的三方面特征。先秦儒家礼制伦理中蕴含的权利与责任相统一、亲民政治伦理和法律的内在道德性等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1959年“曹操论战”与儒家伦理史学

儒家伦理与传统史学,首先表现为经与史的关系。历代政治的兴衰是传统史学书写的主要内容,儒家政治与伦理一体,使得史学成为儒家伦理的载体。"经世致用"的特点和"历史审判"的功用也是伦理史学的重要成因。史学的伦理化导致了传统史学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矛盾,二者相互交融。1959年之"替曹操翻案"运动,使历史评价的标准由"道德评价"转向"事功评价",是新中国成立后挑战儒家伦理的典型事例。这一运动导致了历史与伦理的决裂,对儒家伦理史学的解构带来重要影响。今天,应当重视"史学伦理"的研究,重建历史与伦理的联系。     

德性与秩序——从康德哲学看儒家伦理的两种构成

以康德道德哲学为着眼点,我们可以把儒家伦理划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即作为调节性原理的儒家伦理与作为构成性原理的儒家伦理.前者建基在人性的基础上,体现为人之为人的本真存在,是一种自我教育,即儒家所说的成德之教.后者建基在人的社会存在的基础上,体现为包括家庭、国家在内的一种社会秩序的安排.两种原理相互依存,其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张力.通过这种分疏,可有效地回应关于儒家伦理的普适性与特殊性的争论.     

儒家经济伦理与社会发展

儒家经济伦理是在中国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由儒家学派提炼并理论化的调整人们利益关系,评价人们经济活动的基本态度、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儒家经济伦理体系是围绕着义利关系展开的,以"见利思义"为核心,以"仁"、"义"、"诚"、"信"为根本.我们无论着眼于儒家经济伦理的发源地还是着眼于"儒教文化圈",无论着眼于中国传统社会还是当代中国,儒家经济伦理对于社会发展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儒家伦理"普世化"之反思

近年来,儒家伦理"普世化"的主张应运而生并得到了理论界的积极响应。然而,不论是在世界意义或本土意义上把儒家伦理直接发展成为普遍伦理,还是让其作为一种伦理资源参与普世伦理的建构,儒家伦理"普世化"都不能真正使儒家伦理再现昔日的辉煌。在当代全球性文化危机和中国传统文化"失语"的背景下,只有在冷静、客观地分析儒家伦理对当今及未来现代化进程的正负面效力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扎扎实实地做好文化治疗和创建工作,才是当前弘扬儒家伦理文化应该采取的姿态。     

书讯

正《成人之道——儒家伦理文化》一书包含"儒家与伦理""心性与德性""人格与修养""人伦与社会""五常与做人""原则与方法""传统与现代"七章,共计18万字。作者唐凯麟先生是我国著名伦理学家。本书阐发了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成人之道",揭示了儒家伦理对于个人心性修养、人格培育、人生境界的提升以及对于现代社会道德建设的意义和价值。本书以严谨的学理为基础,是由伦理学家写给大众的儒家伦理文化普及读物。入选"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和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     

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

儒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伦理,即如何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因此,确立人类社会的秩序是历代儒家久盛不衰的理伦旨趣,由此汇成了规模宏大的儒家伦理的思想及规范体系,并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发挥着现实作用.近代以来,儒家伦理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目前,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认真探讨这一问题: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是只能陈列于历史博物馆的文化展品呢,还是可以继续发挥现实作用的文化因素?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要厘清儒家伦理在传统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并发挥作用以及在近代社会之所以受到冲击而衰落的深层原因.本文正是力图以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线素,通过历史的分析,对这一问题作一个侧面的深入思考.     

儒家“仁”之伦理与关怀伦理可否兼容？——关于这场争论的评述

关怀伦理与儒家"仁"之伦理能否兼容?学者们通过这两种伦理学对"仁"与"关怀"等概念的解读;对原则和普遍性的批判与再批判;对传统的脱离或依归;对女性主义立场的态度等方面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李成杨认为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能够兼容,二者可以整合为一种全新的伦理学形式.而斯塔和苑莉均等学者则从不同的角度对李成杨的观点进行批驳,表示二者虽然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但绝不具有兼容的根基与可能.     

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

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的市场经济发展,客观上表明了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存在着内在的相关性.这一内在的相关性主要是什么,学者们的见解见仁见智.有些学者从否定的角度探讨了儒家伦理对于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例如"君子无所争"、"和为贵"与市场经济竞争意识的相互矛盾;有些学者则从肯定的角度探讨了儒家伦理对于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例如"节用爱人"、"言而有信"与市场经济秩序的相互和谐.这些探讨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儒家伦理的具体内容(范畴和命题)与市场经济确实存在着相互关联;但也有局限,因为它们总是纠缠于对立命题的争论,并且也难以体现出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特有"关联(例如儒家伦理重视"诚信",新教伦理同样重视"信用").因此,从新的角度探讨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相关性就非常必要.本文试图超越儒家伦理的具体内容,立足于整体结构,从其内在张力出发,阐述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相互关系.     

儒家伦理的价值及局限的现代诠释

在新时代,如何实现儒家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造性转化发展是一项迫切的命题。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是其进入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将儒家伦理置入现代人的存在境遇,在公共伦理话语背景中对其进行现代存在样式的新诠释。具体从三个层面展开:其一,儒家的"入世"是一种"安身立命";其二,儒家的"在世"是一种"自我圆成"的场域。在此,人的日常世界与终极关切合一;其三,"同心圆"与"礼"作为儒家式"共在"的应然方式,蕴含着正向的价值也存在着局限。通过对儒家伦理价值及局限的存在论意义诠释,以期在价值的彰显与闭锁中探寻其在现代社会持守与创新的道路。     

儒家行为责任伦理论要

儒家伦理是一个多元一体的伦理系统,它兼具德性伦理和德行伦理、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儒家伦理学无疑是一种德性伦理学,但是它也是一种以行为为中心的德行伦理学。而儒家所阐发的行为伦理构成了儒家德行伦理学的核心,它所揭示的"行""为"和"行为"范畴的义理,鲜明地体现了儒家责任伦理所包含的做事、不做事、应做事等本质规定性,充分体现了高度的实践理性智慧。儒家行为责任伦理体现为三大层面:一是行为责任伦理的基本规定,二是行为责任的内容指向,三是行为的责任伦理要求。     

儒家德政思想的理论逻辑

正自孔孟肇始,如何构建理想的道德化政治秩序成为儒学致力探讨的一大主题,并形成了儒家特有的"德政"思想。传统儒家德政思想内涵丰富,对"谁来执政"(君子群体与圣王)、"如何执政"(为政以德)、"执政状态"("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圣王气象)等一系列政治问题进行了回答。"性善论"作为一种美好的"人性期待",是儒家德政思想的逻辑起点。儒学对"人性"问题的总的立场以及对"人性"发展的理想期待是"善",     

儒家伦理的角色化之误

安乐哲提出"儒家角色伦理"范畴,是对儒家伦理的一种误读。角色伦理强调人在社会整体中的地位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义务,因此,它是一种消极的义务伦理。儒家伦理则经常突破人的社会地位和礼仪规范的限制,自愿地承担为他者的责任,因而是一种积极的责任伦理。安乐哲误读产生的根源则在于他没有真正把握住儒家伦理学中内在于生命的仁心,而在人生外部寻找儒家伦理的根源。     

儒佛政治伦理的冲突与融合——以沙门拜俗问题为中心

中国佛教徒曾经长期以"高尚其迹"相标榜,坚持出家不拜俗的印度传统.一些固守儒家传统的人士攻击佛教"无父无君",损害了封建纲常名教.从东晋至唐朝,朝廷举行了多次关于沙门拜俗的争论,其中以东晋成康、元兴、唐高宗龙朔二年的争论最为激烈.中国佛教僧人在元代彻底地改变了出家人不拜俗的戒条,接受了儒家忠孝至上的政治伦理原则.中国佛教与王权的关系体现了中国佛教以出世的精神服务于现实政治的伦理关怀,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民主精神和对外来宗教文化的宽容态度,体现了儒家的忠孝伦理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现了佛教"契机契理"的圆融精神.     

儒家伦理的空壳化问题

"伦理"的本意就是指人伦之理,是一套由自发而自觉的整体性应然诉求伦理观念的高蹈固然易与实践脱节,但未必不能影响于现世,知而不行,或知而不信,才会导致空壳化,知而难行,或在实践中打了折扣,并不能等同于空壳化.在生活或叙事语境中,三纲五常,天理人情成了利益算计的说词,才是标准的空壳化.清代哲学家戴震主张顺应人欲之自然而生发出理义之必然,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性色彩的儒家伦理思想,它突出了道德的自主性、人格的自主性和人性在情欲遂达上的合理性,与当今的普世价值有更大的兼容性,也有帮助于化解儒家伦理的空壳化问题.     

“报者,天下之利也”——论内嵌于传统伦理秩序的报机制

"报者,天下之利也"蕴含着儒家对"报"的社会基础性意义的理解。先贤学人的阐释呈现出两条不同的思路,展现出"报"与"义"、"礼"等儒家伦理规范的内在关联。这些阐释分歧的契合点在于:"报"是内嵌于传统伦理秩序的隐性机制,维系着传统社会的共同交往和整体性稳定。     

儒家社会角色责任思想探赜

儒家不仅阐发了角色责任伦理,还建构了名分责任伦理和位分责任伦理。儒家传承发展了《周易》关于"位"的思想,提出了许多"位分"和"位责"的主张,阐释了当位、正位、立位等观念。先秦儒家文献没有"名分"概念,但分别从"名"和"分"两个维度把握"名分"问题;儒家很注重名位、名号、地位、身份等名分,并由此形成了中国正名的责任伦理思想传统。儒家鲜明地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和"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等一系列角色责任定位。儒家伦理既是一种德性伦理又是一种角色伦理,无论是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还是其他学者彰显的儒家德性伦理学根本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可以兼容并包的。     

儒家“孝”伦理的逻辑运行路径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孝"伦理不仅有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且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更为突显的是其逻辑运行路径,它将儒家"孝"伦理从关系建构到伦理原理、道德法则、行为规范、个体德性直至最后的个人得失贯穿一体。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是由"伦"至"理"的逻辑运行,实际上也就是以孝为本的伦理实体建构过程;其次是由"道"至"德"的逻辑运行,也即以孝为本的道德自我建构过程;最后是由"德"至"得"的逻辑运行,也即儒家"孝"伦理的现实外化过程。由此,形成一个由现实的亲子血缘关系出发,最后又回归现实生活的逻辑运行路径。